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是否真的曾用一句“事件，親愛的孩子，是事件”將所有外交政策歸因于事件的驅動，還有待商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2014年所發生的事件帶來了德國外交政策的飛速發展，比2014年1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所能預見的發展速度更快。

        當時與會的德國聯邦總統高克、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及國防部長馮德萊恩均認為德國在國際挑戰中必須發揮更及時、更堅決及更具實質性的作用。

        之后不久，各種挑戰接踵而至：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打破了原本被認為是牢固的戰后秩序，根據該秩序，不可動用武力改變國界；依據歐洲共識，后續政府仍需履行此前政府承諾的義務，但希臘新政府對這一歐洲共識提出了挑戰；

        一股極端力量——伊斯蘭國似乎憑空出現，并推進蔓延至北約伙伴土耳其的邊境，它藐視人權，無出其右者；

        最后，西非埃博拉病毒的爆發顯示出面臨未能預估的挑戰時，有時還有許多方面反應太慢。

        在發生這些局勢變化的同時，德國外交部實施了由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策劃的“反思2014”項目，該項目旨在檢驗德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及重點，并回答德國應承擔多少責任的問題。

        2015年2月出爐的反思結果，明顯是對2014年各種挑戰的回應。三大中心主題成為關鍵詞：危機、秩序與歐洲：

        -面對危機需具備識別與迅速反應的能力。危機預防及補救措施尤為重要；

        -當現存的國際秩序受到挑戰時，例如在烏克蘭；當已建立的秩序需要去適應新的發展狀況時，例如面對中國的崛起；或是，當出現新的、需要外交規制的領域時，例如網絡外交方面，特別需要德國的參與；

        -全球力量對比關系的變化日趨顯著——美國相對失勢，中國作為全球行為體的出現，以及歐洲的重要性正在相對減弱，以致即使是如德國這樣一個經濟繁榮發展的國家單獨也只能發揮很少的作用。德國只有與歐洲伙伴聯合才能有所作為。

        德國是否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乃至領導歐盟國家？這個問題的答案在2014-2015年間變得仿佛不言自明。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中，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再采取主動，沒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像她那樣。當默克爾與法國總統奧朗德前往明斯克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及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舉行談判時，任何人都知道，誰在掌舵，誰只是陪同出行。此次行動也是一個范例，證明了承擔責任并不必然意味著必須采取軍事出動，盡管許多德國民眾有這樣的懷疑，恰恰相反，承擔責任可以是采取外交手段。

        同樣，在與希臘新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德國也扮演了領導角色。盡管希臘有部分人士對德國財政部長朔伊布勒進行人身攻擊，但在德國聯邦議會中，就希臘援助問題還是取得了廣泛的共識。起決定性作用的不僅是對希臘退出歐元區可能引發的數百億歐元的德國稅收損失的擔憂，更主要的是出于對維護歐盟和歐元區統一與團結的責任感。

        隨著武器輸出至危機地區，即伊拉克北部庫爾德民兵組織“自由斗士”（Peschmerga），以及派遣德國聯邦國防軍培訓人員去那里，德國踏入了一個法律及政治的新領域，但相關的決議都獲得了聯邦議會中聯合執政各黨議會黨團的大部分議員的支持。

        不久前還存疑慮的許多問題目前看來有了正面的結果。那么，德國民眾是否接受德國在國際事務中有更多的參與乃至在必要情況下擔任領導角色呢？回答是明確而又肯定的。聯邦總理默克爾在烏克蘭危機中的表現獲得了廣泛的政治支持。根據2015年3月的一份民意調查，施泰因邁爾、默克爾、朔伊布勒依次為三位最受歡迎的德國政客。

        由此，德國勇敢并創造性地抓住了2014-2015年的無序所帶來的機遇。德國的領導地位如今至少已在數個領域內為歐洲所接受，并受到歐洲伙伴的期待。德國民眾顯然對此也僅存少許的不適。

        但恰恰如此，挑戰才剛剛開始：新的、承擔更多責任的德國外交政策必須經受住考驗。領頭羊并不總是一直討人喜歡的——美國就有一肚子苦水可吐。接下來可能會遇到挫折，德國民眾屆時也需要消化這些挫折。

        從接過領導角色的那一刻起，德國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和歐洲伙伴共同商議、清晰決策和正確行動，并對內做好溝通。這也許就是國防部長馮德萊恩在201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所表述的“從中心進行領導”的意思。

        亨利?基辛格曾說過，當他想與歐洲商議問題時，不清楚應該聯系誰。現在，這位美國前國務卿很可能已經知道他要撥哪個電話了——撥往柏林。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德國前駐滬總領事。張舒予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