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研究上享有盛譽的孫機先生做客第77期海上博雅講壇，舉行了一場簡短的讀者見面會。由于上午剛在上海博物館舉行過一場講座，孫先生略顯疲憊，但仍然饒有興致地回答了聽眾的三個問題，內容都涉及中外物質文化交流史。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整理孫先生的講演，以饗讀者。

中國古車并非外來

        中國和西方在古代車制方面有很明顯的區別。中國古代不僅有戰車，而且有車戰，就是車與車之間打仗。西方當然也有戰車，但是沒有車戰。西方的戰車主要是運載工具，所以輪子直徑一般不超過90厘米，因為輪子矮，所以人上下車很方便。

        中國有車戰，在《左傳》里記載很多，而且中國古代講“千乘之國”，就是一個國有一千輛四匹馬拉的車，它已經成為衡量國家國力的標準。

        西方為什么沒有車戰？當然原因很復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人和我們的系駕法不一樣，就是怎么把馬系到車上，讓馬拉車。過去因為我們資料缺乏，所以對于先秦時期的系駕方式不太清楚。其實此前商代的戰車也有出土，但有些部件、繩子腐爛，所以還是無法確認系駕方式。后來始皇陵出土了兩輛銅車，其實還有好幾輛，但文物局希望剩下的這幾輛能被更好地保護，所以暫不發掘。

        這兩輛銅車可不得了，雖然是50%的模型，但是做工非常細致，連馬脖子底下那一縷一縷的纓都能表現出來，所以系駕方式也表現得清清楚楚。后來學者證明秦始皇銅車的系駕方式與先秦時期的是一樣的，現在這種系駕方式在考古學上被叫做“軛靷式系駕法”。

        西方的系駕法是什么樣呢？他們是直接把繩子拴到馬脖子上，但馬脖子上有氣管，這么一拉，馬就喘不上氣了。所以我們看古埃及壁畫、希臘瓶畫，還有古羅馬雕刻，用的都是這種拉車方法，因此無法進行車戰。

        如今我們掌握最早的牲畜拉車模型，是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他們是用牛來拉車，方式更奇怪，是把繩子系在牛犄角上拉，因為古印度人認為牛犄角是最有勁的，但其實牛也很費力，不科學。

        現在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古車是西方來的，甚至有人說中國古車是埃及來的，論文也發表在重要期刊上，而且還找例證——有一件“軛”都有一個橢圓孔和一個長方孔，形制上極為相似。但問題是商代人的地理知識根本就不知道埃及，更不可能有埃及的工匠跑到中國來教授工藝。這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

        后來又有人用巖畫上的圖像來證明，說巖畫上的車與商代文字中的象形的車很相近。可是巖畫斷代是非常困難的，很多巖畫沒有斷代依據，很難用作史料。所以我認為目前無法證實中國古車是西方來的。

        還有，中國古代車戰是有“游戲規則”的，不能亂來。首先能夠威風凜凜地站在車上的都起碼是最低級的貴族，普通的庶民只能當“徒”，就是跟著車跑的步兵。一般車上坐兩人的話，左邊的人趕車，右邊的人拿武器。如果是三個人，中間的是將領，左邊的人趕車，右邊的人拿武器戰斗，所以戰車在近距離打仗的時候都要“左旋”，往左邊拐。

“爵”不是喝酒的飲器

        現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往往集中于誰最早，誰影響誰，誰更先進等問題，而一些西方學者往往認為中國古代有很多東西來源于西方。比如說中國的爵源于西方。

        中國的爵一般是三條腿，前面一個流（傾酒的流槽），后面一個尾，以前大家都認為爵是喝酒的飲器，其實它是沒法用來喝酒的。時間越早的爵，前面的流越長，比如在二里頭出土的爵，前面的流差不多有三四寸長，而且很窄，我們想想看，的確是不太好喝酒的。

        有些早期的爵容積很淺，下部還有一個假腹，上面有出煙孔，在它底下點上一根柴，幾分鐘就燒開了。不過即使酒燒開后，古人也不會喝，因為古人喝的是涼酒，這有很多證據，比如《楚辭·大招》里說“清馨凍飲”，就是酒怎么涼怎么好喝，后來曾侯乙墓里也出土過青銅冰鑒，就是銅的“冰箱”。

        古人說神不飲食，不吃不喝，但喜歡聞味。所以爵里面盛的其實是香酒，燒開后冒出的香氣是給神聞的，是敬神用的禮器。燒完之后剩下的殘余就倒在地面的白茅草上，酒經過白茅草，就能夠“深入淵泉”，天上、地下的神都能享受，所謂“上下交泰”，大家都高興。這些觀念都純粹是中國的，而且作為禮器也要和其他青銅器搭配使用，不可能單獨生產，這些都表明爵不可能是外來的。

唐朝粟特人來華的負面意義

        我們現在一說唐代，就是開放社會，比如當時以粟特人為主的很多外國人都到中國來，并且帶來一些器物，這些都不假。但是唐代的政治制度，比如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均田制和行政系統，都跟西方沒有什么聯系。

        當然我們說唐詩要講音韻，一講音韻就和古印度的梵文有關，因為我們原來對音韻分得不清，梵文對音韻分得更清，但我們不能說唐詩的成就要歸功于外來因素。

        一般來說，當時從西方傳入的都是一些高級的奢侈品，包括像“來通杯”（獸首杯）這類器物，對中國文化發展起的作用還是相當有限。真正對中國幫助很大的其實是農作物的傳入。比如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后，有一批農作物傳入中國，像白薯、玉米、向日葵等等。

        白薯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中國西漢統計全國人口最高數字是七千萬，到了明末也才一億人，乾隆時就是兩億人，等到抗戰時期是四億人，解放后七億人，現在十三億。這其中的關鍵因素不是說生育率低，而是窮人養不起孩子。白薯傳入后，最先種在福建，泉州地方志上就記載不僅乞丐能吃飽，就連貓狗都吃飽了，后來北大的張政烺先生特別強調這一點，有人就和他開玩笑說你這是“唯薯史觀”。

        總之唐朝的粟特人沒有帶來過非常重要的東西，其次粟特人的生活倫理習慣也與唐朝人無法融合。比如粟特人的親媽和親兒子結婚，親哥哥和親妹妹結婚。而且他們是天葬，人死了后喂給狗吃，狗在粟特人的心目中非常神圣。《舊唐書·李暠傳》里記載，李暠到太原去做官，有個地方叫“黃坑”，那里有很多粟特移民，狗整天吃死人，后來看見活人也咬。李暠到任之后，命令把那里的狗都給殺了。

        唐朝的外國移民中最主要的就是粟特人，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并未與唐朝融合無間。相反，大量的粟特勇士到中國，后來都當了雇傭兵，集中在安祿山麾下，安史之亂的基本成員就是他們，結果導致唐朝由盛轉衰。

        我們討論這段歷史時，應該注意到，中國從來對外來移民都是友好的，沒有迫害過他們，但我們對他們起到的作用，也要有一個客觀的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