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張鋒研究員最近在澎湃新聞上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為什么中國的外交話語這么難懂？”文章觀點尖銳、有趣，因此也引起徐進、蘇長河、張志洲、相藍欣等諸位師友的商榷與回應（編者注：相關文章請見文后“繼續閱讀”）。張鋒在撰寫第一篇文章前，曾與筆者就這一話題有過交流，因此筆者覺得多少也有些“責任”需要“摻和”一下。

總體看，幾位批評者對張鋒的文章批評多過肯定。所有的討論者都將討論延伸到話語與權力的關系之上，確實使討論變得更為深刻和豐富。因此，在筆者看來，所有這些文章不僅形成了爭論，而且也相互補充，讓我們可以對這一問題有一個更全面的看法。筆者也是福柯的擁躉，同意話語之下確實存在權力問題。中國與西方國家話語體系不同，導致外國聽眾“沒有能力懂”；甚至在西方話語霸權之下，有些人“沒有意愿懂”。這些現象都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存在著。

但是筆者認為，我們或許暫時不用走得那么遠、那么復雜，還先做一些“樸素”的討論。別人如果沒有能力或者意愿聽懂，那是別人的事情，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辦法。我們能做的，首先是要確保我們自己的話語已經足夠清楚。在已經有好幾篇“超越”張鋒所提問題的討論之后，筆者覺得還是應該先回到張鋒提出的問題：中國外交話語本身究竟是否難懂？如果有點兒難懂，我們是否有改進的空間？

我想答案是清楚的：中國一些外交話語確實不太好懂，不僅對外國人如此，即便中國人甚至中國學者，也未必能很好地理解。只舉一個例子，我們對東南亞講“親、誠、惠、容”，對非洲講“真、實、親、誠”。兩者的差別在哪里？為何“真、實、親、誠”不能用于東南亞或者是拉美等地區？如果不是做這兩個地區工作的官員和學者，恐怕并不容易參透。這些表述就算中國人恐怕也不大容易明白；再翻譯成抽象的amity, sincerity等單詞后，外國人恐怕就更難聽懂了。

外交話語要讓人聽懂、記住，首先要做到指向明確。也就是說，外交話語要讓人比較容易地知道其內涵是什么，這也是張鋒在他的文章中所說的，外交話語要“細化”和“具體化”。能讓人知道在這種話語指導下，中國要做什么，將采取怎樣的姿態、政策將有怎樣的變化。中國有一些很好的外交話語。比如解放后我們提出的“一邊倒”，非常清楚、形象。習主席在周邊工作會議上講“奮發有為”，由于跟過去的“有所作為”形成了對照，彰顯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基本取向，也十分清晰。

外交話語需要有說服力。如果能讓聽者在看到我們的外交話語后感到，假設他處在中國決策者的位置，也會采取同樣的政策，那么話語的說服力就會比較強。增強說服力的一個辦法是少講美好意愿，少講規范性語言，多講具體的行動、具體的戰略。國際關系的問題顯然不是靠美好意愿就能解決的，只講美好意愿，聽者內心會反問說，我憑什么相信你？在這個意義上，張鋒博士提到的“合作共贏”的理念，我們確實還需要進一步深化、細化。這樣一個愿望當然是美好的，但我們恐怕還要說服聽者，為何別的國家過去做不到合作共贏，獨獨中國有辦法能做到。

與此相關聯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恐怕要少講中國文化的特殊，多講些普遍的東西。一個基本的邏輯是，世界各國雖然有文化差異，但是人類的共性還是遠遠大于差異性。比如我們經常解釋中國為何不會“國強必霸”，或者為什么只能選擇“和平發展”。如果我們總是強調中國文化的“和平基因”，講中國自古以來就如何如何，我們自己聽著沒問題，別人會問，難道我們國家就不愛好和平嗎？難道別的國家都不愛好和平？為何歷史上那些國家沒有做到和平發展？如果我們強調現代國際關系的性質既不允許中國采取霸權主義政策，中國也沒有必要采取霸權主義政策就可以實現發展，可能會更讓人信服。

相比于話語的內在邏輯，外交話語采用什么詞匯、什么表述方式反倒沒有那么重要。畢竟，關心中國外交政策的人，一般會花點時間來了解一個外交話語的字面意思、典故等等。例如“韜光養晦”這個說法，字面意思比較難懂，甚至不是中國人日常漢語中常用的的一個成語，但是依筆者的經驗，雖然外部對這一表述的翻譯、理解五花八門，但是絕大多數人按照“保持低調”（keep low profile）來理解，實際上也算八九不離十。當然，使用中國概念、成語、典故需要適當，用得太多、太濫，連中國人自己也聽不懂。

話語是否好懂，特別重要的是要在第一時間盡快拿出對話語的詳細解釋。學者在解釋中國外交話語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在這一方面，我們需要改變學者“追著話語跑”的局面。不能總是官方提出一個外交話語，學者連忙揣測分析，然后加強研究。等到這個過程結束，解釋話語的最佳時間段就過去了。

2012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同志提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2013年習主席提出新型大國關系的三個內涵；2014年習主席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六個努力方向。這些發展和解釋外交話語的工作都是由中國領導人完成的。學術界一直處于比較落后的狀態。要改變這一局面，一個辦法是新話語形成后盡快向研究界吹風；另一個更好的辦法則是在官方推出新的外交話語前，先做好內部研究工作，讓研究伴隨話語產生的過程，這樣也可以保證話語更科學、更清晰、更好懂。

總體來說，外交話語是中國官方話語的一部分。改進中國的外交話語，是再造中國官方話語體系努力的一部分。毛主席曾說，“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習總書記2010年5月在中央黨校曾經作過《努力克服不良文風、積極倡導優良文風》的報告。2012年底中央出臺的“八項規定”中的一條，就包括“切實改進文風”的內容。改進我們的話語體系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工作，這并不是為了要迎合誰，跟別人能不能懂、想不想懂也沒太大關系。（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