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從一堆茫無頭緒的檔案、一堆紛繁雜亂的史料變成我們可以理解的過程，需要經過整理和敘述。這個過程既是淘汰又是保存，既是記憶又是遺忘，一切都取決于選擇和發現。發現一些人和事，選擇一些場景和時間，完成一個有意義的語言建筑，那就是歷史。有許多人和事在時間中存在過，但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能成為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史上的元代，可以是一個舞臺和一本書（《錄鬼簿》）的元代，也可以是一個閣和一群人的元代。自王國維以來，學者都在勾繪那個一個舞臺一本書的元代，而邱江寧則為我們描述了一個閣一群人的元代。

        如果說文學史研究的著眼點可以抽象為點、線、面三個結構要素，并對應為作家、時段、群體三種研究視角，那么文學史研究的進步，我認為主要取決于面的研究。因為文學史的運動是以群體為基本單位，像冰河那樣在冰塊的碰撞中奔涌、流淌的。在以往的斷代文學史研究中，元代一直是較薄弱的環節——這不是說研究者對元代文學關注之少，而是指注意力都集中在戲曲方面，詩文很少被觸及。而關于元代文人群體的研究，更只有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楊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詩文研究》（中華書局，2008）等不多的幾種專著，學位論文也都集中于江浙一帶文人集群的研究。這與六朝、唐宋文學研究中流行的集團、群體研究形成鮮明的反差，也暗示了兩者學術積累的差距。

        問題還不在于簡單的數量對比，唐宋文學中的群體研究不僅涉及作家的地理空間分布，還涉及作家在政治格局中所占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臺閣、文館、州郡、幕府不同層次的官僚文人及其相應的創作活動都得到細致的研究，而元代文人群體的研究只涉及地域。這不是研究方法和觀念的問題，完全是學界整體投入的問題。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傳統觀念籠罩下，學界對元代文學的觀照長期以來主要投向戲曲，詩文研究明顯滯后。但元代詩文被忽略是毫無道理的，經過近年的整理，享國不到百年的元代，詩文作品存世量之多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僅詩歌即有約十四萬首，比《全唐詩》三倍還多。面對如此豐富的原始文獻，再看現有的元代詩文研究，就不能不感慨現有研究的薄弱。                

        但最近幾年，元代文學研究明顯給人趨暖的感覺，有分量的論著不斷出現。其中邱江寧的《奎章閣文人群體與元代中期文學研究》（下引僅注頁數），是我看到的一項重要成果。奎章閣作為天歷中元文宗收藏圖書、古董以供他和侍臣講論、清玩的場所，一向只為治文獻學或美術史的學者關注，臺灣學者姜一涵著有《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一書，考察了奎章閣的官制及相關文獻，關注的重點是它作為書畫鑒藏機構的意義。

        而邱江寧在研究中注意到，元文宗再度即位后，為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勢力，有意識地將奎章閣學士院提升為正二品機構，下轄群玉內司、藝文監等職司，人員從六名擴充到八十余名，并領修《皇元經世大典》，在他執政期間扮演了極其重要的政治角色。雖然隨著元文宗的去世，奎章閣被改為宣文閣，職能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在天歷二年（1329）到至元六年的（1340）近十二年間，“這個機構曾經聚集了當時元代文化界、政壇最重要的人物，也曾一度使元代文化建設和文學創作、藝術收藏和鑒賞事業相當繁榮”（第3頁）。綜觀元代詩文的總體發展脈絡和創作格局，邱江寧逐漸確立起“元代詩文發展、繁榮的真正主力軍和推動者，主要是以館閣文人為核心的奎章閣文人群體”（第2頁）的認識，率先發表《奎章閣文人與元代文壇》（《文學評論》2009年第1期）一文，對相關問題做了探究。又經過幾年的努力，她終于拿出一部厚實的專著，就奎章閣文人群體的文學活動及其對于元代文學史的意義做了全面的論述。

