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華人世界知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曹景行今年給自己安排的首要工作，是和上海紀實頻道合作拍攝抗戰七十周年紀念專題片——“行走戰場”。從南京、臺兒莊到武漢、重慶、長沙，從中國遠征軍戰斗過的云南騰沖，到東北義勇軍奮起抵抗過的黑龍江哈爾濱，最后回到見證淞滬血戰的上海“四行倉庫”，他將在5月—7月間橫跨大半個中國，尋訪中國的抗戰往事。

        對于出生在1947年的曹景行而言，這場戰爭是與家族歷史息息相關的鮮活記憶。他的父親是民國著名記者、作家曹聚仁（1900—1972），抗日戰爭期間任中央通訊社戰地記者，曾采訪報道淞滬戰役、臺兒莊戰役以及東南戰場。他的母親也曾在戰地報道，他的哥哥姐姐都在戰地出生，他的叔叔是首批開上史迪威公路的汽車運輸軍團團長，他的堂哥曾是中國遠征軍汽車兵，他的姑父是參加過臺兒莊戰役的國軍參謀長……

        “父親和舒宗僑先生合著的《中國抗戰畫史》，我小時候就當連環畫來翻。”曹景行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時說。他背著大包小包，滿滿當當地裝著父親曹聚仁的抗戰作品、回憶錄，叔叔曹藝的文集，以及姑父金式的六本戰爭著作手稿。“我最近在搜集資料，”曹景行說，家中老人在世時對于參戰經歷不愿多談，然而和千千萬萬浴血奮戰過的中國人一樣，他們的故事應該被今人了解。

        70多年前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那場戰爭改變了無數家庭的命運。“我一直覺得，同許許多多其他的中國家庭一樣，曹家過去100多年的命運，正是國運起伏的折射和縮影，父親和叔叔那一代尤其如此。” 曹景行說。

       

 “抗戰是全家人的抗戰”

        曹景行的父母都在抗戰期間當過戰地記者，叔叔、姑父、堂兄都是軍人，姐姐曹雷、曹霆，哥哥曹景仲都出生在戰爭期間，二姐曹霆不幸夭折在戰亂中——所以他說：“抗戰也是我們全家人的抗戰。”

        曹景行的母親鄧珂云1916年出生在上海，高中就讀于上海市立務本女中（現上海市第二中學）。1934年秋，曹聚仁到務本女中當國文教師時二人相識，四年后在抗日的烽火硝煙中結為伉儷。

        “他們結婚后就攜手去了魯南作戰地采訪。”曹景行告訴澎湃新聞。曹聚仁為中央通訊社發消息，鄧珂云為《立報》寫報道，3月下旬他們到徐州，又共同見證了臺兒莊戰役的勝利。曹聚仁是第一個報道臺兒莊大捷的記者，后又綜合各方面消息撰寫了長篇報道《臺兒莊巡禮記》，各大報紙紛紛刊載，舉國上下為之振奮。

        “但后來我媽媽就生了很重的傷寒，退回洛陽、上海養病，不久又到浙江，和我父親會合后去了江西。”曹景行說：“1940年我母親就要生我姐姐了，便定居在贛南。父親應蔣經國之邀在當地主持《正氣日報》的編務，母親幫忙編副刊。直到贛南丟了，他們才逃到樂平、上饒一帶。二姐就是在逃難到樂平鄉下時，死于傳染病虎列拉。”

        在曹景行的印象中，母親對于這段日子的回憶，就是沒完沒了的轟炸和逃難，姐姐曹雷也還記得幼時逃警報的事。

        “除了戰場上的親人，在大后方讀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的舅舅、舅媽，留在上海的外祖母、阿姨，生活都很不好過。”曹景行的外公鄧志強是怡和洋行的打字員，曹聚仁夫婦臨走時把資料存放在洋行辦公室，以為能夠保全。沒想到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人占領了洋行，資料盡毀。曹景行說：“好多封魯迅寫給我父親的信就被丟進了怡和洋行的抽水馬桶，沖走了。這就是亡國奴的生活。”

