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年）》，針對鄉村教師“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突出問題提出八大舉措：全面提高鄉村教師思想政治素質和師德水平、拓展鄉村教師補充渠道、提高鄉村教師生活待遇、統一城鄉教職工編制標準、職稱（職務）評聘向鄉村學校傾斜、推動城鎮優秀教師向鄉村學校流動、全面提升鄉村教師能力素質、建立鄉村教師榮譽制度等。

        中國的鄉村教師，是一群保留火種的人，尤其是民辦教師。這群人的形象，反復出現在中國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中——譬如劉慈欣的《鄉村教師》。他們之中，那些用心的人，仍在努力拉平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自己卻承受著巨大的落差。對他們而言，去城里打工，或許是人生中必然的一種選擇。

        教育與城鎮化，其中都內含“選拔精英”與“保障公平”的兩種取向。但實際上，“兜底”與“拔尖”并不矛盾。

        在國家發起對鄉村教師的支持計劃的同時，我們更希望能讓人看到以往不被關注的一群民辦教師的命運。以一篇“返鄉筆記”在春節期間引發熱議的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生王磊光，為我們寫來了他自己啟蒙老師的故事。其中折射了社會現實中很多被忽略的問題。我們在此將這些呈現出來。

        “到1993年，全國民辦教師的總數由1978年的464.5萬下降到215.5萬，占全國中小學教師總數的比例由1978年的55.2%下降到24.3%。”

        據1994—1999年的《教育事業發展的統計公告》：到1999年，我國小學民辦教師尚有49.66萬，初中民辦教師4.11萬。

        一

        民辦教師周厚勛，1954年生，1972年高中畢業，開始在家鄉羅田縣大霧山村任教，直至2001年被辭退，繼而被鄰村小學請去代課一年，轉而受邀偏遠山村辦私塾，又十年，終于在2014年春夏為病休教師代課半年后，徹底結束了教書生涯。年至六十的他，沒有退休工資，沒有養老保險，什么都沒有，頭發已花白，眼睛不好，心臟不好，為了生計，不得不外出去安徽礦區討生活。

        民辦教師周厚勛，我的啟蒙老師，也是大霧山村幾乎所有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的啟蒙老師。周老師教了我三年，一年級和二年級。——那時候，大霧山小學沒有幼兒班，硬性規定凡是剛發蒙的同學必須讀兩個一年級才能升級。周老師就教了我兩年一年級，以及二年級。在大霧山小學，周老師從來都是帶一年級，一個人全負責，有時還要加上二年級或三年級的語文課。

        約定去拜望他的那個下午，正值盤田插秧的季節。田里下了6斤谷種，被老鼠和麻雀偷吃不少，他上午挑糞灌秧，下午就在家專門等我，我們足足聊了三四個小時。師娘到鎮上賣工夫去了——幫人插秧，一天掙120塊錢。四歲的孫子獨自在廚房玩，偶爾從門縫里探出頭，朝我們笑兩下，又一邊玩去，玩瓶子，玩三輪自行車，并不打擾我們。自行車是周老師去年打工回家過年時給孫子買的禮物。

        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周老師來我家看我，提來一袋東西——柿片和一包茶葉。周老師充滿歉意地說：“昨天你急著要走，沒有留你吃晚飯，你師娘后來怪了我半天。曉得你明天就要去上海，這柿片和茶葉，都是自家產的自己加工的，你帶到上海去。”周老師家所在的上周塆，柿子個大，極甜，在我們那里最有名氣。也別小看這一斤茶葉，雖是普通塑料袋包裝，卻極為走俏。因為是高山野茶，沒有任何污染，本地商販以150塊一斤的價格從農戶家中買進，再以300到400塊一斤的價格賣給城里的商販。而我去看老師時，僅僅提了一件牛奶。我想拒絕，又怕卻了老師的情意，他會十分不高興。

