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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導讀 guide

在本期推送中，我們為你準備了中國社科院孫萍老師在2019年發表于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信息，傳播 & 社會》）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選擇將目光聚焦于這樣一個群體：女性程序員。這個群體的選擇十分有趣，因為最早的程序員其實就是一名女性！那么，為什么我們現在談起IT行業的從業者往往會直接想到那些發量堪憂、每晚熬夜、穿著格子襯衫的男性程序員呢？女性程序員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基于在中國深圳進行的一年半的田野工作，作者提出：女性程序員會戰略性地調整性別和技術邊界，展示出多重、有時甚至是矛盾的身份。總體上，即使由男性主導的工作場景仍然存續。女性程序員不斷調整性別身份的行為可能使她們能夠重新調整性別界限，并對男權社會構成挑戰。

我們為你摘譯了這篇隨筆的核心觀點，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幫你思考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你希望閱讀全文，請在公眾號內回復“程序媛”。

參考文獻：Sun, P. (2021). Straddling between technology and gender boundaries: the identity negotiation of female programmers in Chin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1), 19-34.

如果你對人工智能發展史感興趣的話，我想你一定知道，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員是位女性！更有趣的是，這位女程序員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詩人拜倫之女。1819年，英國科學家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從提花編織機上獲得靈感設計了“差分機”，旨在把函數表的復雜算式轉化為差分運算，用簡單的加法代替平方運算。這正是后世計算機的雛形。由于這個設計過于超前，同時代的人并沒有意識到這個設計的分量。但阿達·洛甫雷斯伯爵夫人卻向他施以援手。阿達·洛甫雷斯伯爵夫人繼承了父親大詩人拜倫的豐富想象力與母親數學才華，為這臺“分析機”編寫了一批函數計算程序。雖然分析機最終沒能造出來，但幸運的是，他們留下了30種不同設計方案，近2000張組裝圖和50000張零件圖。阿達·洛甫雷斯伯爵夫人也由是被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程序員”。不僅如此，在二戰期間，由于大部分男性都參加了戰爭，計算和編程領域很大程度上是由女性推動的。

如此看來，編程行業最初是由女性引領的，但女性的主導權卻逐漸在歷史長河中易手，回到男性手中。不過，隨著技術進步、教育普及，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重返“戰場”。根據IDC研究報告，中國目前是軟件生產的第二大國家。2018年，IT服務從業人員超過500萬人。而中國的女性IT程序員約占程序員總數的15%以上。

職場上的性別歧視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IT行業自然也不能幸免。即便女性IT程序員占程序員總數的15%以上，其中的90%的女性都集中在公司規模不足50人的小公司當中。而且，盡管根據勞動法，IT公司在工作雇傭過程中不得歧視女性，但研究發現，隱晦的性別歧視仍舊一直在發生著。

本文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在這樣一個以年輕男性為主導的新興行業中，女性程序員建立起怎樣的身份？技術和性別的交叉對女性程序員的身份建構有何影響？

性別邊界（gender boundary）與身份協商（identity negotiation）概念是作者主要援引的理論資源。長期以來，在社會上一直有一種按性別劃分活動的傳統（比如男耕女織），這種想法在學界廣受批評。作為修正，學者Gerson和Peiss引入了邊界的概念來強調性別關系建構中的滲透性和社會互動。他們認為，在性別關系層面，“邊界”概念雖然承認性別之間的差異，但卻具有足夠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強調性別界限可以被改變、重建和協商。

這個概念及其適用于描述女性的邊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身份協商實踐。比如，研究者Freeman發現，加勒比黑人婦女在試圖跨越邊界、進入高科技行業工作時，塑造出一種“粉紅勞工”的身份。中國的女性也在積極參與邊界談判。集體化時期，中國婦女掙脫“三從四德”的枷鎖，成為農業生產中的新生力量。改革開放后，女性試圖從傳統的性別分工中解放出來，背井離鄉到大城市闖蕩，成為流動勞工。如今，隨著數字化產業的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女性選擇離開制造業，涌入信息通信技術相關行業。但相關的實證研究尚且不足，作者的這一工作便旨在填補這一研究空缺。

基于在中國深圳進行的一年半的田野工作，作者將女性程序員的身份按照性別邊界和職業邊界分為四類：程序媛、程序猿、打工妹和屌絲（見下圖）。

上圖表明，女性程序員在他們的話語和實踐中構建了多種連貫但又相互矛盾的身份。其中，“包容-排斥”（inclusion-exclusion）分類是為了說明女性程序員的技術參與程度，“包容”意味著參與度高，“排斥”意味著參與度低；“強化-弱化”（enhancing-weakening）分類則用于強調女性程序員在工作實踐中可能形成的性別界限，“強化”意味著遭遇的性別邊界感更強，“弱化”則反之。下面我們來具體看看這四種身份：