        曹景行的祖父曹夢歧在老家浙江蘭溪蔣畈村創辦了新式學校，抗戰爆發后，身為農民的祖母、伯伯都留在了鄉下。“1944年日本人打過來的時候把我們家，包括我們家辦的學校都燒了。我爸爸曾寫道，我祖母躲到山上，看著山下的一切全被燒光了，只能跳腳。” 曹景行說。

        抗戰勝利后，曹聚仁趕回上海采訪日軍投降式，鄧珂云則乘著農民運送蘿卜的小船，從江西鄱陽湖一路漂回上海。“帶著兩個孩子，身無長物，什么都沒有，只好先寄居在外婆家里。”曹景行感慨的是，不論什么身份、何種角色，所有人都經歷了至少8年的顛沛流離。而在當時的中國，不只是曹家，還有千千萬萬個家庭經歷著這樣的聚散離合。       

父親曹聚仁：從淞滬抗戰開始，走上戰地記者之路

        曹景行在桌上攤開一本1947年版的《中國抗戰畫史》，指著封底“天津市行政學院干部學校圖書館”的印章告訴記者：“這是我在復旦歷史系的同學左寶祥撿來的。1990年代有些圖書館關閉、合并，一些藏書就流出來了。”

        這部與他同齡的《中國抗戰畫史》由曹聚仁和攝影記者舒宗僑合作完成，全書40萬字，1200張照片，600幅地圖，是珍貴的抗戰資料。然而在“文革”期間，曹景行家里的書被抄、被毀，沒有留下原版。

        “父親原本在大學教書，寫文章辦雜志，研究國學，也以史家自居。抗戰爆發后他帶筆從戎，后來成為中央社特派記者。”曹景行說，父親的戰地記者生涯是從淞滬抗戰開始的。“他和孫元良的部隊一起在四行倉庫里經歷了四十多天的堅守與激戰，發回的戰訊被各國通訊社引用，因為只有他在倉庫里。隨軍撤出后，他又輾轉臺兒莊、江西、浙江……寫下許多報道。”

        曹景行覺得，父親的采訪和其他記者不太一樣。“他既是有著少將級軍銜的軍人，又帶著歷史學者的眼光。這八年里，不論打到什么地方，他首先是從史學的角度看待戰爭，有積累資料的意識。他還跟我軍中的叔叔（曹藝）說，你也要積累資料。他保存了不少作戰地圖，還有些八路軍的資料是叔叔交給我父親的。”此外，曹聚仁還有計劃地搜集敵軍文件、日記、俘虜口供等，這些資料后來都成了《中國抗戰畫史》的素材和基礎。

        1945年抗戰結束后，曹聚仁回上海繼續編報、教書，而抗戰時期在重慶主編《聯合畫報》的舒宗僑此時也到上海搜集日本人留下的圖片資料，二人一拍即合，完成了這部圖文并茂的抗戰記錄。1947年5月，《中國抗戰畫史》第一版面市，很快售罄，一個月后便加印重版。

        曹景行說，幼時他把這本書翻得爛熟，圖片了如指掌，文字卻是長大后才細讀。他認為整本書的核心精神，在最后引用的蔣百里的一句話里：“對日作戰，不論打到什么地步，窮盡輸光不要緊，最終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協，唯有長期抗戰，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講和！”

        “就是堅持抵抗，打出國際社會的認可，打出中國抗戰的世界地位。”曹景行說。

        “這本書曾多次再版，在美國以及港臺還有盜版，我們為此打過官司。”曹景行向記者介紹，“1988年中國書店出版社影印過這本書的圖片資料，可惜現在很難再看到。2011年，我主持崔永元做的大型歷史紀錄片‘我的抗戰’第二個系列的發布會，《中國抗戰畫史》剛在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重印，當時向在場的抗戰老兵贈送了這本書。這一版本有圖片，但圖片質量也不好。今年恰逢抗戰勝利70周年，東方出版中心出了一個文字版，定名為《一個戰地記者的抗戰史》。”