        周老師的脾氣我自然是清楚的。在大霧山村，甚至包括它周邊幾個村子，教一年級沒有誰比周老師教得好、教的時間長。他教了三四十年的一年級啊！然而他的嚴厲、耿介，也是出了名，野瘋的、沒有完成作業的孩子，不愛惜糧食和公共財產的孩子，都可能要打屁股。那時候不像今天，今天要是誰家的孩子挨打，家長就會告到校長那里，告到教育局；那時候的農村家長特別歡迎老師打自己的孩子。因為那種打，純粹是為了教育，是老師在替家長管孩子，鐵不打不成器。家長們每次送孩子到學校，必會講兩句這樣的話：“X老師，我的小孩要是不聽話，你就打哈！打得越重越好，怎么打我都不怪你！”家長說這些話都是真心實意的，他們信任老師，尤其是周厚勛老師；如果聽說哪個老師從不打孩子，反而不放心了。

        有一個故事最能體現周老師的性格，必須要說一說，但說起來那已經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了。八十年代中期？那時候周老師才剛過三十呢，多么風華正茂的年紀啊。有一年暑假他在縣里參加培訓學習，天黑了，四歲的女兒看他沒有回來，就出去找，結果翻到河里摔斷了手臂。家里帶信給周老師，周老師火急趕回家，卻一分錢也拿不出來。一耽誤，便是十天過去了，一摸孩子的手臂，腫得像樹節。周老師和師娘頓時寸心大亂，眼淚直流，想是女兒怕就此殘疾了。連忙去借錢，借了好幾家，才湊夠五十元，好心人送給他五斤糧票。這樣才把女兒送進醫院。在病房，另外住著一個城里的年輕人，他的兩個朋友來看他，看到床頭放著兩個蒸糊的饅頭沒有吃，就直接從四樓扔了出去。這一切周老師都看在眼里，很生氣，說：“你們這些孩子，這樣做怎么要得？你們曉不曉得糧食怎么來的，一粒糧食一粒汗啊！”年輕人不屑一顧地說：“關你什么事？又不是你的，我要怎么扔就怎么扔！”“你說什么！”周老師胸腔里火星四濺，“你等著！”他一口氣從四樓沖下去，撿起饅頭，又一口氣沖上來，拍了拍饅頭上的沙，放到了桌子上。扔饅頭的青年人又伸手過來，準備再次扔掉。周老師一聲怒喝：“不要動！”說著，從口袋里掏出錢和糧票，拍在桌子上：“我撿你們的饅頭，不是沒有錢沒有票，我有！但是今天，我要把你們扔掉的饅頭吃下去，你們看著！”說完，輕輕撕去糊掉的皮，將兩個饅頭全吃下。兩個年輕人，紅著臉，低著頭，一聲不語地離去了。

        二

        “唉，跟你說句私心話，我這人一生還是沒有用，虧確實是虧了，欠也確實是欠了。但怎么說好呢，我還就是愛教書。”

        周老師讓我看他的高中畢業證，沒有塑料外殼，“畢業證”三個字直接印在紙質封面上；已經發黃，一邊印著“毛主席語錄”，另一邊，照片早不知道掉哪里去了。畢業證里夾著一張白紙，上面用毛筆字寫著：獎給/先進教育工作者/周厚勛同志/一九七九年八月。印章還十分清晰：羅田縣北豐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文教部。

        1972年，18歲的高中畢業生周厚勛，被安排到大霧山村最偏遠的村民小組青草湖塆當民辦教師，教14個學生。青草湖距大隊部約十里，是直入云霄的山路。那時教育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來辦的，把學校辦到離農民最近的地方。整個大霧山村除了辦在大隊部的“大霧山小學”，另外三個最偏遠的小組各設有一個教學點。

        從周老師家上周塆到青草湖，十幾里山路。他一周來回兩次，天黑下山，清早上山。哪怕冰凍三尺，石頭上結滿冰掛，跋上山時總是一身汗。碰到落大雪，也得清早拄著棍子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沒法走的地方就爬。他在青草湖呆了三年，又調到大霧山頂的教學點，離家六七里，山路依然陡峭。又三年過去了。

        當時，縣里給民辦教師每個月補助3塊錢，再加上村里給的錢，一年不足100塊。公辦教師的工資是民辦教師的四五倍。除此外，沒有別的經濟來源。那時農村普遍都窮，孩子讀書也不用交費，自己買點筆買點作業本就夠了，買筆和本子的錢還都是通過勤工儉學換來的。

