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種說法：20世紀40年代，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時期，靠種植銷售鴉片來解決自己的補給問題。這種說法對中共形象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因此，有必要了解清楚歷史情況到底如何。

        在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之前，吸食鴉片確實是當地較為普遍的陋習之一。陜北、甘肅東部、寧夏東南等地，因地處黃土高原腹地，不僅農業生產十分落后，社會文化也未趨進步，民眾生活困苦，各種陋習沿襲不絕。齊禮編著的《陜甘寧邊區實錄》記載了當地情形：由于經濟文化落后，民眾中吸食鴉片、嗜好賭博的現象很普遍。這一點，在更早期的一些著述中也得到印證，如英國傳教士史密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一書中寫道：“延安府是鴉片毒癮比普遍流行狀況更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城鎮居民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或輕或重的鴉片受害者。……就延安府而言，進入了幾乎每一個家庭。”可以看出，當時吸食鴉片的不只是土豪劣紳、軍官士兵，而是幾乎滲入了每一個普通家庭中，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陜甘寧邊區的鴉片煙毒來源，缺乏完整的史料印證，從零星的記載看，應該是輸入和“自種”兩種情形均有。如在梁星亮等著的《陜甘寧邊區史綱》中記錄的是：陜甘兩省的罌粟種植面積分別占農田面積的90%和75%。在陜甘寧邊區政府1943年接到的“快郵代電”中描述，“各縣偏僻地方仍有不少偷種鴉片煙苗者”，這些不像是突然出現的現象。陜北土地貧瘠，物產匱乏，民生艱難，鴉片煙苗價值高昂，農民出于利益考慮“偷種”，并不難理解。

        然而，邊區政府對鴉片煙苗的態度卻一貫鮮明，對于偷種現象一律予以“嚴禁”。早在1937年，邊區的前身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就頒布了《關于禁止鴉片的布告》，其中嚴禁種植、吸食和買賣鴉片，“種了鴉片的，由各級政府督促鏟除，改種其他糧食”（《陜甘寧邊區政府查禁煙毒史料選》）。1943年邊區接到“快電”報告后，立即發布“查禁鴉片煙苗的命令”，其中寫道：鴉片煙苗為本府歷來所嚴禁，際此早春正宜農作開始之時，為發展邊區人民生產事業，完成政府第一重大任務，重申前令，嚴厲查禁，如仍有私種鴉片煙苗者，經查出定依法嚴懲不貸。對于已經種植的，“嚴令徹底鏟除，改種良田”（《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不久之后，邊區政府即第三次修正了“查獲鴉片毒品辦法”，對舉報、查緝煙毒犯罪予以獎勵，“本人查獲送交禁煙督查機關，或當地政府者，給以獎金之全部”，“向禁煙督查機關，或當地政府報告，因而查獲者，報告人得獎金全部二分之一”。為了查禁外來鴉片煙毒，邊區政府專門于1942年成立了禁煙督查處，在必要地區設立督查分處，負責“查禁及處理邊區境內之鴉片毒品”。

        1943年9月，邊區政府就“禁止吸食鴉片煙”專門給各專員公署、縣政府發布指示信，其中要求各鄉、市政府一個月內將境內煙民分別煙癮大小、年齡大小予以登記，之后各地政府及衛生機關應幫助煙民找戒煙丸藥按癮發給，如期戒斷。為了提高戒煙效果，指示信還要求讓煙癮者參與生產勞動，組織群眾運動，以村民大會、市民大會等形式，甚至發動婦女、兒童等做勸戒運動。各鄉、市制定鄉市公約中加上“戒大煙”一條。發動煙民之間的戒煙競賽，戒絕了的要給予獎勵，并廣為宣傳，對經過勸導鼓勵仍不愿戒煙的，還要由區鄉政府或司法機關罰辦，罰辦分“罰金、罰禁團”，“重的送司法機關”。

        邊區對于鴉片煙毒的一系列政策及具體措施，起到了很大成效，不僅有效遏制了外來鴉片煙毒的輸入，較為徹底地鏟除了鴉片的種植，還很好地改善了邊區部分民眾吸食煙毒的舊習，至抗戰結束，吸食鴉片在邊區近乎絕跡。1944年，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邊區的美國記者福爾曼在《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中說，“我在共產黨區游歷了五個月，沒有發現任何一點鴉片的痕跡”。

        從近代史這一長的時間段看，以陜甘寧為代表的西北地區，由于特殊的地理社會環境，不能說絕不存在鴉片煙毒的現象，但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這些地區的鴉片煙毒的蔓延才得到了遏制，民眾吸食鴉片的舊習才得以改變。這才是歷史的真相。那種挖空心思給共產黨身上“潑臟水”的說法，不但有悖事實，而且顯然別有用意。

        （作者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陜甘寧邊區歷史研究中心，本文原載2015年6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