        除“畫史”之外，曹聚仁還寫過大量關于抗戰的作品，包括《大江南北》、《采訪本記》、《采訪外記》等。曹景行認為，父親對抗戰的切身體會、身為學者的眼光學識以及深厚的文字功底，都使得這些敘述更有價值。例如，他曾在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中寫過《從四行倉庫談起》，解構戰爭中為了鼓舞士氣構建出來的神話——“八百壯士”實際上只有四百人，冒死送國旗的楊惠敏并非從蘇州河游到對岸沖入前門、而是從雜貨鋪后壁爬進倉庫，并直言當年“許多悲壯的場面，我是不便直接報道出來的”。

        “父親經歷過戰爭，有把握來寫。”曹景行說。

叔叔曹藝：“駝峰頂上翻出去，野人山下轉回來”

        曹藝(1909—2000)，原名曹聚義，筆名李儵、胡銘等。18歲就讀南京中央軍校炮科（黃埔六期），在軍校中成立中共地下組織，由瞿秋白直接領導。后因身份暴露赴日避難，之后潛歸上海入東亞同文書院學習，開始從事寫作。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曹藝北上參加東北義勇軍的后援會工作，后加入東北抗聯馬占山部隊，1934年加入中國第一支機械化部隊——交通兵二團。

        1937年10—11月，在中日雙方相持20多天的忻口戰役中，28歲的曹藝作為汽車連連長率部上前線，并圓滿完成戰斗任務。在撤退途中，車隊突然遭遇日機掃射，曹藝在觀察敵機、指揮車隊時不幸中彈。他身穿的厚毛大衣上留下11處彈痕，卻只傷著了左耳和左臂，與死神擦身而過。這件血衣曹藝一直珍藏著，紀念自己九死一生的抗戰經歷，但最終毀于“文革”時期。

1937年忻口戰役中，曹藝在山西前線遭日機掃射受傷

曹藝一家，1940年攝于桂林

        1942年12月，曹藝率部“飛越駝峰”，遠征印緬抗日，任駐印軍輜重汽車第六團團長，后被史迪威將軍親薦晉階少將軍銜。1945年1月，抗戰生命線———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通車，曹藝親率車隊把堆積在印緬的45000噸援華物資運往國內抗日戰場。曹景行說，叔叔戎馬倥傯大半生，他最引以為豪、晚年最常提起的，就是“開汽車，開到滇緬公路”。“駝峰頂上翻出去，野人山下轉回來”，正是這段歲月的寫照。

從畹町到昆明與滇緬公路基本重合；國外部分北起印度利多（現譯“雷多”），南經胡康河谷，進入滇邊畹町。

        1942年夏，日軍占緬南、緬中和滇西，中國遠征軍敗歸云南，英帝國三軍退守印度，失敗主義的烏云正籠罩盟軍上空。彼時曹藝率領我國一個汽車兵團，在中印緬未定界內一個號稱“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地帶，開山筑路做運輸。羅斯福派來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印度組建中國駐印軍，為沖破日軍封鎖，力主從曠古無人煙的區域開辟出一條公路，把援華物資送到昆明。1945年1月，公路完工，與滇緬公路銜接，直達昆明。

        “說起中印公路，我是從勘察、修筑那天起，到編成第一列車隊走這條公路直上昆明，都是親與其事的。”曹藝在晚年的回憶中這樣寫道，“1月27日，從滇西打出來的中國遠征軍第五十三軍，和從緬北打回國的中國駐印軍新一軍會師于畹町附近的芒友。出國3年了的我這個汽車兵團，編了一個車隊，于舉行會師典禮的當天，直向昆明進發。久離祖國的游子，忽然征輪滾滾，奔馳于父母之邦的土地上，這時的心境，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曹藝，《漫話史迪威將軍》，《民國春秋》，1991年）