        1978年，大霧山小學缺人，周厚勛老師調回大隊部。一年級就設在大隊部的禮堂里，53個人。“這是我一生教過的人數最多的班級！以后再沒有教過這么大的班了。家長聽說是我帶一年級，紛紛把孩子送過來，有六七歲的，有九到十來歲的，六歲以下沒到年齡的就退了回去。”說起1978年，周老師的臉上閃動著光芒，仿佛青春歲月觸手可及。

        “那時候我們一周工作六天，剩下一天要到林場或者農工所勞動，因為我們是‘村里’的人，是‘集體’的人，就要給集體干活，寒暑假也要干活，家里的勞動反而顧不上。”雖然窮，雖然辛苦，但說起那個天高地闊、激情燃燒的時代，周老師的語氣中充滿了懷想。

        在大霧山小學，他一教就是二十多年，然后一腳跨進另一個世紀——這是他期待已久的新世紀，據說到這個時候大家都“小康”了，他想他一定也會有個安定快樂的晚年。

        三

        在小學階段，老師們普遍不愿帶一年級，眾所周知，這是最麻煩最折騰的一個年級。但在大霧山小學，教一年級的任務幾乎總落到周厚勛老師的頭上。不僅因為他嚴格，也因為他是村小學漢語拼音教得最好的老師。“我們讀書的時候沒有學過拼音，但在讀高中時，有個老師順便教了教‘拐棍字’，我當時意識到這個東西很重要，就跟著學，覺得很有感覺，但后來又慢慢淡忘了。到八十年代初，開始要求教漢語拼音，老師就在寒暑假集訓時新學，我學得很鉆勁，成了大霧山的老師中把拼音學得最好的一個。”周老師所說的“拐棍字”，我猜會不會就是國際音標。

        一直到21世紀初小學被撤并之前，大霧山的適齡兒童從沒有受過學前教育，都是直接讀一年級，而且父母文化程度普遍都低，后來又多在外打工，家庭教育缺失，教一年級的難度可想而知。“農村的孩子不嚴不行，首先要把野性滅下來。有些孩子要哭個把月，真是哭得人心煩，但有什么辦法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耐著性子去哄，去教。學生不會捏筆寫字，我就握著他們的手，手把手地教，一個一個地教，一行一行地寫；去教另一個時，又讓讀了一年的老生帶這一個。還要大聲領著學生讀拼音，讀課文，一遍又一遍。我常常是一個人負責一個年級，一教就是一整天。那時生活條件差，營養跟不上，饑餓一上來就大汗淋漓。”

        村小學的課表，每學期都要送到教育組審查，即使學校有意為周老師換個年級帶課，教育組也總是把他調到一年級。上面分來了年輕老師，周老師建議能不能讓年輕人從一年級開始鍛煉，教育組長不許：一年級最難纏，教育組派下來的公辦老師如果教得不好，豈不是面上無光？為帶課的事，周老師跟教育組長吵過架。

        1980年代，我家鄉民辦教師的待遇是這樣的：國家每個月給的補助從3塊漲到7塊，又漲到10塊錢，又漲到17.5元，再加上村里一年給的100多塊，民辦教師每年的總收入約為三百塊錢。

        說起工資調整的具體數字和時間，周老師時時陷入了艱難的回憶中，已經做不到精確了，但大體如此，總之日子是艱難的。教了幾十年的書，他身體日差，記憶力也日差。唯一不變的，是他一如既往的瘦。

        一直帶最困難的年級，平時忙學生，放假就忙田地，不然吃的就不夠，這直接導致了他沒有時間繼續學習，為轉為公辦做準備。1987年縣教育局組織所有老師考試，考教育學和心理學。周老師本就不是師范出身，對理論接觸少，面臨考試，連參考資料也找不到，結果就沒有過關。1987年，上頭拿掉了他作為民辦教師的資格，并要求不合格的老師報考中師進修學習。然而，身處偏遠農村的他，沒有及時得到消息；而且孩子都小，缺糧，根本沒有錢去學習。那些去參加學習的人，資格就保留了下來。

