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啟蒙時代，也正是中國風在歐洲流行的時代，這并非巧合。“中國風”這個詞主要應用在裝飾藝術和建筑上，其中某些題材和圖案元素特別受歡迎，包括寶塔、閣樓、草帽、陽傘、轎子、拱橋、中式帆船以及類似和服的衣裝。也有許多人對漆器和瓷器這樣的中國材料和技術感興趣。中國風主要流行于法國和英國，在法國它被融入了洛可可風格。而同時在德國的流行程度則并非那么顯著。本文將通過一些重要的例子展現(xiàn)中國風在德國的流行，并探討在那個歐洲關于中國的真實知識已相當豐富的年代，這樣一種“媚俗”的中國形象是為何，并怎樣發(fā)展起來的。

        在上海姊妹城市漢堡的工藝美術博物館里，有個裝飾精美的樂器，那是一架羽管鍵琴，由當時第一流的樂器制造商——采爾（Christian Zell，約1683-1763）于1728年制造。采爾在漢堡有工作室，歐洲各地的王室宮廷都向他訂購樂器。羽管鍵琴主體四周環(huán)繞的鑲邊圖案描繪了中國風味的場景：亭臺樓閣的田園風光，人們身著和服式的衣裝，頂戴尖頭草帽，有幾個舉著陽傘。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作為漢堡城市音樂總監(jiān)的作曲家泰勒曼（Georg Philip Telemann，1681-1767），曾親自用這個羽管鍵琴演奏過。他不僅把羽管鍵琴作為通常伴奏的樂器，而且專為羽管鍵琴譜曲，將它作為獨奏樂器使用，這是泰勒曼的諸多成就之一。

     觀眾前往欣賞音樂晚會的演奏，他們會沉浸在這些中國風的場景中，讓自己被帶到那個美妙而遙遠的地方。其他作曲家也會創(chuàng)作有關中國題材的音樂作品。1754年，奧地利的瑪麗亞·特蕾西亞女王（MariaTheresia，1717-1780）準備某場慶典時，特別下令格魯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為意大利詩人梅塔斯塔齊奧（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的劇本創(chuàng)作歌劇譜曲，名為《中國人》。這是一個田園式的浪漫故事，但它的主人公不是牧羊人，而是更具異國情調(diào)的中國人。

        在許多著名的王室用奢侈品上也可以找到中國場景，例如慕尼黑王宮中1724年制的茶具。這套精致的茶具是由邁森的荷洛特（Johan Gregorius H?roldt，1696-1775）繪制。稍早幾年，在1708年，比特格爾（Johann Friedrich B?ttger，1682-1719）就已發(fā)現(xiàn)了制作真正瓷器的秘訣。比特格爾一直是個藥劑師學徒，同時以煉金術為世人所知。德累斯頓的“強者奧古斯特”公爵（奧古斯特二世）最初聽到的是比特格爾會提煉黃金的傳聞，便馬上命人把比特格爾帶到宮廷。公爵曾希望這樣能填補他那一窮二白的薩克森國庫。盡管這愿望沒有實現(xiàn)，但被關在邁森的阿爾布雷希特堡實驗室里的比特格爾還是發(fā)現(xiàn)了一些至少和黃金同樣珍貴的東西，那就是燒制瓷器的秘密。在那以前，歐洲的瓷器只能以高價從中國進口，因此瓷器是極少數(shù)人才能負擔的奢侈品。那些被荷洛特繪上中國風的邁森瓷器備受追捧，它們是中國材料——瓷器與中國題材完美的融合。當時歐洲有許多中國題材的書籍流傳，瓷器畫家和工匠們能夠依此來設計他們的作品。其中有一本插圖書籍在全歐洲廣為流傳，那是皮勒蒙（Jean-Baptiste Pillement，1728-1808）所作的《中國裝飾新書》（A New Book of Chinese Ornaments）。他繪制的插圖妙趣橫生，充滿想象力。皮勒蒙從沒有到過中國，但他曾在葡萄牙、荷蘭和英國工作過，這些國家的東印度公司都與中國建立直接的貿(mào)易聯(lián)系。他很可能見到過一些描繪和記錄中國生活的插圖書籍和印刷品。

