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1月的第50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聯邦總統高克、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國防部長馮德萊恩發出了德國調整其外交政策的最強音：德國應在國際危機和沖突的應對中承擔更多責任，應在國際政治中作為良好伙伴更及時、更堅決和更切實地投入。

        為明確這一德國外交政策的定位與前景，施泰因邁爾還從2014年2月起啟動了“反思德國外交”的大型項目。一年多后，德國的外交轉型有何切實的進展，德國的肩上是否擔起更多責任？

        首先，德國對于自己的領導角色不再矜持。如果說在歐債危機應對過程中，德國表現出的是一種“不情愿地領導”，那么，如今的德國已經從“責任話語”轉向了“領導話語”，并已經開始在國際危機與沖突的應對中主動尋求扮演領導角色。

        例如，在“反思德國外交”項目的結論中，施泰因邁爾明確表示，德國是有著全球利益的歐洲領導力量。在第5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馮德萊恩更是在演講中直言不諱地宣稱，德國已經做好了擔任領導角色的準備。

        雖然德國總理默克爾迄今未就德國外交的轉型明確表態，但她在烏克蘭危機應對過程中的穿梭調停外交，已經證明她是歐盟內最具領導力的政治家，有能力把歐盟內各國不同的聲音協調為某種共同的立場。

        其次，德國在軍事手段的運用上也呈現出一些積極動向。一直以來，圍繞德國外交轉型的討論糾纏于運用外交手段和軍事手段上的關系，尤其德國民眾對于聯邦國防軍的外派行動持反對意見。有鑒于此，施泰因邁爾在一年前曾指出，雖然他并不排斥軍事手段作為最后手段，但他表示，德國將繼續保持克制，只是軍事克制不能被誤讀為置身事外的原則。顯然，他當時的言辭還相當謹慎。但是，施泰因邁爾的論調已然有所不同，他表示：為了確保政治解決方案取得成功，軍事手段的使用也是應當的，乃至不可避免的；德國人雖然始終需要仔細審查，但不能條件反射般地拒絕軍事手段的運用。

        在今年2月的第5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馮德萊恩把德國的領導角色冠以“來自中間的領導”。雖然此概念意思不明，但針對這一概念，她首先提到的是，德國應把最好的資源和能力投入到其聯盟和伙伴關系中，這當中自然也包括德國在安全政策領域的資源與能力。

        從德國迄今的外交實踐來看，外交手段的運用仍然是重點，包括危機的預測、預防和管理。為此，德國外交部也將進行結構重組，設立專門的“危機預防、穩定和沖突后處理司”。另外，在烏克蘭危機的應對過程中，德國雖然較之以往表現出了對俄羅斯更為強硬的立場，但德國堅決反對用軍事手段解決烏克蘭危機，反對向烏克蘭輸送武器但德國在其他地區的危機和沖突的解決上有選擇地采取了新的、與軍事手段運用相關的行動。例如有限地增強在非洲的軍事行動、幫助銷毀敘利亞的化學武器，以及向伊拉克北部等危機地區輸送武器和派遣培訓人員等。

        與此同時，德國也在尋求重振歐洲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烏克蘭危機的爆發與持續，也增強了這一政策向前推動的必要性。

        日前，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提出了建設一支歐盟軍隊的設想，這一提議固然有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增強歐盟應對來自俄羅斯威脅的能力的考慮，但它也迎合了德國多年來的要求。

        早在2007年3月，默克爾就把建設一支歐洲軍隊設定為長期目標。在現政府的《聯合執政協議》中也有相關表述：德國致力于一個越來越緊密的歐洲武裝力量聯合體，這個聯合體可以繼續發展成為一支議會監督下的歐洲軍隊。長久以來，歐洲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發展受制于德法英這三大國之間的意見分歧。如今，在德國在歐盟內的領導力不斷提升以及烏克蘭危機發酵的背景下，這一愿景較之以往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

        目前，德國國防部長馮德萊恩已經啟動了德國安全政策最重要的文件，即安全政策白皮書的修訂工作，上一份白皮書還要追溯到2006年，新的白皮書預計2016年出臺。和德國外交部一樣，白皮書的修訂也引入了公開討論和讓專家與民眾參與的方式。這些“公關”與“啟蒙”行動顯然也旨在讓習慣于在國際事務中要求政府保持克制的德國民眾，逐漸適應德國日益增長的領導能力及其外界對此的期待。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教授、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