        他，民辦教師周厚勛，人生中一個可能帶來命運轉折的重要機會，就這樣，錯過了。然而從后來看，這仍然是一個命運轉折點，只不過是朝著完全相反的方向。

        至此，周老師已任教15年。

        這里有必要重回1987年。1987年是個什么樣的年份呢？就在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十三大召開，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就在這一年，國家頒布了《關于農村基礎教育管理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特別強調“基礎教育是地方事業”，“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我國基礎教育的大頭在農村。據1985年統計，縣以下(含縣)農村小學在校學生約占全國小學生總數的92％，中學在校學生約占全國中學生總數的82％。同時，由于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目前我國農村基礎教育與城市相比還很落后。因此，抓好農村基礎教育，對我國整個基礎教育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作為大霧山村最好的啟蒙老師，在教師極缺的情況下，卻因為教育學和心理學考試不合格，連“民辦教師”的資格都沒有保住。這直接導致他后來一直辦不下《民師任用證》。許多年后，我上了師范學院，然后在重點高中當老師，非常清楚所謂的教育學心理學考試是怎么一回事，也非常清楚它們與實際的教學有多么遙遠的距離。——如果換作別人，可能情況就不一樣，早把這事擺平了。中國地方的那些事兒，說難極難，說容易又極容易，但一生耿介正直的周厚勛老師，又如何明白“功夫在詩外”的道理啊！

        雖然資格被端掉，但是他的崗位，以及國家每個月給的17.5元的補助，教育組還為他留著。一方面，他作為一個優秀的啟蒙老師，聲名在外，另一方面，小學校長周德坤老師也是想辦法留住他。客觀情況是，當時實在太缺老師了，尤其像大霧山這樣的地方，別人都不愿去，調過來的公辦老師教兩年就跑了。于是，喪失了民辦教師身份的周厚勛，得以繼續在大霧山小學任教。

        到90年代，國家的補助和村里的補助，一年加起來有七八百塊錢。后來工資漸長，而且有一些工資改革的福利，雖然擔任著學校的會計，但周老師每次不得不把最多的部分算給別人，自己拿最少的。周老師的心里充滿了酸楚，然而他一直是沉默的。

        在大霧山，周老師一直教到2001年，這時候入學兒童已是急劇減少，撤并學校的風氣在農村大地上迅速蔓延。要辦起一個學校是多么艱難，但撤掉一個學校似乎只在瞬間，這時候你不得不困惑：大躍進的幽靈，何曾消失過啊！

        2001年春，湖北省教育廳等部門頒發了《關于一次性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實施意見》。文件規定，解決民辦教師問題，要“從各地實際情況出發，統籌考慮，抓緊實施，通過轉一批、辭退一批、退養一批的辦法，一次性妥善解決”；到2005年底，全省已基本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盡管找過上級主管部門多次，但一直都辦不下《民師任用證》的周厚勛老師，首先列入到被淘汰之列。當時縣教育局組織全體老師考試，60分以下就可能被淘汰，但考查下來，據說不及格的多是公辦老師，而公辦老師是無法淘汰的。周老師考了81分。

        2001年，周厚勛老師被上級主管部門辭退，終于結束了他作為“事實上的民辦教師”的身份。其時，他在家鄉大霧山村任教已近三十年。

        湖北省頒發的《關于一次性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實施意見》是這樣的：

                1、省政府鄂辦發[2001]14號關于民轉公、退養、辭退的有關具體規定：

        民轉公：“將合格民辦教師中的優秀教師轉為公辦教師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采取考試與考核相結合的辦法進行”。“考試考核具體辦法由各地自行確定”。

        退養：“對男年滿55歲、女年滿50歲，且教齡滿20年的合格民辦教師實行離崗退養”。對離崗退養的民辦教師按月發給退養金。標準按“教齡滿30年的在冊民辦教師，每月的退養費按辦理退養手續時實際月工資100%計發，并按退養前的工資渠道發放（下同）；教齡滿25年的按工資的90%的標準計發；教齡在25年以下的按工資的80%的標準計發”。

        辭退：“對未達到轉正、退養條件的民辦教師，可以采取辭退的辦法解決。對辭退的民辦教師，應根據教齡等情況發給一次性生活補助，具體標準由各縣（市區）確定”。

        2、關于民轉公比例、辭退費標準問題

        省委、省政府14號文件規定了“三個一批”原則，但由于各地情況不盡一致，省里未規定統一的“民轉公”比例及辭退費標準，而是強調解決民辦教師問題“實行地方責任制”，“考試考核具體辦法由各地自行確定”，因此，各地在堅持“三個一批”的原則下，可以自行確定“民轉公”比例、數額、辭退費標準。

