讀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讀出一些有意思的情節——張愛玲與柳存仁的“陽臺風波”。是書最近出了簡體字版，書名改為《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既稱“宋家客廳”，就不好將自家祖父及父母當作來客了，實質兩書是一書。表面看僅僅是繁簡之別，其實還是有些微差別。一目了然的是圖片的不同，繁體字版有的圖片，簡體字版不見得也有，反之亦然。不容易看出來的是文字的差別，我未通檢全書，只在“張愛玲”這一章里看見幾處不一樣的地方。

        先挑宋以朗先生一個小錯，這個小錯很多學者仍然在犯。“張愛玲”這一章，第一小節名為“張愛玲、夏志清與柳存仁”，其中有這么一句：“抗戰勝利后，柳雨生南下香港任教，改名柳存仁。”這里用“改”是不對的，柳雨生的本名就是柳存仁?！豆沤瘛冯s志第十期（1949年11月）刊有柳存仁《談自傳》，文后附錄“作者略傳”：“柳雨生，初名存仁，字雨生，后遂以字行。存仁，其舅公左子興秉隆公為取名，雨生則其友人星家袁樹珊先生所取也，謂其五行缺水。欲保留此時代社會上尚有此種未能革除之習慣信仰也?！?/p>

        “柳雨生”之名于上海淪陷時期使用最多，乃至最終大家都知道柳雨生是“文化漢奸”，而柳存仁好像是另外一個人。就算是在淪陷時期，柳存仁也不是絕對不用“柳存仁”，有的時候甚至同時使用，仍以《古今》為例，第十九期“周年特大號”，既有柳存仁的文章《年年有個三月三》，也有柳雨生的《異國心影錄》，問題是只有通讀了《古今》的讀者才能聯系得起來“此柳即彼柳”。

        柳存仁后來不愿意回憶那段歷史，最省事的辦法是永不再用“柳雨生”。與柳存仁心理相似的還有金性堯（文載道），周劭（周黎庵）等。柳存仁于淪陷時期使用“柳雨生”，如果說他是故意想隱瞞什么，倒也不盡然，否則他也不會早早在自傳里公開柳雨生就是柳存仁，但是他這樣兩個名字來來回回使用，竟然把后來的研究者給搞暈菜了。

        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不管時間地點一律使用“柳存仁”，免得再添亂。

        《古今》刊載有張愛玲兩篇文章，據說是柳存仁介紹張愛玲給主編周黎庵認識，這才有了發表的機會。我一直奇怪，柳存仁編《風雨談》時為什么一篇張愛玲的作品也不用，而且太平書局出了那么多單行本，也不邀請張愛玲加入一本。柳存仁和張愛玲很熟絡，1942年同船自港返滬，介紹周黎庵認識，現在又知道很有名的“蘇青張愛玲對談記”（1945年2月27日），對談時柳存仁居然在現場。二十四年后和三十五后張愛玲兩度在給宋淇信里提起那次對談時如何怠慢了柳存仁。

        1969年4月1日，張愛玲寫信給宋淇，說正在托當時在波士頓的柳存仁找工作：“柳存仁沒有消息，我打電話去，非常冷漠，說幾句順便和太太同來，免得費事（我并沒預備費事招待），結果也沒來。前天志清到Boston開會，住在他家。我去旁聽遇見了，不然我也不提了，但是好像太太同來就不堅邀，所以又請他們有空來，仍舊推托。隨后聽見志清說他解釋是太太吃醋。他一共跟《雜志》的人到我家來過兩次，太太沒有來過。有一次有點得罪倒是真的：跟蘇青，對談，我說人多，說不出，編輯叫他到陽臺去等著，雖然是開玩笑的，他臉上有點窘。但是我以為他現在得意的時候也許愿意看見old acquaintance(老朋友)?！?/p>

