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美德家書中的林邁可

        1941年6月1日，燕京大學女部主任桑美德（Margaret Speer）寫信給她在美國的父母說：

        我們昨晚有個驚奇，令我現在神志仍沒完全恢復過來。牛津貝利奧爾學院院長的兒子，我們的年輕講師林邁可，是個有點古怪的書呆子，聰明、害羞、不修邊幅、友善，但總有點不自在。他晚飯后來電話說要和文國鼐（按：指桑美德室友Augusta Wagner）討論些考試的問題……

        他進門時，我正在桌子上按了個小幾子，站在上面修理電燈泡，沒察覺他不是一個人來，只聽他開口就說：“效黎和我決定結婚。”我轉頭見他和我們一位畢業班學生手牽手地站在門框里。我的平衡力大概還不錯，沒摔下來。看他們那么開心，只能由衷地祝福他們，暗地里卻禁不住擔心。

        李效黎是個非常好的女子，但對邁可那個充滿理念和音樂的世界一無所知，而他對她守舊的山西家庭也一無所知。但他們兩人顯然已考慮了很久，所以我們星期三將要替他們開個宣布訂婚的茶會。我也必須馬上去信女青年會，本來安排好讓她畢業后到那里工作的。

        桑美德的家書見于《如鋼鐵般地堅韌》(Like Good Steel : The China Letters of Margaret Bailey Speer, North China, 1925-1943，1994年出版)。她知人善用，很受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器重，但她把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完全估錯了。林邁可并不整日沉浸在理念和音樂之中，他頭腦極其清醒，顯得不自在可能因他在日軍控制下的華北偷偷摸摸地協助游擊隊。

        桑美德把林邁可和未婚妻李效黎的文化差異夸大，固然因當時異族婚姻很罕見，令她聽到一時手足無措，還因她自己雖然中國朋友很多，卻仍然覺得中西鴻溝難以逾越。她到華十年后，1935年有封家信說：“中西間有個巨大的心理藩籬……不僅僅是語言問題……我們久而久之習以為常，甚至視而不見，直到有機會和西方來的學生或檀香山來的華人交往，才猛然覺悟沒有藩籬時，人與人竟可以如此毫無拘束地溝通。叫我質疑花那么多的精力試圖逾越這道鴻溝是否劃得來。”有趣的是，林邁可到北京不久便逾越了這道鴻溝。

        

燕大教授林邁可協助紅軍

        林邁可多年后寫了本回憶錄，1975年在美國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于2003年完整地重刊，書名是《默默無名的戰爭》(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了中文版，書名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雖然和原著有一點出入，但內涵沒變，而且多了些照片。林邁可除提供許多淪陷后華北的細節，談他在紅區的經歷外，還分析各方情勢，雖不無事后孔明之疑，但因他的視角特殊，頗有參考價值。

        林邁可1937年到燕京大學教書途中，恰巧和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同船，引起他對華北地下游擊隊的興趣。他第二年春復活節假期便隨一位美聯通訊社的記者到冀中去察看。他們帶了自行車上火車，到保定后，騎車約兩英里就到達紅區；暑假則和另一位英籍燕大教授戴德華（George Taylor）到了聶榮臻的五臺山司令部。這時他已會說些漢語，和白求恩重逢，發現白求恩只會講幾句如“開飯”等很簡單的中國話，完全依賴翻譯員。為了讓傷兵不必長途跋涉，白求恩把所有的醫藥器材減縮到兩只騾子可背得動的包裹，以便到前線替傷兵開刀。

        林邁可見游擊隊在物質極端短缺的情況下英勇抗日，很受感動，覺得自己也須挺身仗義支持，便和地下工作人員取得聯系，利用英美僑民不必搜身的便利，替游擊隊買醫藥和電訊零件。他請他的學生李效黎幫他把醫藥貼上中文標簽，兩人因而相熟，常留她一起聽音樂唱片，進而相愛。1939年他和教數學的賴樸吾（Ralph Lapwood）連同燕大發電廠的技術工人肖再田以及一位燕大學生趙明，四人假裝慶祝中秋到西山野餐，輾轉到了山西八路軍總部見朱德。林邁可說朱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親和力，讓沒受過多少教育常自慚形穢的肖再田在他面前談笑自如 。