        如果我們回到2001年，就能感受這份文件的殘酷性。2001年，那時的中國內地農村是個什么情況呢？就在頭一年，湖北監利縣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總理，喊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江漢平原的農村尚且如此，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地處大別山區的羅田縣又會是怎樣？三年后，著名學者王曉明教授在羅田縣調研，寫下了影響巨大的《L縣見聞》，文章所描述的當時中國農村破產狀況，令人心驚——“這篇文章曾引起了一場關于農村文化潰敗，在‘三農’建設中如何給農民安身立命的大討論，并影響了此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石勇語）在這種情況下，省里將處理民辦教師的問題，完全交給地方，對于無職無權無地位的民辦教師，百孔千瘡的地方政府又如何能給予他們尊嚴和待遇？

        按照這份文件，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不善于社會結交、疏于打點的周厚勛老師，多半是爭取不到轉公的機會的。即便天上掉餡餅，他又如何交得起數以萬計的“轉正費”？而他的教齡，截止時間到底是1987年還是2001年，也充滿了爭議——事實上從1987年之后，他的勞動就沒有被真正承認，等于是白白干了十四年；即使算到2001年，教齡雖近三十年，年齡又沒有到55歲，按這個政策也享受不到“退養的福利”。

        2001年，羅田大霧山村小學最優秀的啟蒙老師周厚勛，因為一直沒有拿到《民師任用證》，首先被淘汰，沒有任何補償。全縣其他測試過關的民辦教師，除過少數人轉公，也在隨后幾年被淘汰，他們拿到了一份十分微薄的退養金，或者少得可憐的一次性辭退費。

        如果放眼全國，從198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曾經撐起了中國農村教育的民辦教師，有多少先后被辭退呢？有沒有人統計過我不知道，但這個數字一定龐大。更何況，在民辦教師之外，還有根本未取得身份的代課教師，他們從事教育少則一兩年，多則十余年，這個數字恐怕更是無從統計。當年的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他們的下落如何？他們的晚年生活幸福嗎？然而，“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吧”，我們已經很久不曾說起曾經的這個龐大群體了……本世紀以來，民辦教師上訪一直不斷，但是，因為都是做過教師的人，是鄉村的窮秀才，逢事愛講道理，他們的聲音始終是微弱的。

        后來，每每說起老同事周厚勛，大霧山小學校長周德坤就感到深深的惋惜和不平：“他教了四十多年的書，到老來什么也沒有，國家對他不公啊。幾十年中，也有兩三次轉正的機會，但他因為學歷和性格，都錯過了。”

        “我在安徽打工的時候，特別跑到礦區邊上的村子里問有沒有民辦教師，果然問到了一個，他只教了十幾年，后來計劃生育超生，就給拿下了，但是現在他每個月也有四百塊錢的補助……這些年來，好些人一直在上訪，也幾次邀我參加，但我沒有去，為什么不去呢？我這個人觀念可能比較迂腐，覺得上訪就是跟政府對著干，我一生都在聽共產黨的話，老老實實教書，怎么到老了還要去跟政府鬧呢，我良心難安……”

        2002年，周德坤校長調到更為偏僻的二郎廟村當校長，二郎廟小學有五個年級，加上校長總共三個老師，周德坤校長就極力邀請周厚勛老師前去代課，教一年級和三年級。一年后，二郎廟小學被要求撤并，公辦教師全部調走，但村長從實際出發，覺得這個學校還有存在的必要，希望能留下一個老師。村長同周厚勛老師商量：“周老師，只要你答應留下來，我就去找教育局，我們一起把低年級繼續辦下去!”但此時，面對兵戈四起的撤并風潮，周老師有些心灰意冷，對鄉村教育的前途也感到茫然，再加上路途遙遠，就謝絕了邀請，決心回家務農。

