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畫的作品是怎樣產生的？為什么在1950年到1959年期間，年畫的印刷發行可以達到幾千萬份？

澎湃新聞獲悉，“新年畫運動與學院美術思潮展”近日在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舉行，此次展覽從文獻入手，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前后新年畫的變化，以及國立藝專在新年畫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尤其，1949至1953年間，諸如李可染、力群、莫樸、黎冰鴻、涂克、董希文、吳冠中、趙延年、陸儼少、方增先等學院背景的創作，如何為現實主義美術思潮打下基礎。

《勞動模范北海游園大會》  李可染作  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1952

“新年畫運動與學院美術思潮展”以“新舊與改造——新年畫運動文獻研究”、“藝術與形式——新年畫的繪畫形式”、“年畫與學院——美術思潮與新中國”、“生活與秩序——新年畫的生活愿景”以及“立場與反思——新年畫的圖像敘事”五個板塊，綜合展示了1949-1953年間的新年畫，以及出版物。

展覽現場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署名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關于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成為新中國最早重視的宣傳樣式。作為重點美術學院的國立藝專（今中國美術學院）研究部發動、組織學校教授，從教學、創作、展覽和研究各個方面，全面開展新年畫運動。

《廣大人民參加中蘇友協》  湯義方  陸儼少  彩畫第一聯營社  1950

新年畫運動與教學的關系緊密。1949至1953年間，諸如李可染、力群、莫樸、彥涵、金冶、金浪、張啟、黎冰鴻、涂克、王琦、方既、董希文、余武章、李已生、楊涵、吳冠中、趙延年、陸儼少、方增先、劉文西等學院背景的創作，要求畫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眾，對新事物要深刻觀察，要在群眾能看懂的前提下，按其本身不同的藝術運用，不同的手法與形式，創作出反映現實生活的新作品，為現實主義美術思潮打下堅實基礎。

展覽現場

 新舊與改造：新年畫文獻傳播與新中國

“新年畫”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新中國的年畫。新年畫的作品是怎樣產生的？為什么在1950年到1959年期間，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年畫幾百種，印刷發行幾千萬份，到1959年，國家機構組織最大的人民美術出版社發行量就相當于前八年的總和，自然離不開新年畫的歷史背景。新年畫作品和文獻傳播，成為新中國新生活的一種方式。

《開國盛典》，石魯，1949，53x40cm，陜甘寧邊區文協美術工作委員會

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的藝術方針的指導下，中國美術界面臨藝術改良的挑戰。怎樣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現生活成為中國美術創造的主題思想。中國畫、版畫、油畫等挑起民族表現藝術的推動和國際傳播的實踐者，在文化、經濟、教化上，繪畫與政治﹑教育的關系按照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第一章敘畫之源流中論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藝術服務于大眾，文獻傳播成為政治統一、規范的國家機構形式藝術。故而新年畫文獻有國家機構組織最大的人民美術出版社，還有上海二十多家私營出版社。北京石家莊大象美術社、杭州浙江年畫社、西安新華書店等出版機構，部分傳統年畫傳播的上海京華印書館、石家莊美術社、河北武強年畫出版地在陸續減產。

展覽中的文獻資料

從《良友》《點石齋畫報》到新中國年畫的繪畫與傳播視覺圖像發展，商業美術歷史的出版發行，經過中國水墨畫基礎上，借用西方造型寫實的方式方法，1953年，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今中國美術學院）明確中西繪畫的不同表達方式，新中國人物畫革新，楊之光、劉文西、黃胄和方增先是重要的代表畫家，也是新年畫創作中的代表，寫生入畫成為新中國畫家深入生活與社會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在機構體制的公私合營、國有組織、工作室改良環境背景下，藝術院系的藝術改良教學方式、蘇聯展覽的啟蒙等一系列國家環境情境模式中，1950年王朝聞《新藝術創作論》中《關于學習舊年畫形式》論述：“新年畫從舊年畫的形式學習，它具備‘五子登科’兒童題材的逗人喜樂的舊年畫特點，又不是‘五子登科’舊格式”套用。它講究構圖上的裝飾趣味，但比舊年畫更活潑，更有生活氣息。”

新年畫文獻傳播構成一個人民喜聞樂見的新中國視覺圖像轉換和國家形象塑造。

《新中國的兒童》，張仃，1950，53X40cm，大眾美術出版社

藝術與形式：新年畫的繪畫形式

新年畫運動開啟了新中國美術史的篇章，它的創作主題不再是傳統民間年畫財神送寶，而是在“現實主義敘事”的方式下，描繪了新時代的生產勞動，宣傳了新道德、新風尚、新生活，形成了質樸明朗的風格：一是木版畫的填色拓印方式；二是“月份牌”的擦筆寫實表現延續；三是新工筆畫的創造；四是漫畫趣味的作品化等。