        在17世紀的歐洲，最具影響的塑造了中國形象的一本書是由德國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撰寫的。這部大開本書籍題為《中國圖說：中國宗教、世俗和各種自然、技術奇觀及其有價值的實物材料匯編》，簡稱《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于1649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基歇爾本人也從未去過中國，但他定期與其他在中國工作的耶穌會同事們通信。因此基歇爾獲得了許多關于中國的親眼目睹的一手描述。必須要提及的是，這些通信、包括耶穌會士的中國報道，都是有意從積極的一面展開的，只講述中華帝國最光鮮的一面。這種片面性的中國報道，其原因在于耶穌會士想說服羅馬教宗繼續(xù)支持他們的傳教事業(yè)。

        偉大的德意志人文主義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也對中國有著濃厚的興趣。如基歇爾一樣，萊布尼茨也與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及其他學者有著密切的書信往來[萊布尼茨與來華耶穌會士的通信已由韋德邁爾編輯出版，參見Widmaier,Rita (ed.).Der Briefwechsel mit den Jesuiten in China (1698-1714).Felix Meiner Verlag,Hamburg,2006]。1697年，他的著作《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出版。他許多關于中國的見解，都來自與意大利耶穌會閔明我神父（ClaudioFilippo Grimaldi，1638-1712）的交流。閔明我是在康熙宮廷服務的天文學家、數(shù)學家和工程師。1689年，康熙帝派遣他出使羅馬。在那里，閔明我和萊布尼茨相遇，萊布尼茨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向閔明我咨詢了大量關于中國的問題。閔明我回到中國后，兩人繼續(xù)通過書信討論。在1692年3月21日寫給閔明我的信中，萊布尼茨堅信對于中國和歐洲而言，最重要的是相互學習，在知識層面互通有無，共享彼此的優(yōu)勢與成就，為了全人類的福祉，走向一個更良善、更開化的明天。萊布尼茨和其他哲學家都把中國理想化了，在他們的想象里，中國就是個現(xiàn)實的烏托邦，擁有明君、受過良好教育的學者型官員以及和諧的國家秩序。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包括貧窮、缺乏教育、疾病和奴隸般的從屬關系，這些狀況都沒有出現(xiàn)在上述理想化的場景中。

        18世紀的歐洲被戰(zhàn)爭破壞嚴重，尤其是“七年戰(zhàn)爭”（1756-1763）及其后引來的無數(shù)場戰(zhàn)事。整個美好的景觀都被摧毀，村莊被燒毀，搶劫、強奸和謀殺猖獗。正是對這種景況深惡痛絕，人們渴望和平與穩(wěn)定，向往美好生活。國家君主、哲學家和學者都認真地尋求能帶來和平與秩序的政治解決方案。中國，或者更準確地說，由耶穌會士報告塑造出來的具有積極形象的中國，似乎可以提供這樣的方案。戲劇——比如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創(chuàng)作的，出版于1755年的《中國孤兒》——很顯然推動了這種思潮的傳播。這個劇本的創(chuàng)作主要根據(jù)中國元代戲劇《趙氏孤兒》的譯本。在伏爾泰的劇本和其他著作中，這位哲學家把中國皇帝理想化，將其看作一個開明君主，同時他也稱頌那些有教養(yǎng)的、博學的大臣們。他對中國的官員體系并非世襲制，而是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學習和科舉考試成為官員這一點有著高度評價。所以，當伏爾泰將此劇獻給紅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孫、君主絕對權威的捍衛(wèi)者黎塞留公爵（Duke of Richelieu，1696-1788）時，不無諷刺的意味。這也表明了在哲學和政治思想上從專制主義向啟蒙的重大轉(zhuǎn)變。