        老之將至，田園已蕪，胡不歸？

        四

        大霧山頂與H鎮交界處有三個村民小組，因山高路遠，山路陡峭，附近的學校又被撤并，年輕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孩子們處于無學可上的境況。2003年，三小組商量著請周厚勛老師上山開私塾。代表三顧茅廬，周老師一直回絕。最后一回，他不在家，代表找到師娘，再次真誠相托，師娘替他答應了。

        在周老師的預計中，在山上最多能教個兩三年吧。但事實是，再入塵網中，一去又十年。

        剛開始，有學生15人，辦了一年級和二年級。一年之后，自然有了三年級。

        第一學期收費每人300元（含書本費）。一學期下來，毛收共4500元。

        第二年，漲到每學期400元一個學生。

        第三年漲到500元。

        周老師每天早上五六點鐘出發，沿山路向上攀登，要一個半小時。每天把孩子一個個送回家，天快黑了才匆匆往家里趕，一路都是下山，下山，幾十分鐘就到家了。

        “我還是按照老法子教，反復讀，反復寫。這個法子有效。教完了一年級，就讓他們做作業，去教二三年級。三年級也是最不好教的年級，僅次于一年級，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作文剛起步。寫不好作文，語文就丟了一大半。我是怎么教作文的呢？我先口述，然后學生復述，他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觀察和想法做一點補充，口述了幾遍，有些學生還是不會，我就把掌握得快的學生叫到還不會表達的學生身邊，讓他們相互復述，相互補充，我在一旁聽，做進一步補充，就這樣，一個個過關，最后他們再把口述的內容寫到紙上。”

        但是三年后，隨著國家對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實行免費上學，周老師的學生就開始流失。一些孩子被送到集鎮上的正規學校學習，兩個老人就在那里租房照看孩子，那時候集鎮的房租特別便宜，一年只要幾百塊錢。

        15個學生，后來減少到7個，每人收費700元。

        到最后兩年，只剩下5個學生，分布在三個年級，每個學生收費800元。

        在周老師的私塾中，有一個學生是從縣城送過來的。他在縣城的幼兒園讀了一年，無論如何都不開口不動手，相當于得了自閉癥。家長沒辦法，就把他送實驗小學，實驗小學不收；又送到外婆家所在P鎮小學，上了兩天課，老師對他同樣沒辦法，勸家長將其帶走，連新發的課本也送與了他；又送到外婆家所在村小學，上了幾天課，老師還是通知家長將孩子領走，新發的作業本讓他一起帶走；又送到H鎮的某小學，還是不收；又接連送到其它幾個小學，都被拒絕……家長快急瘋了，四處打聽，聽說有人在大霧山頂開私塾，就抱著試試的態度來問周老師收不收這樣的孩子。第一個月，周老師每天握著這個孩子的手寫字，第二個月，孩子開始自己動手寫，周老師就試著引導他開口讀書，第三個月孩子終于敢開口了。期末考試用的是從縣城買回的試卷，這個孩子的語文得了98分，數學得了95分。一學期下來，孩子的問題解決了，家長立即把他送回正規學校上課。

        “我一生教書，但從沒有教過一個快活書。”周老師感慨道。

        讀完了三年級的學生，需要轉到公辦小學讀四年級，但一開始學校不收，家長很著急，問周老師如何是好，周老師說：“你們別怕，就跟校長講，出題考考這些學生，看看是否合格再作決定。”結果呢，排在前幾名的，都是周老師的學生。H鎮一個小學老師給他打來電話，說：“周老師，你教出來的學生不僅自己學得好，還能教我們的學生……周老師啊，你這人書教書真是可以，但就是一生不走運……”

        “我是憑良心和毅力，慢慢往前教。我這樣的老師，不要你支持我，但是你也別來找我的麻煩，你就看我教出的學生怎么樣，德智體是不是有提高……”但是，他在這里開私塾，不是沒有受過阻撓。

        H鎮教育組就幾次來人，要求他停辦。

        第一次來了兩個人，要他拿出辦私學的相關手續。“我說，我沒有任何手續。但我又說，我可以教。有以下幾個理由：一、我教書數十年，憑我在老百姓中間的口碑，可以教；二、我有中師文憑，可以教。”這個中師文憑，是教育組后來看他教書甚久，就推薦他寒暑假參加學習，1997年才拿到的證件。