《新得的黃牛》  李可染作  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1950

新年畫運動中專業藝術家的積極參與創作是形成年畫新風格的重要原因，他們大部分都接受過美術專業訓練，同時，由于參與進步運動的經歷，他們了解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善于運用“寫實”的技法形式，以水彩、水粉畫等方式開展創作，通俗易懂，使得廣大人民群眾容易接受。畫面突出了領袖形象、工農兵形象、女性形象、兒童形象，同時，著力表現那個年代的火熱和樸素的生活與生產場景，這些與傳統年畫都有了很大不同，不但內容與傳統年畫的歷史人物、吉祥寓意、神話故事不同，在表現方法上也以寫生推進現實題材繪畫風格的轉變，現實主義藝術風格濃郁，完全與傳統木板年畫的構圖、造型與色彩上的表現形式拉開了距離。

《車間演唱》，湯文選，1951，53x40cm，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編·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大中華印刷廠印

新年畫偏重于描繪新中國建設初期轟轟烈烈的現實生活，畫面以場景和眾多人物為主，革命意味的題材鮮明，土改、合作化、抗美援朝、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村建設，注重日常生活的深入描繪，在色彩上的表現偏鮮艷濃郁，生活氣息非常濃厚。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年畫中不僅包含著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力量和精神，同時也是一部生產和生活的日常史。工業技術革新、農業機械化的進步，衣食住行新風尚的建立，在新年畫運動不斷的實踐與創新中，一種鮮明的時代美術風格逐漸形成。

展覽現場

年畫與學院：美術思潮與新中國

1931年，魯迅在上海倡導發起的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是中國革命文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33年春，國立藝專成立木鈴木刻研究會。1949年5月29日，楊可揚、鄭野夫、朱宣咸、邵克萍、趙延年、劉開渠、張樂平、龐薰琹等代表上海美術界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了擁護上海解放的“聯合宣言”，提出上海美術工作者決心“為人民服務，依照新民主主義所指示的目標，創造人民的新美術”。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典禮閱兵式（北京）》杭州國立藝專作  浙江年畫社發行  1950

作為重點美術學院的國立藝專（今中國美術學院）研究部發動、組織學校教授，從教學、創作、展覽和研究各個方面，全面開展新年畫運動。在《關于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發布之前就已發動新年畫創作的杭州，在1950年元旦就率先舉辦了104件新年畫作品的展覽，近百名作者踴躍參加。1949年12月12日，在國立藝專會議室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出席的有委員林風眠、鄭野夫等，討論1950年的工作計劃，決定在新年舉行新年畫展覽三天。

12月14日，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杭州分會成立，舉行正式成立大會。1950年1月9日，學院印制大批新年畫，以供浙江廣大農村在春節期間的需要。國立藝專校長劉開渠及秘書主任鄭野夫將該校教授、學生共同精心繪制的年畫百余幅攜帶赴滬。2月17日，張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典禮閱兵式》獲一九五○年新年畫創作獎金丙等獎，是杭州唯一獲獎作品。10月1日，江豐在《人民美術》第五期發表《國立杭州藝專同學創作上的問題》。12月31日，在陳列館舉辦新年畫創作展覽。1951年2月，收集全國各地新年畫150多張，在學院陳列館舉辦“春節新年畫展覽”。

《歡迎蘇聯朋友》  鄧澍  大眾美術出版社  1950

1952年9月，文化部發布“關于一九五一、五二年度年畫創作評獎的通報”。據不完全統計，李可染、力群、莫樸、彥涵、金冶、金浪、張啟、黎冰鴻、涂克、王琦、方既、姜今、杜琦、黃守堡、董希文、閔希文、余武章、李已生、鄭若泉、楊涵、吳冠中、吳光華、趙延年、陸儼少、方增先、葉文西、劉文西、陳子云、何志生、龔藝嵐、陳貫時、王德威、桑吉雅、馬彬等國立藝專背景的師生創作為當時美術思潮的典型，并影響著美術教育與審美方式。

《人民的西湖》  張隆金、方增先作  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1952

還原歷史語境，重構藝術現場。新年畫運動不僅是國家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的雛形，還建構了新中國美術史“共同體”，在時代交替的關鍵節點形成了“圖像范式”，其社會秩序與國家認同成為新年畫的視覺文化，但在內容上也造成了理想與現實主義的矛盾。需要重申的是，新年畫運動不只看作政治的直白，而是“喚起”文化更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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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秩序：新年畫的生活愿景