        值得一提的是，修筑中印公路、滇緬公路的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運輸司機中，有不少華僑青年和暨南大學的華僑學生。“我父親曾是暨南大學的教授，他的好些學生后來都去了滇緬戰場。另外，暨大的體育系很好，很多運動健將后來參軍了。”曹景行說。

姑父金式的軍事筆記：關于臺兒莊的記憶

        “我祖父有四個孩子，我父親排行老二，叔叔曹藝最小，老大是蔣畈村農民，老三就是姑姑曹守珊，曾是南京中央監獄醫官。她的丈夫金式是黃埔六期的學生。”曹景行一邊拿出此行最沉的“行李”——六大本泛黃的手寫文稿，一邊向記者解釋。

        這些文稿是曹守珊的丈夫、曹景行的姑父金式的未刊著作：《戰爭之經緯（上下卷）》、《國粹用兵手冊》。“姑父主要跟隨湯恩伯軍團對日作戰，從臺兒莊一直打到河南，做過師參謀長、軍參謀長。這批文稿是他旅居澳門四十年間所寫，主要是結合自身的從戎經歷和作戰心得研究軍事、注解兵法。”曹景行說。

        據《浦江百年人物》記載，金式（1904-1994）原名士元，軍校名百魂，字知人，號不換，晚年署號東海老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生，歷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十五軍參謀長、第六戰區補充第五旅旅長、第十一預備師副師長、第十三軍第八十九師少將師長等職。在抗日戰爭中，金式隨湯恩伯軍團對日作戰，相繼參加南口、徐州、隨棗、豫中、桂柳諸戰役，曾于臺兒莊一役負傷，因作戰有功，獲頒“指揮有方”嘉獎令。

        曹景行告訴澎湃新聞，這兩部軍事著作援引了許多抗戰時期的案例，都來自姑父的親身經歷。“比如檢討國民黨的戰爭動員做得不到位、征兵靠買賣壯丁，有些細節只有親身經歷過才能寫得出來。”

        翻閱文稿可以發現，不少戰略戰術的闡釋是以臺兒莊戰役為例來分析的。

        例如，在說明敵情判斷的重要性時，金式寫道：“以抗日戰爭臺兒莊戰役為例，自從湯軍團包圍日寇左翼后，當面日寇軍原有十余門山野炮參戰的，到將要撤退前一兩天已減至只有三四門之多了。又據情報人員報告，寇軍很多坦克車，連日來用土民耕牛向北拉去云。這都可以證明寇軍將要撤退的征候，也正是國軍要加緊與日寇求決戰的有利時機，可是最前線的軍師長們還是斷定日寇不會后退的，直至四月六日黃昏后日寇真的后退時，軍師長才恍然大悟，乃令部隊加緊攻擊，殊不知其主力已逸出戰場，只同他的后衛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激烈戰斗后，就改為追擊前進了。這是證明第一線的高級指揮官缺少看破有利戰機之慧眼，致對敵情有錯誤的判斷了。”

        又如，在說明指揮官怎樣下決心時，金式這樣分析：“記得抗戰時，當臺兒莊會戰前期，國軍第四師原由津浦線之臨城車站附近西撤，抵棗莊附近后，曾奉上級命令，應以師之全力攻擊棗莊的。這是中興煤礦公司所在地，四周圍有石城墻，比之普通縣城高大而堅固，是臨沂至臺兒莊公路線上很重要的一個據點，早被日寇先占據著，并禁閉四門固守中，兵力不詳。以當年國軍戰斗力，即令全師行堂堂正正之攻擊，未必能克。而該師及師長僅令某團派一部行夜襲；而且原有配備的山炮一連也不使用，于攻擊前，反令其開回戰線后方安全處待命了。”

