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前萬久富、丁富生主編的《冒辟疆全集》出版，首次完整點校冒襄的詩文著作，全面呈現其生平著述與思想，為學術研究打開方便之門。談及冒襄，人們自然會想到董小宛，還有那篇著名的《影梅庵憶語》，開創了以愛情為主題的悼亡文學先河。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在《浮生六記（外三種）》的單行本中，將《影梅庵憶語》與《浮生六記》《香畹樓憶語》《秋燈瑣憶》等作品合并刊行，展現此類文體的發展脈絡，足見這篇痛徹心扉的文字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當代作家劉斯奮的《白門柳》和詩人柏樺的《水繪仙侶》都以此為藍本，從文學的視角演繹著明末清初王朝更迭中的愛情故事。

        盡管文學創作不應脫離基本的史實框架，可作家仍然擁有豐富的想象空間，因此難免產生誤讀。想要還原真實的歷史情境，唯有通過嚴謹的學術研究，才能讓往昔恢復生命。本文試圖從《影梅庵憶語》（后文簡稱《憶語》）出發，與其他文獻資料相互印證，期待厘清一些歷史的細節問題。        

        

冒襄與董小宛的相識

        在結識董小宛之前，冒襄已是秦淮舊院的熟客，與李大娘、李湘真、顧媚、范玨等青樓女史交往甚密。青年才俊借助往來南京參加鄉試的機會，流連于煙花柳巷之間，實乃明末流行的社會風氣。舊院女子出身貧寒，唯有通過聲樂、歌舞、戲曲、詩文、書畫等才藝的習得，方能獲取文人階層的青睞，并藉此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同時女性細膩的心理特質，也在她們廣泛參與藝術創作的同時，使藝術趣味向精微化的方向發展，迎合著文人階層的精神需求。

        因此，秦淮舊院是在明末社會機制中形成的特殊文化場域，只是這種方式并非社會發展的良性基因。貧富差距的擴大，朝廷綱紀的失修，導致文人階層普遍缺乏治國理政的信心，以冒襄、方以智、陳梁為代表的復社成員，也只能在秦淮舊院中以嬉笑怒罵的方式，向閹黨集團表達內心的憤懣之情。

        崇禎十二年（1639），經方以智介紹，冒襄輾轉南京、蘇州兩地，數次尋訪董小宛未果，終在半塘與其相識。董小宛本是江寧人，名隸南京禮部教坊司樂籍，至于徙居吳門的原因，《憶語》給出的理由為“厭薄紛華”。其實半塘位于山塘河中段，連接著虎丘與閶門，自古即為蘇州繁華的旅游勝地。如果說她是因為厭倦秦淮的喧囂而選擇遷居半塘，這種解釋顯然牽強，令人對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產生疑惑。

        此后兩年間，董小宛隨錢謙益自杭州出發同游黃山、白岳，以至于崇禎十四年（1641）冒襄省親南岳途經蘇州時，都未能見到仍舊滯留黃山的她，卻在好友許直的引薦下，與陳圓圓相識，并對其一見傾心。兩人甚至誓定芳約，無奈冒襄急需為身處戰亂中的父親奔走陳情，只能將這門親事暫且放下。可未曾料到，此一去竟成永別，陳圓圓終為豪強劫掠（1642）。

        在紀念董小宛的《憶語》中，冒襄不惜筆墨，以大段篇幅記述他與陳圓圓的感情經歷，實屬罕見。甚至陳維崧在《婦人集》中，也有如下記載：“如皋冒先生常言：婦人以姿致為主，色次之，碌碌雙鬟，難其選也。蕙心紈質，澹秀天然，生平所見，惟圓圓一人耳。”難怪明史學家孟森曾在《心史叢刊》三集《董小宛考》中認定，冒、董相識之初并無深交。

        正當冒襄因陳圓圓被掠而無比悔恨之時，卻在夜游虎丘的途中偶遇董小宛。同樣遭受劫掠騷擾，董小宛“為勢家所驚”，正臥病在床，寢食俱廢，冒襄的來訪，無疑讓她感到溫暖，遂產生了以身相許的念頭。次日，冒襄辭行，董小宛則靚裝鮮衣，登船相隨，由滸關至梁溪、毗陵、陽羨、澄江，抵達北固，甚至還在金山上臨江起誓：“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