        他說淪陷區和重慶間的交通從未斷絕，林邁可從北平坐火車到鄭州，步行二十英里便到達國民政府管轄的區域；郵局也照常運作，好比這是另一場內戰而已，北平寄到重慶的信六個星期內亦收得到。他1940年有幾個月在重慶的英國大使館當新聞參事，說日軍因不愿得罪英美，轟炸重慶時很留心，敵機飛離基地一小時后才到達重慶上空，一般民眾早就聽到警報疏散了，英使館的人員則優哉游哉地坐在花園的防空洞前看書或下棋，看到飛機才躲進去。美國大使館隔了一條江更安全了，隔岸觀火，有些人度蜜月居然特地跑到美國大使館看煙火。林邁可說英使館的人大都聰明勤奮，但官僚氣甚重，工作效率大不如中共。

        他1940年秋重回燕大。1941年末，大家預料美日戰爭一觸即發，司徒雷登計劃把燕大遷往成都，叫林邁可開會問哪一些外籍教師愿意經晉察冀邊區到后方去，但幾乎沒人肯去。生物系的博愛理（Alice Boring）說她有一次冬天到了西山，真冷，早上茶壺里的水都結了冰，大家都估計美國數月內便可擊敗日本，在鄉下受罪不如在集中營蹲幾個月。愿意走的只有物理系的班維廉（William Band）夫婦以及新聞系的羅文達（Rudolf Lowenthal）。        

林邁可在抗戰后方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邁可收聽到德語廣播說美日已開戰，司徒雷登恰好不在校，林邁可便和妻子把皮箱塞滿收音機零件，開司徒雷登的車接了班維廉夫婦一起直奔西山，羅文達因在授課沒聯絡上。他們在溫泉附近棄了車，徒步到平西根據地。次年春到了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聶榮臻派林邁可和班維廉做通訊組的技術顧問并訓練機務人員。他協助軍區重建了傳播系統，沒有電源只好靠手搖發電，李效黎則開班教英文，因用簡單英文發電訊比中文省事多了。他們的大女兒在晉察冀軍區逃難時出生。

        據林邁可看，紅軍的作戰組織有許多缺點，如執迷教條、部屬怯于糾正長官等；但供給系統是無懈可擊的。人民主要繳糧稅，士兵到每個地方憑糧票領糧食，每張夠一頓小米飯。每單位的糧票和糧食經查核后才可發下個月的，就是出擊時也有條不紊。初冬有冬衣分配，特別寒冷的地方可領取襯了羊皮的大衣，官階高的還可領到里子是絲綢做的。工資主要用來買水果等零食而已。這制度好處是不必到處運糧，又削減了物價波動的影響，躲過了國民黨地區因通貨膨脹而士氣低沉的情況。

        1944年班維廉夫婦已去了延安，又經重慶回了英國。林邁可帶去的通訊零件已差不多用光，覺得他自己在晉察冀邊區所能做的已做了，并訓練了一批技術人員；他又深感共軍對英美可提供許多有利作戰的情報，渴望和英美軍方聯絡，便向聶榮臻提議讓他去延安。他和妻女由紅軍護送，冒著寒冬攀山越嶺，數次險被日軍攔截，兩個多月后到達延安，被安排住入窯洞里，受毛澤東和朱德宴請。朱德委派他為通訊組技術顧問。毛澤東和他數次長談，接納了他的一些建言。

        他們到延安不久，訪問的英美官員與記者突然接踵而至，李效黎便負起翻譯的責任，陪這些人到處參觀。林邁克又被委派為新華社英語主編顧問。他的兒子在延安出生。

        林邁可說國民黨官員此時大大錯估了紅軍，并且誤信了自己的宣傳，鼓勵西方人到紅區看，以為他們去了會對共產黨反感，效果恰恰相反。據林邁可看，美方起初有誠意和延安合作，但送來的機械都不合用，而且反復無常；他說這固然有國民政府從中作梗，但也怪共方沒有據理力爭而只以習慣性的“謾罵”回應。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國內戰開始，林邁可便攜眷回英國。

        戰后林邁可屢次和日本軍官交談，想了解日軍為何持有優越的軍事裝備卻無法有效地控制華北。日方承認1931年沈陽事變是精心策劃的，如愿占據了中國東北，但堅持1937年盧溝橋事變是突發的，日軍并沒準備發動一場大戰，因部隊不夠，主力用以應付國民政府的正規軍，在華北只能防衛大城市和鐵路。

