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有一位廚子，1980年代后，他專門給鄉下的各類婚禮炒院里菜：我們那里，鄉下慣例，凡是各類紅白事，按例院里搭棚，擺大鐵鍋狠炒。他老人家手法很了得，炒大鍋菜生猛無比。這幾年，他老人家上了歲數，不怎么出來了，偶爾出來，也是帶帶徒弟，常瞇著眼睛炒：說炒菜時油煙重，眼睛不太好了。

        在老一輩熟人口中，據說他解放前后，年紀輕輕，就已經在蘇州和無錫城里當過主廚，各類細點魚蝦，精工細作。然而后來沒機會了。原來解放后，先是飯店改國營，他擅長做的那些菜一律不讓了，只讓他負責給餛飩拌餡兒；后來又被調到廟里的大食堂，給幾百人做大鍋飯去了。也有人提出過，他會做精細點心，但領導覺得沒有存在的必要，所以，他就真不會做了。

        那個年代，批評他的人用的是這個詞：“就他有能耐！”

        當然，我覺得他是真有能耐……但那似乎就不是領導們考量的標準了。

        歷來的傳統里，都說中國老百姓是勤勞質樸的，所以審美方向，也很質樸。實際也是如此。農耕民族，促成了許多習慣，比如：

        因為以前的農田耕作，豐熟有時，旱澇無常——老年間說法，三年存糧才抵一年饑荒——所以之前的人們，很講究積蓄，很在意存糧，不太敢狠命花費，以節儉實用、能滿足日常需求為美。

        因為務農必須將勞動力控在土地上，所以人口流動不算頻繁，于是，大家對本鄉本土的熟人關系更重視，不喜歡陌生的東西。

        在我的上兩輩人眼里，從事商業約等于投機買賣，不好；大家普遍推崇扎實肯干的，鄙棄耍心思的人們。

        以上幾條，促成了一些細節：比如，我的上兩代長輩，會喜歡安分守己，喜歡節儉實用，推崇扎實肯干，覺得大家都該一碗水端平。本鄉人愿意結群，而對外來的、與本鄉不一樣的人，會生警惕心。

        這些習慣，無可厚非。在一個相對粗疏的階段，每個人都忙于簡單求生的階段，感官上的細微區別，沒那么要緊。對一個夏日打完球，渴急了的小伙兒，非讓他分辨涼白開和純凈水的區別，他也會覺得你是吃飽了撐的。所以至今，還是會有長輩愿意為了省些打車錢，去擠地鐵為難自己，然后對任何浪費行為咂舌：“作孽啊！”

        如果這種安分守己能只用于管理自身，也就無妨。問題在于：當以上這些以樸實平等為美的原則被背棄時，人群可以忽然很有攻擊性。美國作家威廉·辛頓就提出過這一點：這種對浮華習氣的仇恨，略微一挑逗，就可以展現可怕的破壞力。簡單講，就是習慣了平等和樸實之后，一旦看見稍微花哨一點的，便會生仇恨之心。

        而仇富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事物，簡化成自己能理解的一切。

        比如：“壽司不就是米飯和魚嗎？”“披薩不就是打鹵馕嗎？”“足球不就是二十二個人在場上搶一個球嗎？”類似的邏輯，當成笑話講其實無妨，但確實有人當了真。歸根結底，就像我家鄉那位廚子遭遇的境況一樣：他有一手好廚藝，知道許多精細糕點的做法，但對他人而言，“不就是個廚子嗎？”然后是：“就他有能耐！”

        事實是，我們好歹進入了一個物質生活稍微豐足，可以講究一點精神食糧的時代。互聯網時代的好處，本來應該是讓世界可以彼此相望，明白這世上有無數種偏好、形形色色的人群，參差多態乃世界之本原。秉持求同存異這一原則，有助于我們活得不那么憋屈。微妙的是，我們總是遭遇到各類挑剔。國內互聯網上，對大多數與眾不同、有違傳統與平等的事，都不那么友好。由此而來的一個新細節是：在互聯網上溜達的諸位，都已經習慣了自嘲開頭。單身的人會自稱單身狗，好好的男生會自稱屌絲。當然啦，許多人自稱單身狗，許多普通人自稱屌絲，其實未必真心這么想：有多少在網上自稱屌絲的，會在父母面前這么自稱呢？但是，在這個對平等和樸實要求苛刻，以至于大家經常要賣萌自嘲才能混入人群——或曰“接地氣”——的時代，做出謙和的平民甚至弱者姿態，是一種可以自我保護的政治正確姿態。

        前蘇聯作家巴別爾寫過一個小說，《我的第一只鵝》。大體故事如下：一個隨軍記者在前線，遭遇士兵的冷嘲熱諷，“喲你是有學問的人哪，跟我們可不是一路呀”，于是記者就當著士兵的面，對農婦格外兇惡，粗魯對待，口出臟話，士兵們滿意了，把記者引為知己。

        “敢情，您也是跟我們一路啊！”

        這一代年輕人大大咧咧的自嘲精神，其實與那位為了融入群體而口出臟話的記者，沒什么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