        這樣的思潮并沒有局限于戲劇舞臺上，而是最終影響了現(xiàn)實政治。伏爾泰與普魯士國王弗雷德里希二世（KingFredericII，1712-1786，也就是“腓特烈大帝”）書信來往頻繁。國王對政治實踐中啟蒙思想的嘗試抱持開放態(tài)度。他主張宗教自由，提出了義務教育理念，并且至少在理論上聲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七年戰(zhàn)爭結束的前一年，腓特烈大帝與瑞典講和。《漢堡和約》簽署于1762年5月22日，漢堡的音樂總監(jiān)泰勒曼為這次和約譜寫了一曲莊嚴的大合唱（作品編號TWV14:12）。既然此時和平已經(jīng)實現(xiàn)，普魯士可以從戰(zhàn)爭中復興。腓特烈大帝將他的注意力轉(zhuǎn)向行宮的建造，即波茨坦附近著名的的無憂宮（Sanssouci）。兩個特別豪華的建筑被賦予了“中國風”，即所謂的“龍屋”和“中國茶亭”。“龍屋”是對中國寶塔的粗率模仿，它因具有弧形的屋頂，并且水管的末端被造成龍的形狀而得名。“中國茶亭”裝飾豪華，環(huán)繞著真人大小的鍍金人像，象征著中國人。在塔的頂部有一個坐著的中國官員，撐著一把陽傘。在底層有幾對人像，喝著茶，彈奏樂器，搖著蒲扇，聊得很投機。平安和幸福，這就是一個中國式的烏托邦，在無憂宮的建筑和雕塑中得以實現(xiàn)。

        另一個例子是德累斯頓附近的皮爾尼茨（Pillnitz）城堡，它同樣通過中國風的使用，來表達以中國為理想型國家的啟蒙理念，該城堡為奧古斯特二世所有。皮爾尼茨城堡沿著易北河岸建造，占地面積巨大，許多建筑都反映了中國化的場景。其中不但包括寶塔、草帽和陽傘這些程式化的老套元素，而且還有中國皇帝主持農(nóng)耕祭祀儀式這樣極有意味的場景。曲線的屋頂也是對中國建筑的模仿。奧古斯特二世以喜愛中國瓷器著稱，他曾說自己對瓷器的愛慕已“病入膏肓”。他所收藏的中國瓷器主要是明代和清康熙年間的物件，它們最初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口到歐洲。商販在萊比錫的商會集市上收購了這些珍貴的瓷器，后將其出售給奧古斯特二世。1717年，公爵用600名士兵從普魯士國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一世那里換取了150個中國瓷瓶。這些瓷瓶即以所謂的“龍瓶”（Dragoner vases）為世人稱道。如今，公爵大量的瓷器收藏品都存放在德累斯頓的茨溫格宮。

        在17和18世紀，整個德意志地區(qū)都對中國和中國風的事物有著濃厚興趣。巴伐利亞選帝侯馬克西米連二世·埃曼努埃爾（MaximilianII Emanuel，1662-1726）在一系列即位戰(zhàn)爭后掌權，他開始建造寧芬堡（NymphenburgCastle）。他命令其宮廷建筑師艾夫納（JosefEffner，1687-1745）親自設計。選帝侯本人經(jīng)常會親自干預，偶爾也會與他的宮廷建筑師產(chǎn)生一些摩擦。慕尼黑的寧芬堡最具中國特色的建筑是“寶塔屋”（Pagodenburg）。雖然外部造型不同，但從名稱上可知它的建造是以中國寶塔為藍本的。在“寶塔屋”的內(nèi)部裝飾上，中國風格最為明顯。底樓的墻壁和天花板以青花圖案裝飾，這些圖案描繪了中國的場景。明顯這是受到明代青花瓷的啟發(fā)。上面幾層的墻壁上則掛著從中國進口的彩繪絲綢，以及漆面嵌板。在這里，就像在歐洲其他許多城堡一樣，我們都可以發(fā)現(xiàn)具有“中國風”的器物與設計同從中國進口的原汁原味的物品混搭在一起。