        待1938年攻下武漢和廣州后，才把部隊調回華北，然而這一年間華北的游擊隊卻已扎了根。日軍起初圍剿失敗，1940年改用“堡壘”與“封鎖”雙管齊下的策略卻相當成功，這戰術用于東北也是見效的。林邁可指出這種戰術的缺點是需要許多士兵。1943年日本在中國各地已建筑了三萬個堡壘，每個堡壘約需二十個士兵駐守，另需大量的后備軍隨時待命，以便堡壘受攻擊時調動。日方沒那么多士兵，只好用偽軍，就不可靠了。他說偽軍和游擊隊間往往有協議，彼此做做樣子，他有個在冀中的學生機關槍壞了，托一位農人向堡壘里的偽軍借，等自己的修好再還，偽軍答應了，說十天內日本人檢查前奉還便可。1943年后日方把主力調到太平洋前方，防線又退到鐵路附近。

        林邁可還說日本人失敗歸根究底是不得民心。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日本可理直氣壯地說它代表亞洲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那時日軍對平民和戰俘的紀律是有目共睹的。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士兵搶奪、強奸、濫殺，無惡不作，引起民憤；戰后日本軍官也承認憲兵隊伍完全失控。林邁可說這是因日軍為顧全顏面，不愿懲罰敗類，每次有人提出軍紀問題總把事情淡化。

        與林邁可交談的日本軍官曾自豪地說，日軍在華北比起美國在越南成功多了。林邁可答說兩者不可相提并論，紅軍當時一點外援都沒有，而且華北冬季特別寒冷，又沒有植被掩護，不似東南亞天氣暖和到處有森林，對游擊戰術有利。紅軍的優勢是得到民眾由衷的合作。        

林邁可夫婦的戰后歲月：再見，延安

        林邁可的父親因對英國教育有功，1945年被封為男爵（baron），他死后林邁可作為長子繼承了父親的爵位，李效黎便成了第一位成為英王室貴婦的亞洲人。他后半生在澳洲以及美國的大學教書，夫婦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度因批評“文革”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后來屢次訪華，他1994年去世后，李效黎到北京定居，2010年在北京去世。

        李效黎雖然來自山西，家人卻沒有桑美德想象的那么保守，并不反對她的異族婚姻。她的父親曾在閻錫山手下當軍官，哥哥清華畢業后到哈佛念經濟，回國在銀行工作。她小時候有數年隨父親住在一個偏僻的農村里，和當地人打成一片，又學會了騎馬，這對她后來在紅區生活倒是很好的預備。她戰后隨林邁可到了英國，馬上根據日記用英文寫了回憶錄，對紅區有很細膩的描述，但2007年才在美國發表，書名是《顯眼的李子》（Bold Plum），是出版史上罕見的譯本出現多年后原文才面世的書。香港文藝書屋早在1975年便出了中譯本《再見，延安》，是董橋譯的；1991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另出了肅宜譯的版本《延安情》，很多段落不見了，卻多了照片和另一些細節；兩者都譯得很好，又含些后來“原文”沒有的段落。

        我和李效黎有一面之緣。戲劇家熊式一的幺女德荑是我的朋友，在牛津長大，跟林家很熟。我八十年代初動手寫《洪業傳》時，德荑問我洪業有沒有提到林邁可，我說有，兩人關系相當密切，她便送了我一本《默默無名的戰爭》。我有一次到華盛頓城看德荑，她帶我去林家，邁可那天恰好不在，效黎一點架子都沒有，平易近人。效黎大概以為我和德荑一樣不懂中文，沒跟我說她回憶錄的中文版已出版了，直到我最近整理手上的燕京大學資料，和她的兒子通電郵才知曉。

        李效黎的原稿聽說非常之長，三種版本因時因地因讀者不同作了些不同的取舍：譬如香港文藝書屋版以及后來的英文版有一段描述延安時的江青，形容她如何美麗優雅，但說她有心臟病而不常露面，“一點都不像中國一些名人的太座，存心想干涉多管國家大事……”上海遠東版就沒有這一段。德荑說英文版把原稿許多紅區各地食物的論述省略了，也很可惜。

        （編者按：本文所指“紅軍”，均來自原文Red Ar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