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歷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雷頤的新書《孤寂百年——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十二論》首發沙龍在北京單向街舉辦。

        活動當日，雷頤與學者、清華大學副教授劉瑜展開對談。現場座無虛席，不少讀者踮起腳尖拍照。主持人拿活動的主題“孤寂百年——重尋我們心靈史上的十二星辰”開玩笑，“沒想到來了這么多人，我們討論的不是馬爾克斯也不是星座，而是很正式的關于知識分子的問題。”

        雷頤與劉瑜就書中提到的十二位知識分子進行了討論，雷頤介紹了這些知識分子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劉瑜則關注這十二人探討的社會問題，她表示讀該書常常讓她有昨日重現之感——這些問題還是中國當下知識分子在討論的問題。

        在雷頤看來，書中的十二位知識分子容閎、梁啟超、蔡元培、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燕樹棠、陳翰笙、聞一多、張申府、瞿秋白、馮英子，猶如歷史星河中的寂寥星辰。

晚清民國以來一百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事實上，雷頤書中提到的這十二位知識分子的人生經歷串聯起了自鴉片戰爭、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軍閥混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至一九四九之后滄桑巨變的百年。他們涉及的問題重大、繁多，從師夷長技，德先生與賽先生，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科玄之爭到民主與專政，治學與問政，為傳統與現代接榫。雷頤表示，明滅浮沉之間，這些知識分子所展現的是晚清民國以來一百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抗爭奮斗史，是苦苦尋覓個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與家國前路的探索史。

        59歲的雷頤經歷豐富，中學畢業后下鄉插隊，后當兵、又復員當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他長期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著有《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逃向蒼天：極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運沉浮》、《歷史的裂縫》等書。雷頤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關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經過多年研究撰寫了《孤寂百年——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十二論》一書。

        “這本書是我長期研究的集大成的擴展。”作為歷史學者，雷頤介紹他一直對這些人感興趣，剛好又看到一些人物的材料，甚至和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后代有接觸，就寫了該書。

        雷頤在導論中從知識分子的起源開始，介紹了該書中采用的知識分子的定義即知識分子是指那些不僅有專業知識而且更有獨立精神、強烈社會關懷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或知識人。

        盡管選擇的人物迥異，但背后的問題意識卻是一致的。“我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們從何而來？到哪里去？”在雷頤看來，這些問題一直困擾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從提出“中體西用”到聲張民主與科學、激烈反傳統的“全盤西化”的主張，都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我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有很多年頭，最早是上世紀80年代研究洋務運動，其中接觸過容閎，只知道他是中國現代留學之父。后來又研究了梁啟超。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研究胡適、丁文江、傅斯年、張申府、聞一多、陳翰笙。”雷頤介紹。

        “我突然覺得我們都低估了容閎。”雷頤在書中介紹的第一位知識分子就是容閎，他稱其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第一人’”。雷頤在書中介紹，在中國近代充滿血與火的歷史舞臺上，人們的目光長期“聚焦”于林則徐、洪秀全、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慈禧、袁世凱、孫中山等這些叱咤風云的人物身上。在他看來，他們都是某一歷史階段的“主角”，而未能參與近代史的“全程”。而遠非風云人物的容閎，卻是唯一“全程”參與近代史的幸運者。

        學界一直將容閎視為中國近代“留學之父”或“新式教育”的催生者，在雷頤看來，他的貢獻遠不止于教育領域。而他的一生，不僅像鏡子一樣映照了近代中國的歷史走向，且有迥異于他人的獨特意義。

        容閎早年留學美國，從耶魯大學學成歸來后就關注中國發展。為了實現他的理想，容閎一生與各個派系接觸。先與太平天國的干王聯系，發現自己的主張不能實現便離開；他積極地參加洋務運動，推動官派留學。經過幾十年的洋務運動，他又覺得洋務運動有很多問題，他自己的很多觀點和設想都沒有實現。他覺得中國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開始支持維新派。維新失敗，他被通緝鎮壓，逃到上海。

        此后，他覺得中國得進行革命。他為孫中山介紹了美國的軍事家，幫助孫中山籌款。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不久，容閎去世。“他表現了知識分子的超越性，哪種力量能夠實現理想，他就加入推動事業的發展，但又決不依附于它。他是中國知識分子誕生的標志性人物。”雷頤總結道。