        1789年，在慕尼黑的英吉利花園（English Garden），一座高達25米的五層木塔建成。它的名字叫“中國塔”，它的設計靈感源自英國倫敦附近皇家植物園（Kew Garden）的著名佛塔。“中國塔”被燒毀了好幾次，但總會被重建。如今，它是慕尼黑最受歡迎的啤酒園之一。

        我們還要說到卡塞爾的弗雷德里希二世伯爵，他并沒有停留在對中國建筑的拙劣模仿。在維森施坦宮附近的威廉高地（Wilhelmsh?he）公園里，他設計了一個名為“木蘭”（Mulang）的完整村莊，1781年建造完成。村子里有農(nóng)舍、牛羊豬圈、廚房，奶場、住宅和宴會廳。侯爵雇傭了幾個包括黑人婦女在內(nèi)的農(nóng)場工人。在宴會和節(jié)慶時，這些農(nóng)工就得打扮成中國人，穿上具有東方情調(diào)的服飾，以凸顯這個村莊的中國特色。在這個“典范村”里還有一座教堂、一個清真寺和一座寶塔。這三個建筑聚合在一起，象征著不同宗教信仰的和平共處。在當時基督教占統(tǒng)治地位的德意志地區(qū)，這的確是一種引人注目的進步和開明姿態(tài)。

        木蘭村的寶塔是參照查爾斯·歐文（Charles Over）一部書中的銅版畫作品建成的。這部書出版于1758年，內(nèi)有54幅插圖，并有個有趣的標題：《哥特式、中式和現(xiàn)代風格的裝飾建筑》（Ornam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Gothic, Chinese and Modern Taste）。這座寶塔也常被稱作“中國廟”。塔內(nèi)有許多人物雕塑，現(xiàn)在大部分已被摧毀。其中包括一尊佛教中布袋和尚的坐像，他上衣敞開，露出大肚子，右手拿一把合起來的扇子，周圍環(huán)繞火焰光環(huán)。另有一個在壁龕中的人像，是一尊道士立像。他身穿綢袍，頭頂帽子，左手持拂塵。如今，這些雕塑只有透過老照片才能為人所知。然而，它卻給予我們一個印象，即卡塞爾的弗雷德里希二世伯爵對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佛教和道教之類宗教，是多么的興趣盎然。木蘭村既是一個杰出的理念化構建地，同時也是其主人的一個奢華玩物。

        回顧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中國風，歷歷在目的是這些寶塔、亭閣、斗拱房頂、龍、邁森彩繪瓷器、漆制家具和樂器上的鑲嵌品、青花裝飾瓷磚、身穿中式衣裝的人物、彩繪壁紙以及繪有中國風物的掛毯，這一切看起來是那么具有田園風味和異域風情，甚至有些媚俗。然而，中國風也可被理解為是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一個基于啟蒙原則的和平社會的向往，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渴望。歐洲人從遙遠的中國聽說到如此多奇異的事情，比如社會地位和官職的進階取決于自身的學識和教養(yǎng)，而不是世襲制，這是一種自己能夠把握未來的理想模式。他們對中國有著濃厚的興趣，并且對中國生活的各方面都投入了極大熱情。哲學家萊布尼茨大力提倡中國和歐洲間彼此的互相學習，他的態(tài)度代表了一種對兩個不同文明成果的尊重。在此方面，中國與德國可以再行保持在萊布尼茨時代兩個文明所碰撞出的火花，繼續(xù)相互學習。

        （作者Uta Lauer為漢堡大學漢學系教授；臧繼賢譯，章可校。本文原載《文匯報·文匯學人》2015年6月5日刊。《文匯學人》微信公號：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