        來人翻了翻學生的寫字本和數學作業，又一篇篇看學生作文，看完后，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你教書還確實不錯。但你這個人，好可慘！”說完，就走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結，后來又來了兩個人。其中的負責人一上山就是一頓訓斥。“我也不怕，心想，大不了不要我教，我是在中國的土地上教中國的孩子讀書識字，又不是做犯王法的事情。”等他訓完，周老師客氣地問：“請問你貴姓？”你瞧他怎么回答，他兇狠地說：“我貴姓又怎么樣？你想怎么樣，啊？！”周老師一聽，也火冒三丈，怒斥：“你姓什么難道問不得？我在這里教書，跟你有何相干！在這樣的偏僻地方，你們不派教師來，我代你們訓人才，你還有什么多話可講？”周老師號召所有學生走出教室，把教育組的人晾在那里。

        像周老師這樣的好老師，政府應該有專項資金支持才對啊，怎么反而阻止呢？周圍村民全想不通。

        但是，不光是上級教育部門阻撓，有些在外面打工發了財的家長也開始有點瞧周老師不起：那么辛苦，一年的毛收還不到一萬塊，到外邊隨便找點事做，都比這里強多了，快活多了！

        但是周厚勛老師就是愛教育，愛教孩子。“如果我教得不好，學生學習沒有進步，家長第一學期交了錢，第二學期肯定就不樂意送孩子到我這里來。我怎么可能在這里堅持這么多年？國家雖然不要我做老師了，但是群眾把我請去，我還是教了十年。不管哪種形式，我都是在給國家培育人才。”

        2013年春，周厚勛老師結束了為期十年的私塾生涯。

        他回到上周塆，正趕上修路。雖然他不是組長，但因受人敬重，就被村民選為負責人。爭取項目、集資、調解、賠償、記賬、算賬……一系列繁瑣的事，都由他來主持。直到今天，村民集資還有兩千多塊沒有收起來，他把自己的錢貼了進去。

        “我一生就愛兩件事，除了愛教書，就是愛修路。通往我們塆的這條路在鋪水泥之前，是一條狹窄的土路。我早上起來，就喜歡左看看由瞧瞧，看到哪里缺了，塌了，就挑土搬石頭填補。媳婦問：你一早上哪里去了？我說做事去了，其實是修補路面去了。通小組的路不像國家修的那些大路有人負擔，國家管不過來，要是你不做好事我不做好事，來了客騎摩托還會摔倒，那像個什么樣子！我呢，愛修路，修路是積德的事情……”

        說起自己的啟蒙老師，從大霧山村走出去的北大博士、現在香港工作的周鋒利也總是覺得遺憾和感傷：“周老師把一生最好的年華都獻給了農村教育事業，不當老師了，又為集體修路盡心盡力、古道熱腸，他的付出與所得的回報太不成比例，在如今這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像他這樣的人已經不多見了。”

        到今天為止，海拔974米的大霧山——油桐花開得最美的地方，八個村民小組，唯上周塆通了水泥路。

        五

        2014年上半年，長塘坳小學有教師病重，學校就把周厚勛老師請去代課，每月1400元。

        2014年下半年，周老師跟著熟人去安徽打工，在礦區做雜工，主要是環繞礦址鉆眼，掏泥巴，注水泥，這是為開礦做前期準備工作，防止地下水涌進來。從秋到冬，整天站在水里勞作，雖不加班，但異常辛苦。4000塊錢一個月。“4000塊，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工資！四個月掙了16000塊。我對兒子說：我現在老了，但我還是盡我的力量去掙，掙一分是一分，到動不得，確實沒辦法掙了，那時候你不能怪我。”

        于是說起了他的孩子。

        周老師有一兒一女，都是初中畢業就外出打工。女兒嫁到了浠水縣，與羅田交界的鄉鎮，他從家里去看她，騎摩托要一個多小時；兒子和兒媳都在外打工，孫子留給了他和師娘。這些年，兒子在南方輾轉，一直掙不到錢，只在結婚后，到去年才有好轉——他和媳婦兩個人，一個人的錢用來做生活費，另一個人的收入全部存下，存了三萬塊。