新年畫建構、表現了人民的生活圖景。新年畫貼近生活，塑造了健康向上、平凡真實的勞動人民的形象，以普通人民的生活為題材對象，表現了人民群眾感受到的“陽光感和幸福感”。人民大眾在新舊社會的比較中，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國帶來的幸福和美好，這一切都通過新年畫表達出來。“生活愿景”即以工農業生產、生活為主要內容：以歡慶的大場面傳達出人們對于建國的喜悅之情；勞模、先進工作者、推廣先進經驗等題材內容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努力改進技術、你追我趕的工作狀態；通過農村副業、新農具、新技能等題材描繪了農業生產新貌；春節大掃除、百貨公司、物資交流、新宿舍等內容反映了人們日益美好的日常生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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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畫表現的生活是全民參與的成果。新年畫的整體藝術性是社會模式化的呈現，要適合群眾的欣賞要求，作品要接受人民的檢閱，甚至被人民質疑。老百姓喜愛新年畫，因為那是他們看得懂的畫，他們希望看到健康美好的，符合現實的美好的形象，希望畫有“看頭”，而不是生搬硬套、不進行藝術加工的生活題材，也不是脫離現實生活表現粗糙的、千篇一律的題材。針對老百姓的反饋，年畫創作者們不斷反思、總結，對題材、形象等進行討論，創作表現節慶吉祥的、看得懂的、色彩鮮明的作品，在逐漸的完善中形成新的“圖像范式”，這也是新的文化進入傳統文化的方式。

《農民翻身學文化》  金冶作  彩畫第一聯營社發行 1950

新年畫引領人們的生活遠景。新年畫擁有政治宣傳和藝術創作的雙重身份。作為宣傳工具，新年畫記錄當時那個年代發生的典型事例，同時記錄黨和政府的政策及時事：不僅表現了解放初期的擁軍、工農業生產，而且記錄了當時掃盲識字等文化政策、向蘇聯學習的發展之路和支援朝鮮、抗洪救災等時事。作為藝術品，新年畫通過美術工作者的創作，從百姓日常生活中提煉典型形象，受現實生活的影響。而新年畫最大的功用在于其擔負著設計塑造新中國人民美好生活、民族美好未來的圖像重任。新年畫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是經過藝術家提煉過的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是老百姓可以“照著畫上去做的”典范，蘊含著人們生活的美好遠景，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及意識。

《托兒所里的小朋友》，鶴云，1950，53x40cm，新華書店山東總分店印行

立場與反思：新年畫的圖像敘事

新年畫體現了一種明確的“以圖像為中心”的敘事策略。根據圖像學的創始人阿比·瓦爾堡的觀點，年畫具有圖像敘事的功能，年畫本身圖像的敘事，以及年畫所處的歷史情境，藝術家創作與時代精神和信仰的關系。

《百萬雄師下江南》  金浪作  群育出版社印行   1950

年畫圖像的時代性尤其值得關注。它是一個由復雜的歷史語境、現實生活、政治需要等綜合系統作用下的產物。從新年畫圖像的本源來看，它是融合了國際政治、年畫傳統、時代特征等多種因素的產物。譬如蘇聯、波蘭的政治宣傳畫，在當時學習蘇聯的成功經驗的浪潮下，也極大地影響了新中國年畫的創作。同時新年畫也體現了一種民族化的表現風格，譬如單線平涂的手法，就與傳統年畫接近。新年畫中通過系統性的、強烈的視覺符號，形成了“高、大、全”“紅、光、亮”等藝術特點，并迅速地建立起了國家認同與國民意識，可以說是最大范圍和最有效的社會主義形象工程建設。這種時代意識也體現在時代的其他藝術門類，國畫、油畫、版畫、雕塑、工藝等大量多專業的創作者投身于新中國抒懷、歌頌，互相生發，新年畫的圖像學后面推動著革命歷史畫、浙派人物畫、油畫的民族化等精英藝術的發展。

《歡慶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頒布》  余武章作  廣西省人民政府文化事業管理局編印 廣西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委會發行 1953

新年畫的圖像價值在于它作為大眾藝術具有的普遍價值。這是思想史應當特別關注的內容，那些不斷重復的、看似平庸的圖像，源自真實的生活，體現了緩慢和內在的歷史發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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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畫作品的“大眾化”是圖像對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一種回應，是藝術為工農兵服務觀念在藝術創作中的反映。新年畫運動既是一次空前的傳統藝術改造活動，也是一種“圖像生產”,它不再強調藝術“本體”規范和藝術創作的獨創性,而是以類型化的圖像主題、內容和人物，統領藝術創作。它的背后有一份隱形的規范，而無論是創作者還是圖像的讀者，在新年畫運動的歷史圖景中，都是其中一個符號，具有各自的時代象征意義。

《開國大典》  董希文作   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1953

注：本文內容文字撰寫者為任曉煒、劉一藍、李計亮、黃艷、金曉依，由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提供，編者稍作刪減。展覽由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主辦，中國美術學院民藝博物館、上海楊培明宣傳畫收藏藝術館聯合主辦，展期至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