        這無疑是《憶語》中最為感動人心的愛情誓言，后世常以此作為傳統女性主動追求自由愛情的例證，然則未能充分考慮董小宛所面臨的真實處境。此時的她，深陷豪強劫掠的恐懼中，且債務纏身，“責逋甚眾”，從經濟和精神兩方面考量，冒襄的突然出現都足以成為她渴望依靠的港灣。因此，董小宛的言行未必全然出于純真愛情的驅使，而是在萬般艱困中做出的最合理、最正確的選擇。因“厭薄紛華”而徙居吳門的真正原因，也許正是為了躲避追債者的責難。

        冒襄以委婉的方式拒絕了董小宛的心意，相約季夏鄉試之后再作商議。董小宛回到蘇州，百日茹素，杜門不出，等到試期將近，便孤身買舟自蘇州出發，顛沛流離抵達南京，見到剛剛出闈的冒襄，細述“江行風波盜賊驚魂狀”，不免“聲色俱凄，求歸逾固”。

        八月十五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劉履丁、陳梁、魏學濂、李雯等人與冒襄置酒桃葉渡水閣，青樓女史顧媚、李大娘也在座，大家都為董小宛的精神所感動，紛紛賦詩作畫表達祝福與鼓勵。至此，冒襄對待董小宛的態度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開始著手嘗試為其解決債務纏身的困境，只是他委托劉履丁展開的調停工作未能獲得成功。《憶語》以“黃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為”概述了當時的窘迫，寥寥數字，意義甚明。

        《太平廣記》載有兩篇典故，《柳氏傳》中唐代詩人韓翃（字君平）與柳氏相愛，后柳氏被番將沙吒利劫掠，在虞侯許俊的幫助下，韓柳終于團圓；王仙客則是《無雙傳》中的男主角，與無雙相愛，無雙因父罪被收入宮中，仙客拜托古姓押衙用計救出，兩人遂得團圓。冒襄無疑是在隱射董小宛面臨的困境，權勢劫掠的壓力加上經年累欠的債務，多方勢力輪番攪擾，因此無法脫籍。《憶語》以“孤身維谷，難以收拾”形容此時的局面，大有力不從心之嘆。幸好虞山宗伯錢謙益得知此事，動用其廣泛的社會資源從中斡旋，才最終令董小宛順利地擺脫困局。        

        家居生活與患難流離

        董小宛初到如皋，并未住進位于集賢里的冒家宅院，而是由冒襄的夫人蘇元芳為其置辦了一處別院。此間董小宛“卻管弦，洗鉛華，精學女紅”，過了四個月平靜安逸的日子，不禁發出“驟出萬頃火云，得憩清涼界；回視五載風塵，如夢如獄”的感嘆。大約是在崇禎十六年（1643）初夏，她才正式搬進冒家，居住在艷月樓中。《憶語》有云：“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為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詠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幾，恒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間。月去，復卷幔倚窗而望。”這是以月名樓的最好證明。

        對于董小宛家居生活的細節描述，構成《憶語》中的核心篇章，主要包括侍親、編書、習字、作畫、制香、栽花、飲食等內容，她將早年在舊院中習得的頗具藝術趣味的生活方式帶到冒襄身邊，令其受用不已。以至于冒襄后來每每想起這段經歷，都難以平復內心的傷感。從崇禎十五年（1642）冬到順治八年（1651）正月間，兩人共同生活了八年零兩個月。

        這也是他們真正培養出純美愛情的幸福時光，并最終成為明末清初的一段奇緣，銘記在歷史的長卷中。盡管如此，人生境遇永遠也無法脫離時代的印記，身處改朝換代的節點中，任何美好的事物都難以避免悲劇的命運。今天我們很難想象，《憶語》中由冒襄憑借深沉的情感營造出的動人氣氛，又有多少可以超脫于現實的羈絆？事實上，甲申事變（1644）帶來的劫難，終將注定這對神仙眷侶的人生軌跡。