        全書的論述流暢而充滿自信，讓人感到作者對自己的研究有著清晰的意識和明確的定位，那就是立足于描述奎章閣文人詩文創作的時代背景、社會心態以及這個群體對時人的實際影響，“期望呈現一個非常獨特的館閣群體、呈現他們很不一樣的創作內容以及非凡的時代影響”（13頁）。這些內容是以往的研究所忽略的，容有較大的開拓余地，但如何在一個較短的時段內展開這些對于元代文學史很關鍵的問題，仍然是艱巨的任務。邱江寧首先在緒論中辨析了奎章閣文人與元曲作家群活動的年代差異，從而在作家代次及文學趣味上將他們從文學史中剝離出來，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劃出較為清晰的界線。這對于群體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分上下兩編，分別對奎章閣文人群體的文藝理論主張與復古思潮的關系、創作實踐的多民族特征與元代中期文壇的南北融合問題展開研究。作者通過自己的論述表明，這兩大問題不僅是奎章閣文人群體研究的核心內容，也是整個元代文學史研究的焦點所在。這些在歷來研究中較少被觸及的課題的提出，不僅凸顯了作者的學術眼光，同時也奠定了整個研究創新的可能和基礎。

        書的上編是由奎章閣文人與元代復古思潮的關系入手，來展開對這個文學群體的論述。作者指出，“元王朝自建國之初從政治哲學到文化思潮再到主流文化圈都主張復古，元中期后更以程朱理學為官學，而程朱理學正以復古、讀經為宗，所以元代文藝復古思潮的掀起是從政治到文化、從館閣文臣到山林遺賢逸士、自上而下、全方位的，幾乎沒有哪個朝代像元朝一樣，朝廷與民間、館閣與山林、從建元開始到終元之時，始終貫穿和彌漫著濃厚的復古思潮。”（21頁）在這一論斷下，她從趙孟頫開始，逐一分析其教育背景、文藝思想、創作實踐，并注意分辨蒙古人、色目人、南人、漢人不同身份文臣的家學淵源與學術傳承，與黃宗羲《宋元學案》所論許衡、劉因、吳澄三派相對應，清晰地梳理了元代中期學術思想和文學思想的承傳和流別。以往的研究，對元四家等著名文人也都有所關注，但很少聯系奎章閣文人這一在“那個時代獲得最多文化資源、掌握最大文化權力”（59頁）的文人群體的背景來考察。邱江寧在梳理奎章閣幾代文人師承關系的基礎上，用三章的篇幅分析了他們的詩文理論主張與其創作實踐，在詩歌方面著重考察了大量存在的同題集詠詩與紀實傾向、盛行一時的題畫詩與意象明晰、出行送別詩與情感平和的關系；在散文方面，則著重分析了以反映現實為旨歸、重理性輕審美、重記述輕文辭的寫作傾向。第五章“奎章閣文人群體文藝理論在元中葉文壇的深遠影響”，則不只限于談理論方面的問題，也涉及創作方面的實際影響，讓我們對一個時代的文學風貌留下全面的印象。

        下編討論的元代文學、文化的南北融合也是歷來未受到重視的問題。中國古代南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一直存在北高南低的落差，但到元代，南方的發展開始整體上超過北方，并決定了以后數百年始終北風不競的態勢。在這史上最重大的區域文化消長中，元代社會的南北融合進程以及折射于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上層建筑領域的南北融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說“幾乎是元王朝有別于其他時代、王朝的顯著特征”（197頁）。作為元代中期文化事業重要象征的奎章閣及其中活動的文人，也清楚地顯示出南北雙向融合的互動態勢，用邱江寧的話說就是：“一方面是北人為南方精致文化所吸引，不斷學習、不斷調整自身文化氣質的過程；另一方面是被征服的南方為北方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恢弘氣魄所懾服，不斷修整自身文化氣質，尋求被吸納、被整合、被融入的過程。”（199頁）兩者反映于文壇，便形成了“北人作南風”和“南人作北風”一對引人注目的姊妹現象。

