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政府6月10日批準出資亞投行的具體方案。按照聯邦財政部提交的文件，德國計劃在2016年至2019年向亞投行提供9億美元資金，自2016年起提供36億美元的擔保，以此成為亞投行的第四大股東，出資規模僅次于中國、印度和俄羅斯。

        參照國際地區發展銀行的資本構成慣例，德國作為域外國家，擬持有亞投行4.1％的股權，屬于合理范圍。但是，G7峰會剛剛落幕，德國先于其他歐洲國家釋放這一重要訊息，令人矚目。

        在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問題上，G7分裂為兩個陣營：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表示支持；美國、加拿大和日本持懷疑態度。亞投行也是本次G7峰會的一個熱點話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強調必須先解決潛在的腐敗問題；默克爾則表示，這一議題應在下屆峰會由日本擔任主席國時再行討論。G7領導人最終達成共識，未來在與亞投行打交道時，彼此應保持密切協調。

        德國申請加入亞投行，看似受到英國的鼓舞，實非一時沖動，而是基于經濟利益、全球治理、地緣政治以及規范傳播等多方面的考量。

        首先，亞洲經濟快速發展以及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使得亞洲在德國對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得到提升。2009年德國黑黃聯盟達成的聯合執政協議明確指出，鑒于亞洲快速增長的重要性，亞洲在德國對外政策中具有優先地位。

        早在去年秋天，德國智庫就提出參與中國的區域發展政策，建議德國加入亞投行。因為亞投行可以滿足亞洲能源與運輸等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需求，有利于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于英法等歐洲伙伴，實力強勁的德國工業更有希望承接來自亞洲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其次，鑒于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走向式微，歐洲國家認識到，未來在世界經濟與政治規則的制定方面，中國將享有更多的話語權。為了應對21世紀的挑戰，針對自由貿易、金融市場、氣候變化以及互聯網絡的發展，國際社會需要制定新的安全、環境與風險規則，歐洲必須有選擇地參與中國主導的發展政策機制。

        德國智庫近期提出變革國際協調體系，探索中歐合作新的領域。G7峰會期間，德國前國防部長古滕貝格發表署名文章，質疑七國集團機制的有效性，因為沒有中國與俄羅斯的參與，當今世界的許多問題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決。

        第三，在德國國內的相關討論中，亞投行被視為全球治理的一種進化，標志著中國多邊主義議程出現轉折。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近年來受到新興經濟體的批評。歐洲國家支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進行改革，賦予新興經濟體更多的話語權，但是遭到美國的反對。鑒于中國的經濟實力在現有的多邊機制中無法得到充分的體現，德國對于中國尋求多邊主義替代模式的做法表示同情。

        第四，德國等歐洲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反映了地區發展基金的一種新常態。在地區發展銀行的建設方面，歐洲擁有豐富的經驗。歐洲現有兩個多邊發展銀行，其中歐洲復興開發銀行面向域外國家開放，共有64個成員國，包括美國、日本和韓國。美國是最大的股東，擁有10%的股權，同為域外國家的日本擁有8.5％的股權，與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等域內國家比肩。按照亞投行的設計，亞太地區國家持股在70%~75%左右，域外國家在25%~30%左右。在23個域外國家中，德國擬持股4.1％，適度表達了德國的經濟實力及其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第五，德國等歐洲國家作為創始會員國加入亞投行，旨在從內部規則的制定方面施加影響。美國和日本為亞投行設置障礙，除了影響力競爭的因素，主要原因是擔心中國主導的多邊機制可能削弱西方設定的標準。德國財政部本周對加入亞投行的理由進行了說明：德國聯邦政府希望通過這一多邊金融機制對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支持，德國的參與有助于確保這些項目追求較高的環境和社會標準。

        G7峰會正式會議舉行之前，默克爾與奧巴馬一起享用巴伐利亞白腸早餐，意在向全世界彰顯德美團結。但是，圍繞亞投行問題的博弈，還是暴露出德美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分歧。

        德國此次在歐洲國家中率先公布出資亞投行的具體方案，再次觸及中德特殊關系與中歐關系的平衡問題。綜觀歐盟成員國對于亞投行的反應，歐盟內部分化為兩大陣營：包括英法德在內的15個成員國申請成為創始會員國，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與另外13個成員國至今沒有表明態度。歐盟成員國的立場分歧，表明歐盟在這一重要議題上缺乏協調。

        基于歷史原因和對外政策的特殊性，德國一向強調歐洲化的德國，主張加強歐盟對華政策的協調，避免在對華政策上特立獨行。布魯塞爾也希望中德關系“去特殊化”，擔心中國與成員國之間的特殊關系可能導致歐盟內部的競爭與分化。歐盟成員國此次在亞投行問題上各行其是，表明布魯塞爾在處理對華關系時缺乏行動力，歐盟內部管控分歧的能力有待加強。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教授、德國波恩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