        當亡國之耗傳到江南，如皋的形勢急轉直下，困苦的生活終究激起民變，城內殺人如麻，無奈之中冒襄與董小宛只能侍奉雙親奔走避難。這次的逃難經歷最終因盜匪橫行而失敗，他們在散失了大部分家當與金錢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如皋，時間是五月初五端午節。

        八月中秋，冒襄前往南京，具體原因《憶語》中并未言明，想來定與南明弘光政權有關。南京的局勢同樣不容樂觀，阮大鋮大肆搜捕東林、復社成員，侯方域幾乎被抓，倉皇出逃；陳貞慧、顧杲、黃宗羲則被逮入錦衣衛的鎮撫司。大金吾校尉班首馮本卿以及冒家以前的清客鄭廷奇每天勸說冒襄早日離開南京，然而他卻在桃葉渡一直住到年末。

        回如皋后，冒襄隨即攜全家流寓鹽官，時在甲申之冬。鹽官是冒襄至交死友陳梁的家鄉，陳維崧《中憲大夫嵩少冒公墓志銘》云：“時江淮盜賊蜂起，皋邑城外則灶戶，而城內則中營，白晝殺人，縣門火日夜不絕。公度無可如何，則率家屬而依鹽官之陳梁以居。陳梁者，公子死友也。”所謂“江淮盜賊”，實為高杰亂軍，足見當時逃難的艱辛。

        今天的嘉興南北湖畔有個董小宛葬花處，《海鹽縣志》亦有記載。多少年來，一直都是文客騷人的憑吊之地，甚至還有與此相關的詩文傳世。如果這個美麗的傳說確有其事的話，那么小宛葬花應當發生于順治二年（1645）的殘春時節。有人認為曹雪芹《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原型即是董小宛，所依據的證據與此傳聞有關。

        是年五月，清兵南下進攻，時局再次危困。冒氏一門在鹽官城外的秦溪遭遇清兵，細軟衣物洗劫一空，二十多名仆婢被殺，僅八人得以僥幸逃生。冒襄不堪奔命之苦，身患重病，幾近僵死，而董小宛則日夜守護，前后共一百五十天。

        《憶語》以極其動情的筆墨記述了這段經歷：“此百五十日，姬僅卷一破席，橫陳榻旁，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為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為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吁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誶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靨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荊妻憐之感之，愿代假一息。”

        冒襄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款款深情與感動，將小宛的人格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讓讀者切身感受到人間真愛的永恒魅力。直到順治三年（1646），局勢稍安，冒襄與董小宛才回到如皋老家，結束了患難流離的生活。

        然而平靜的日子尚未來臨，冒襄又深陷反清復明的政治漩渦中，至少已經成為清廷懷疑的對象，《憶語》以“讒口鑠金”形容當時的處境，危險可見一斑。當時，如皋鄉民抗擊清兵的起義盟主正是冒襄的表伯李之椿，與王思任、倪元璐、黃道周、王鐸并稱“天崇五才子”，冒襄自然脫不了干系。何況他還經常與參加復明運動的錢謙益、黃毓祺互通聲氣，以致告訐成風，殺機四伏。巨大的精神壓力使冒襄再一次病倒，直到順治六年（1649），他的身心都處于極度緊張、虛弱的狀態，全靠董小宛的悉心照顧。

        后世常以水繪園作為他們兩人共同生活的場所，這只能算是一種美好的想象。因為直到順治九年（1652），水繪園才歸冒襄的父親冒起宗所有，而在涉及董小宛的所有文獻中，都未曾指明她與這座私家園林有過確鑿的聯系。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最終以悲劇而結束，令人扼腕嘆息的同時，為之賦予美妙動人的意象，成為后人唯一能夠做到的事情。        

        董小宛的生死之謎

        在冒襄的《亡妾秦淮董氏小宛哀辭》中，明確記載董小宛的死亡時間為“辛卯獻歲二日”，即順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

        長期以來，有關董小宛之死的爭論始終都是文化史上的著名公案，相關論述眾多。除卻清朝大量涉及此事的詩文、筆記之外，僅就近現代的學者而言就有孟森、陳寅恪、黃侃、王夢阮、趙苕狂、顧啟等諸位先生。而歷代描寫、附會小宛生死之謎的小說、戲曲則更是為破解這一歷史謎團設置了重重障礙。翻檢這些假說，我們大致可以區分為兩類：“病死說”與“劫掠說”。