        “我一生都在教育別人的孩子，大學生也出了不少，但卻沒有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出來。還是缺錢，沒有錢，膽子也小些，兩個孩子越讀越沒有勁。還記得女兒讀初中那會兒，她帶米到學校，要零用錢沒有，除了車費再也沒有一分多余的錢，她怎么都不肯去，我就打，趕她去，一直趕到大隊部前面。打過后，我也是眼淚汪汪，心里難過得很。她哭著走到李家樓，在那里躲著，天黑了才跑回來，十幾里路。說起來，對孩子我也是好虧欠。我也想孩子多讀點書，毫無顧慮地讀書，但就是沒有錢。我曾跟女兒說：你要是讀了個大學，哪怕是三類大學，也不一樣，層次就要高好多。但另一方面，我也曉得這些都是空話，當時我確實拿不出來，沒有辦法。說起來，寒酸得很，傷心得很啊……”

        周老師忽然把臉埋到了桌子下。

        “兒子也只是讀到初中畢業就去打工，上海搞一年，福建搞幾年，然后又到浙江……總是沒有搞到錢。走的時候，我給車費，每年過年幸好有車費回來。只在結婚后，去年才存下一點錢。現在年輕人都在縣城買房，他哪不想買一套？他也想。但我是一點忙都幫不上。我現在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孫子好好輔導一下。這個孩子有點淘氣，但非常聰明；只有四歲，幾個親人的手機號碼卻都背得出來。我去年打工，他天天跟我打電話。”

        周老師找來孫子的寫字本，上面的字跡工整而干凈，完全看不出它們出自一個四歲的孩子。

        “傷心又怎么不傷心呢？我現在走路要錢，送禮要錢，身體又不好，尤其是心臟不好，走在路上，車子按一下喇叭就心驚膽戰，但我沒有收入，能掙到一分就可以用一分，掙不到，就沒有錢用。要說寒酸，確實是寒酸。”

        教了一輩子的書，我問周老師有哪些特別的感想，他沒有思考，聲調一下子提了起來，如同當年在課堂上給我們教拼音的情景：“我還是嫌自己年紀大了，我要是年紀輕，我愿意再去教他個三五十年！我愛教書，我確實愛教書！

        “我看到現在農村的教育狀況越來越差，孩子寫字都不像個字，心里覺得好可惜，也好著急，巴不得把學生叫到我面前手把手地來教！教書就得按照良心去教，不要怕花工夫。一個老師拿著國家的工資，如果不盡職不盡責，如何對得住良心對得住孩子？人家大人為什么把孩子送到你這里來，還不是是因為人人都有望子成龍的思想？而且，每個孩子也都具備出人頭地的可能性。只要老師把教育當作一個良心活來做，我相信，一定會花開遍地！

        “另一個，就是對于我自己，覺得好遺憾。我也不要多大的報酬，但要是在這一生當中我的勞動和教師身份能夠得到國家的承認，我最大的愿望也就實現了。到我臨終的時候，我會很覺得高興很滿足，沒有白活。我托生為人，沒為社會做什么貢獻，但也沒有做過冤枉事。”

        ——算下來，從1972年開始，到2014年，已42年了。一個人的青春再長，長得過42年么？湖北省羅田縣鳳山鎮大霧山村上周塆小組村民周厚勛，1954年生，1972年擔任民辦教師，奉獻大山近42年，時刻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光明耿介，嘔心瀝血，依人作嫁，魴魚赪尾，卻始終得不到一個官方承認的教師身份。

        從周老師家出來，走下一步接一步的長階，到達一個小土包，土包外便是前年修的水泥路。太陽還沒有全落下去，暮色已開始在山凹中的上周塆漫延。周老師抱著孫子，站得筆直，看著我騎摩托離去。我從遠處回過頭，望見抱著孫子的周老師依然在那里站著，望著，暮色一道一道向他襲過來。我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許多個傍晚，周老師和其他幾位老師一起站在小學的走廊上，目送我們排著隊走出校門，呼嘯著奔向通往大霧山各個方向的小路。多快呀，仿佛一轉眼，我們的老師就已經老了，再也教不動孩子了。與周老師同齡的那些農民兄弟多多少少有些駝背了，但暮色中的他，愈發顯得清瘦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