        關于前者，作者概括為：“北人受南方文化影響，在創作中或運用南方典型創作手法進行寫作、或以南方風物為描摹對象、或以南方時調寫北邊風情，其間又不失北人氣質，顯示出南北貫通，不拘南、北地域之限的風格。”關于后者，作者概括為：“南方文人大舉北上，為北方氣度、景象、人物風俗、異域宗教等所吸引，所作詩文既溢出南方典型意象，又脫略于南方農耕文明的特征，顯示出迥異于南方文化氣質的創作現象。”（199頁）兩者以“上京紀行”與“江南書寫”為南北文人共詠聯吟的主題，并以奎章閣文人代表的當時一批頂尖作家的創作為契機，成為元代文學南北融合的象征性話題。對此作者不是簡單地列舉出現象即完事，在排開正劇之前，她先討論了程鉅夫這個拉開南北文學交融序幕的人物，正是程鉅夫倡議任用南人，并出使南方薦舉趙孟頫、吳澄、張伯淳、揭傒斯、袁桷、范晞文等文士北上任職，又身體力行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文章手筆影響一代文風，這才有奎章閣人才濟濟的盛況。以此為前提，作者先總論奎章閣文人群體的多民族特征、同題集詠對南北文學融合的影響，再分別申論“上京紀行”和“江南書寫”的具體內容，線索清楚，綱舉目張，足以讓人感覺作者從容駕馭問題、把握全局的氣度和能力。

        從碩士、博士到博士后研究，邱江寧先后師從于俞樟華、章培恒、胡明三位先生。這三位老師都以古今貫通、視野開闊見長，邱江寧轉益多師，悉得其學理真髓，而又濟之以扎實的文獻功夫。先在2008年完成了《中國學術編年·元代卷》，然后才在此基礎上寫作《奎章閣文人群體與元代中期文學研究》。憑著書后三個附錄《奎章閣學士院任職人員表》《奎章閣文人核心成員群體表》《奎章閣文人群體重要作家作品知見情況敘錄》的扎實考核，她對以奎章閣文人群體為中心的元代中期文學史做了一個扎實而有穿透力的論述。不僅有閎敞的空間結構，也有細膩的歷史層次，無論是南方文人的北上，還是他們融入蒙元政權的過程，都可以看到清晰的步驟。讀完全書，我對元代中期文學史獲得一個有立體感的完整的印象，沒有比這更令人愉快的讀后感了。        

        當然，出于對一部優秀著作的尊重和更嚴格的要求，我也想坦率地談一點我個人覺得不足的地方。首先是上編對奎章閣文人復古思想及創作實踐的論述，稍嫌簡略。不僅對虞集詩論的概括失之單薄，未提到近年因《二十四詩品》辨偽而被挖掘出的《虞侍書詩法》；第78頁談到揭傒斯《蕭孚有詩序》，認為與虞集的詩歌主張幾乎完全合轍，似也失之簡單，沒有注意到他對韋應物的特別推崇；而對創作實踐的討論，相比理論主張又更顯得薄弱，比照第三章“奎章閣文人群體詩歌創作的主要特征”從具體類型揭示寫作特征的方式，這里本可對奎章閣文人詩歌創作一般傾向略做概括和分析。根據我的經驗，理論主張據作者自述和后人評論，比較容易整理，而創作則需要深入鉆研其作品才能談出自己的看法。這需要很大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而目前的項目管理制度卻不給學者這種優游，以致學者只能借歷史資料的轉述和他人的評論來取代自己的細致考察和分析。這也是目前古典文學研究論著中常見的現象，實為學術體制束縛的無奈結果，不足苛求。但作者談到元代文學去南宋之弊而造大元之新，只是沿襲新朝文士的說辭，而缺乏政治層面的反思，則需進一步斟酌。歷史上每當改朝換代之際，新朝修史編書一定給勝朝涂抹一層負面色彩，以凸顯彼可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唐初對六朝的抨擊，宋初對五代的鄙棄，無不與這種“政治正確”有關。元初人對南宋文學流弊的批評，是可以聯系歷史上改朝換代之際的文學史論來做話語分析的。以上這些感覺和判斷不一定正確，謹在此提出奉作者參考，并就教于專家和廣大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