        主張“病死說”的學者主要是孟森、顧啟兩位先生。孟森的《董小宛考》以詳實的論證，基本否定董小宛被掠入清宮成為董鄂妃的傳聞舊說。顧啟作為大陸學者中的冒襄研究專家，撰有《關于董小宛的結局》《釋“墓門深更阻侯門”——關于董小宛之死》與《再談董小宛的結局——與董千里先生商榷》等文，收錄在《冒襄研究》中。

        這三篇論文在孟森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駁斥了陳寅恪、黃侃、王夢阮的劫掠說，認為小宛絕非順治皇帝的董鄂妃。在《冒襄“冰絲”詩箋證——兼談與陳維崧之交游》一文中，顧啟又明確指出世間流傳的冒襄詩句“蘇州寂寞當還鄉”中的“蘇州”實為訛誤，原詩寫作“并州”，遂廓清小宛淪落蘇州的可能性。顧啟的努力確實對澄清這一歷史懸案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然而，仔細閱讀《柳如是別傳》中的論述，顧啟對陳寅恪的反駁又似乎太過耿直。其實陳寅恪早已明確指出董小宛并非董鄂妃，只是他也并不認同董小宛的“病死說”。因為在引用了吳偉業《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的詩句“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吊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之后，陳寅恪論述道：“此絕后半十四字，深可玩味。蓋‘侯門’一辭，出云溪友議上‘襄陽杰’條，崔郊詩‘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然則小宛雖非董鄂妃，但亦是被北兵劫去。冒氏之稱其病死，乃諱飾之言歟？此事數十年來考辨紛紜，于此不必多論，但就《影梅庵憶語》略云……可知辟疆亦暗示小宛非真死，實被劫去也。”只要熟悉《云溪友議》中于頔典故的讀者，此時一定能夠明白陳寅恪此段論述的內在邏輯，他給出的結論并非毫無根據。

        《柳如是別傳》轉引的文字位于《憶語》全篇的結尾處，冒襄視之為讖兆，內容為：“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云軒。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園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弦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荊人，不答。復遍覓之，但見荊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間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于是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狺狺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讖咸來先告哉！”陳寅恪據此認定，冒襄詳述董小宛夢境的緣由，是在暗示劫掠的事實，或許是因為政治避諱，而只能以死代之。

        其實冒襄在《憶語》中視為讖兆的故事不止一例，還有兩處都以隱射離別、劫掠為主旨。我們于此提出疑問，以俟方家教正：

        其一：“客歲（順治七年，1650）新春二月，即為余抄選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讀七歲女子‘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之句，為之凄然下淚。至夜，和成八絕，哀聲怨響，不堪卒讀。余挑燈一見，大為不懌，即奪之焚去，遂失其稿，傷哉，異哉！”董小宛抄寫的唐詩名為《送兄》，旨在表達兄妹二人的分離之痛，冒襄所謂的讖語是否即為此意？

        其二：“客春（順治七年，1650）三月，欲重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為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為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文中所涉駱賓王《帝京篇》與元稹《連昌宮詞》，均有諷刺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內容。冒襄以這兩篇詩文與龔鼎孳撰寫的始末作比較，難道是在有意提醒讀者回憶董小宛曾經慘遭豪強劫掠而僥幸逃脫的事實嗎？

        圍繞董小宛生死之謎的討論，經由歷代學者的不斷猜想與反駁，至今仍舊迷霧重重。本文無意卷入爭論的漩渦，在發現確鑿證據之前，我們也只是提出可能存在的疑問罷了。從文化心理的角度考量，“病死說”與“劫掠說”的背后其實暗示著遠為深刻的哲學命題，即：愛情與生命，到底孰重孰輕？究竟是為了維護純潔至善的愛情而相信斯人已去，還是為了憐惜玉潔冰清的生命而寧愿痛失愛情，也許每位讀者都會有屬于自己的答案吧。

        面對歷史的想象，我們既要滿懷追慕之思，但也不能回避現實的藩籬。佛陀以“愛別離”為人生苦諦，恰似影梅庵中人的悲劇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