        “主師長這一決心與部署，無疑輕視任務的首要性與上級命令的神圣性：結果攻了一夜，毫無進展，上級又令該師連攻兩天，并將總部的野戰重炮也配該師協助攻城戰，可是主師長還是令某團派一部去夜襲，又是連攻連北。也許主師長并不想為了一個棗莊而糟（遭）了很大的傷亡，所謂令某團派一部夜襲，只是聊以塞責而已！……由于棗莊之未能攻下，于是日寇板垣師團由青島登陸后，果然利用臨、臺公路大舉南下而又臺兒莊的大會戰發生了。”

        遺憾的是，金式的這些文稿未能如愿付梓。“姑父晚年很少與家人來往，我也只在1972年隨父親赴澳門時見過姑父一次。那時他們生活拮據，靠姑姑給人織毛衣、打雜工維持。姑父很倔強，不見人。有時候在家寫字畫圖，有時除了寫稿什么都不干。”曹景行說。       

堂哥曹景舒、曹景輝：緘默半生的遠征軍和學生兵

        曹景行有兩位堂兄，都是抗戰老兵，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這段經歷不愿多談。

        “堂哥曹景舒跟著叔叔參加了遠征軍，開著汽車和運輸兵團一起在史迪威公路上運送抗戰物資。但他晚年不提參加遠征軍的經歷。直到最近他的兒子從家中翻出他在歷次運動中寫的自傳，我們才對他的過去有更多了解。” 曹景行說。

        在這些文件中，曹景舒這樣敘述自己參軍抗日的經歷：

        “十七歲那年由父親介紹我在鎮上一家南貨店里學徒……一年多以后，抗日戰爭爆發了……一九三八年底和二個同學私自逃走家鄉，去鄰縣義務投考國民黨浙江省自衛營軍士隊。”

        “一九四三年十月參加駐印度輜重汽車六團修理廠工作，在我原有鉗工技術基礎上轉向汽車修理裝配工作。場內辦有汽車駕駛練習，加入后六個月間學會駕駛技術，往下經常單獨行駛，并在全廠配合印緬前線擔任反攻日寇后勤部隊修理工作。”（曹景舒，自傳，1951年11月18日）

        曹景行告訴澎湃新聞，在第一支開上中印公路的車隊中，就有三哥曹景舒駕駛的汽車。

        而另外一位堂兄曹景輝的參軍經歷，留下的文字資料更是寥寥。只有在曹聚仁逝世四十周年之際的一篇回憶文章中，他簡略地提及了這段過往：

        “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爆發……我完成學業后參加了中國國民革命軍，成為一名學生兵，經三個月訓練，編入第三戰區第8集團軍X師X團通訊排任排長。駐守杭州灣北岸，抗擊日軍登陸。后部隊整休金華，我也回到了蔣畈家中。”

        回鄉后，曹景輝在祖父曹夢歧創辦的育才小學教書。然而日軍侵略炮火之下的中國，如何容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曹景輝回憶道：“1944年夏天，日本兵放火燒了蔣畈育才校舍，育才毀于一旦。”

        日本投降后，依靠兄弟出資、親朋捐助，“育才學校”終于得以重建。

        資料來源：

        金式，《戰爭之經緯（上、下）》，未刊稿，家屬提供

        曹景舒，《自傳》，家屬提供

        曹景輝，《深切的懷念，永世的感激——紀念曹聚仁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家屬提供

        曹聚仁，《一個戰地記者的抗戰史》，東方出版中心，2015年

        曹聚仁，《我與我的世界》，三聯書店，2014年

        曹藝，《無悔地闖過一個世紀》，華僑出版社，2009年

        張解民、江東放編著，《浦江百年人物》，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9月

        《夫婦二人共為戰地記者——曹聚仁和1935屆畢業生鄧珂云》，上海市第二中學網站：http://wenming.shiers.cn/xiaoqing/info.jhtml?id=5572d64fb0ff48698a8642657a238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