從“程序猿”到“程序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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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深網民的我們肯定對這兩個身份稱謂并不陌生，一般認為，前者是描述男性程序員的，后者是描述女性程序員的。但作者發現，女性被訪者認為自己兼具這兩種身份。比如，24歲的深圳程序員小李這樣描述自己的身份：

我基本上和他們（男性程序員）做同樣的工作。有時我們通宵工作，是女性也不該有特殊待遇……如果你選擇IT作為你的職業，那么加班就是你的工作。老板這么想，我們這么想，其他人也這么想……被一視同仁讓我覺得更舒服。

這種將性別差異模糊化的有趣現象實際上已經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IT行業要以其男性作為標準？作者提出，首先，女性程序員想要以此來獲得自身身份的合法性。換言之，無性別（genderless）身份是女性程序員跨越邊界，融入男性主導領域的策略之一。其次，這種敘事可能表明，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數據恢復程序員方方也有類似的說法，她認為自己是“編碼猿”，因為她的工作主要是“待在辦公室、討論代碼、通宵工作、追趕進度”。

然而，女性程序員也可能積極地看待自己的性別身份。“程序媛”這個稱謂就凝結了女性程序員對于精于技術、善于社交、優雅有魅力的形象的追逐。比如，小吳認為：

如果你選擇成為一名程序員，你將擁有比售貨員或家庭主婦更好的生活。你會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因為你了解復雜的東西如何運作（她指著桌子上的電腦）。你可以穿著更自信，并有能力給自己喜歡的生活……IT程序員的工作與技術和技能緊密相關，而大多數人覺得女人做不來這種工作。

“程序媛”和“程序猿”身份并不互相排斥，因為它們是對同一工作不同側面的描述。不過，很明顯，性別和技術之間的互動塑造了一個更復雜的性別安排景觀。

勞動分工和“打工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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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傳統的性別分工，女性被期望照顧家庭、完成家務。移居城市的女性看似逃離了農村的父權文化，但現實的情況是，許多女性程序員還是將為家庭賺錢視為他們的首要任務。吳鑫來自河南益陽的一個小村莊，她在村民的幫助下在深圳定居。和其他許多打工妹一樣，她每月都給家里寄錢。在公司實習期間，吳鑫的收入為每月3500元人民幣，她會從中抽出1500元人民幣寄回家里。因為她需要給兩個弟弟需要交學費。

此外，女性程序員在IT領域的實踐還會強化這種性別差異。一般地，男性程序員在從事后端工作，下班后會聚會或參與各種體育活動，而女性程序員往往在前端工作，下班后只能呆在家里，因為這被認為是“政治正確的”行為。

這意味著，與在制造業工作的女孩相比，女性程序員可能不會面臨嚴格的父權控制。但無論是從觀念還是在IT領域的實踐來看，跨越邊界并非易事。

“屌絲”話語的集體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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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談中，作者發現女性程序員常常用“屌絲”來形容自己。作者認為，這種稱呼表明：其一，“女屌絲”的身份是由于對事業的不確定性和幻滅感構成的，但其中也包含了一種戲謔和諷刺的態度；其二，“屌絲”不僅暗示著女性在IT行業中的邊緣化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女性程序員對于自身短暫事業的擔憂。多多將編程工作描述為“青春飯”，這是由于女性會逐漸因為婚姻和家庭責任而被IT公司淘汰。

從對多多等人的訪談可以看出，“屌絲”話語既強化又模糊了她們與男性程序員之間的界限。一方面,女性程序員可能認為自己是一群貧窮的失敗者，此時她們和男性程序員共同承擔職業不穩定性帶來的風險。然而，她們卻又是“失敗者中的失敗者”，因為她們被迫放棄自己的女性氣質、表現得“專業”，但同時還要面對職業生涯短暫、對女性的結構性歧視等問題。而這種煩惱則是女性所特有的。

通覽全文，這篇文章給我們的最大啟示便是，小人物（以及相對弱勢的群體）在大時代里的探索和掙扎并不是單維的。隨著中國社會發展進程加速、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程序媛要面臨的身份協商語境必將更為復雜。但是，我們能夠肯定的是，她們絕不是唯一值得關注的群體。

原標題：《性別邊界與身份協商：在田野中理解女程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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