        1980年8月29日，張愛玲給宋淇信稱：“柳存仁我六五年在Bloomington, Ind.（印地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開會碰見他，就坐在我前排，我跟他招呼，他鼻子里哼了一聲，板著臉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唯恐我托他找事。當時我信上告訴你們，說也許也是因為從前有一次怠慢了他，讓他在我們家洋臺上獨自站了半天。不是我睚眥必報，似乎犯不著去替他捧場，不登也罷?！?/p>

        我曾經說過，“我不是個記仇的人，但是讓我忘掉也很難?！币苍S很多人，包括張愛玲和柳存仁都有“睚眥必報”的一面。

        第一信里“所以又請他們有空來”和“他一共跟《雜志》的人到我家來過兩次，太太沒有來過”連在一起說很容易讓不明背景的讀者糊涂，須稍加解釋?！坝锌諄怼笔?969年張愛玲請柳存仁到張愛玲美國的家；“來過兩次”則是上海張愛玲家，1945年2月“蘇張對談”一次，另一次不得而知。《雜志》是上海淪陷時期的一本雜志，簡體字版未加書名號，繁體字版加了，不加書名號讀者以為是隨便一本什么雜志呢。張愛玲《詩與胡說》有一段：“我想起紀弦。第一次看見他的詩，是在雜志的‘每月文摘’里的《散步的魚》，那倒不是胡說，不過太做作了一點。”這里的雜志即《雜志》，張愛玲沒加書名號。宋淇上海淪陷時在上海，所以他知道有這么本《雜志》，所以張愛玲跟宋淇說雜志他一準兒知道是《雜志》而非其他刊物。

        《蘇青張愛玲對談記》登在1945年3月號《雜志》，封面套紅刊出標題，里頁有如下信息：

        主催者：本社

        對談者：蘇青 張愛玲

        時間：三十四年二月廿七日下午

        地點：張愛玲女士寓

        《雜志》社出面請兩個最當紅的女作家對談，為什么要拉上柳存仁？既然柳存仁在場“我說人多，說不出”，為什么柳存仁不走開而一定要在陽臺罰站似的死等？等的時間至少有兩個鐘點吧，《雜志》上的文字記錄就占了七頁，實際得說多少話呀。

        肖進編著《舊聞新知張愛玲》里有一則《大上海報》1945年2月12日所載署名“柳浪”的文章《張愛玲與潘柳黛》，內云：“《古今》《天地》等七家雜志編輯，將與名演員在元宵節義演《秋海棠》于‘蘭心’。女作家張愛玲，潘柳黛亦參加演出，張飾羅湘綺，未知能否勝任；潘演一老娼子，則頗為適當?！?/p>

        查:1945年元宵節正是2月27日，《風雨談》編輯柳存仁或作為“七家雜志編輯”之一參與演出，所以要在陽臺死等張愛玲，晚上一起參加演出。事實果真如此么？

        這一年張愛玲還住在愛丁頓公寓（常德公寓）六樓。李巖煒先生寫有《張愛玲的上海舞臺》，書中有一節專門寫到他實地尋訪張愛玲故居，并拍了照片。我們應該特別感謝李先生，他拍下了那個令柳存仁“臉上有點窘”，“獨自站了半天”的陽臺的內景。

        這個陽臺，張愛玲拍過照片，很多次寫進小說和散文。這個陽臺不像是很方正的那種，沒有我家（愚園路）的陽臺寬闊，姐姐小的時候在陽臺騎著兒童車的照片還在，那時我只有幾個月大，可惜沒留下陽臺照片。我家的房子還在，現在是長寧區政府所在地，前幾年父親和姐姐回滬，拍了房子的外景。我現在才知道愚園路離常德公寓很近，網絡上曝光很多張愛玲的粉絲朝拜常德公寓，公寓不勝其擾，掛出了“私人住宅，謝絕參觀”的牌子。北京四三條魯迅故居由于屬于“國有”性質，倒不會嫌棄游客。這也許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和小資文藝偶像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