        書中提到的第二位知識分子是梁啟超。學界對梁啟超的研究頗多，雷頤選取“梁啟超與現代中國國家觀念的轉變”的角度來寫。雷頤認為，中國近代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國家觀念的變化。中國傳統的是身份制的國家觀，國家相當于大家，皇帝相當于父親，儒學講的皇帝必須是慈父，像照顧嬰兒一樣照顧子民，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只有接受了契約制國家觀才有公民意識。梁啟超的重要貢獻，在于他把權力的觀點引入中國，并提出儒家的仁政和現代的民主、法制、立憲之間的關系。梁啟超認為仁政還是說要當好皇帝，權力還是在皇帝這兒。西方現代的民主政治強調的則不一樣。

        “梁啟超說中國人都很有奴性，要改造國民性。大家認為五四反傳統，實際上五四的重要話題都是從戊戌開始的。”雷頤介紹，一般認為“民主與科學”是五四運動的綱領性話題。但在他看來，1912年初，中華民國剛剛成立，宋教仁就提出了類似觀點。“宋教仁當時就意識到只能用人道主義來解皇權專制之毒，科學來解迷信之毒。他提出了人道主義和科學，與五四提出來的民主和科學很像。所以我說五四的民主和科學就是它的翻版。”雷頤介紹。

        昨日重現：同樣的爭論在百年之后復活了

        “我看這個書的過程中，經常有一種昨日重現的感覺。因為這本書里面牽涉到的很多爭論，在今天都能得到回響。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同樣的爭論在百年之后復活了。”劉瑜如此介紹她的讀后感。

        她介紹，書里講到1920年代的科學派和玄學派之間的斗爭，讓她想起了方舟子。“書里面有很多的爭論，真的有一種時光穿越的感覺，覺得一百年后，我們重新回到了認識的原點上，重新討論這些問題。”劉瑜表示。

        “更讓我感到吃驚的是我覺得他們很多的見識比現在還要高明。”劉瑜認為，從梁啟超對不少問題的看法，就可以意識到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沒有超越梁啟超那個時候的觀點。“這讓我們有一點沮喪，更多的是困惑。為什么在百年前，同樣的問題已經被爭論過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經出現了，但百年之后，我們回到了原點上。”劉瑜在對談中提到。

        劉瑜介紹，一般認為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非常軟弱，雖然有好的觀點，但知識分子沒有權力沒有辦法把主張轉化為實現。知識分子沒有掌握權力，因此在整個政治生活當中處于一種被動的狀態。

        她舉《孤寂百年——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十二論》一書中的知識分子為例，“這本書的每個故事都有這方面的情節，比較悲劇的像容閎。”劉瑜認為，容閎的悲劇在于無論有什么樣的理想、理念，他在不同的時代，始終不得不尋找到當權者去合作。哪怕是太平天國的洪仁玕，到李鴻章、張之洞、康梁、光緒，包括到后來的孫中山。如果掌握槍桿子的人不聽他的，他也沒有辦法。他的人生從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從失敗走向失敗。劉瑜進一步表示，“書里寫到的蔣廷黻、丁文江，他們之所以在上世紀30年代主張新獨裁，就是他們覺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權力，我說什么都沒用。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悲哀。”

        劉瑜強調，雖然很多人說知識分子只會說理，顯得很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覺得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應該堅持這種天真幼稚，堅持這種迂腐和書生意氣，這才是真正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東西。”

        劉瑜最后總結，“我們不應高估知識分子的力量。如果回顧20世紀的歷史，知識分子始終處于一種要么是極端的自負，要么是極端的自卑。這種極端的自負和自卑都是對知識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認識。畢竟社會的變革一定是社會力量合力的結構，知識分子不能一言興天下，也不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識分子理性的力量，還需要政治家的智識，需要商業和市場的力量等等。這是因為一個社會的進步是一種合力的結果。一百年前的中國文盲率是90%，現在中國的識字率是95%，中國還有市場經濟的健康成長、全球化。因為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觀念的變化，使我覺得如果今天的中國再次面臨改革的契機，我相信應該比一百年前的命運更好一些。所以我對于今天的中國不是太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