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香港女首富龔如心與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銀行，600016.SH，01988.HK）持續20年的“曠世情緣”近日宣告終結。

        根據北京法院網消息，6月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中院）執行局局長吳小成將20.1668億元的支票，交到了龔如心旗下的華懋金融服務有限公司（華懋公司）代表手中。這起被稱為訴訟時間最長、訴訟標的最大的案件，終于畫上句號。

        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底判決的補償金是21億元，但在執行過程中，擔憂拋售股票引起股價波動等，雙方在2014年10月31日和解，將補償金定為20.1668億元。

        不過，此時距龔如心2007年4月去世已過了8年，距1995年投資創辦民生銀行則近20年。1995年，聽聞正在創辦民生銀行，龔如心準備入股，可惜當時規定外資不能入股內地金融機構。因此龔如心當時想到了借道中國鄉鎮企業投資有限公司（此后更名為“中國中小企業投資有限公司”）入股，雙方簽署委托協議，等于中小企業公司幫其代持，當時投資9000萬，獲得了民生銀行6.53%股權。

        可到了2001年，中小企業公司及其代理人陳建反戈一擊，要求法院認定代持行為不合法，龔如心下屬公司與中小企業公司間僅存在借貸關系，只要還款加高額利息即可，遠低于當時民生銀行股票的價值。由此，雙方開始了曠日持久的訴訟，直至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判決中小企業公司賠償華懋公司21億元，但代持民生銀行行為未被認可。

        而在拿到20億元后，華懋公司也就與民生銀行徹底沒有了關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中小企業投資有限公司已經減持了大部分民生銀行股東，至今已不在十大股東名列。在2012年年報中，中小企業公司持有民生銀行7.37億股，占比2.6%，2013年年報顯示，中小企業公司持股降至5.61億股，占比1.98%。中小企業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也已經換了數茬，目前的惟一股東是聯合能源技術（中國）有限公司，上層是聯合能源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再往上追溯則是聯合能源集團，實際控制人為張宏偉，東方集團董事長。東方集團目前為民生銀行第9大股東。

        公開資料顯示：龔如心生于上海，早年與丈夫王德輝經營華懋集團，主要業務為地產等。王德輝1990年失蹤后，龔如心執掌華懋集團，在她任集團主席后，業務發展迅速，而她本人也曾成為香港女首富。2007年，70歲的龔如心去世后，其遺產案也一波三折。今年5月18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龔如心830億港元遺產“全部撥歸”華懋慈善基金，香港高等法院及上訴庭早前先后裁定基金只是遺產“信托人”并非“受益人”。

龔如心與中國中小企業公司代持民生銀行糾紛背景

        故事的開頭往往都十分美好。1995年，民生銀行正處于籌備設立階段，聞此信息的外資背景公司華懋公司頗為動心，但礙于內地對外資投資境內金融機構的嚴格限制，龔心如決定通過委托中國大陸公司的形式，投資當時處于籌備設立階段的民生銀行。

        1995年9月，華懋公司與中國鄉鎮企業投資有限公司（此后更名為“中國中小企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小企業公司”）簽訂委托書，由華懋公司出資，中小企業公司代為持股。

        雙方約定，華懋公司委托中小企業公司為全權代表，管理和行使華懋公司在民生銀行的各項權益；中小企業公司則承諾全力維護華懋公司權益，相關權益資料及資本分紅會及時轉給華懋公司。一旦政策法規允許，相關權益將全部轉為華懋公司持有。

        此后，雙方又簽訂《借款協議》，華懋公司追加投資，最終入股民生銀行資金共計1094萬美元，按照當時匯率折合共計約9000萬元。

        1995年12月，在民生銀行的股東大會中，中小企業公司憑借華懋公司的注資，成為了民生銀行第二大股東，持股占比6.53%，中小企業公司的負責人陳建也進入民生銀行的19人董事會。公開資料顯示，中小企業公司于1992年12月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登記注冊的資金為1.8552億元。

        然而好景不長，民生銀行出人意料的快速增長，不僅讓龔如心為之側目，也使得她的代理人陳建驚喜交集。2001年7月，恰逢龔如心陷入與其公公王廷歆的遺產爭奪官司中，陳建主動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該公司與華懋公司之間所形成的是借款合同關系，訴稱當年龔如心借款給他購買民生銀行股份，現在他愿意按數歸還借款，并愿意支付較高利息。

        陳建此舉的潛臺詞顯然是，通過還款這一手法，將投資民生銀行獲得的近10倍收益收入自己囊中。

        而龔如心則在打贏遺產官司后立刻反訴陳建，請求確認該公司與中小企業公司之間的關系是委托投資關系而非借款關系，請求法院判令解除該委托關系，并由投資公司返還華懋公司委托其持有的全部銀行股份以及所分紅利。

        此前曾有媒體報道稱，龔如心曾對身邊好友說：“我寧愿這筆款收回來之后全部捐獻給國家，也不留給見利忘義之人”。

        2002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定雙方之間是委托關系，但同時指出雙方故意規避法律的投資行為違反了金融法規的強制性規定，雙方均有過錯，按照無效合同引起的財產后果處理原則，判定投資公司返還本金和紅利共1.3億余元；但未支持華懋公司要回股權的要求。

        對此，華懋公司不服原審法院的上述民事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這場訴訟終于在2012年底迎來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最高法基本認同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定的事實，終審裁定華懋公司在民生銀行發起設立時，通過委托中小企業公司投資的行為中，雖委托的法律關系得到了法院的認定，但是“以合法的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委托效力被認定為無效，因而裁定中小企業公司享有民生銀行該部分股權，中小企業公司向華懋公司補償21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審和終審時，北京市高院及最高法均認定雙方是委托關系，但因“曲線”投資行為違反法規，所以協議無效，但在判決時，北京市高院只判令投資公司返還本金及紅利共1.3億余元，而最高法卻判決投資公司補償華懋公司21億元。

        為何判決結果相差較大？對此，最高法認為，就合同無效的財產后果，僅是對華懋公司享有銀行股東權利和地位的約定不予認可，但華懋公司的投資與收益均是客觀存在的，根據法律規定的“誰投資誰受益”的基本精神，在承認投資公司享有銀行股權的同時，應當判令投資公司向華懋公司支付合理數額的補償金。根據實際情況，賠償金以投資公司持有的銀行股份市值以及紅利的40%確定。

        不過關于此案，也有業內人士將其視作是，最高法不認可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變利益實體)結構。

        VIE模式直譯為“可變利益實體”，即VIE結構，在國內被稱為“協議控制”，是指境外注冊的上市實體與境內的業務運營實體相分離，境外的上市實體通過協議的方式控制境內的業務實體，業務實體就是上市實體的VIEs（可變利益實體）。

        啟明創投合伙人鄺子平稱，該案例與VIE“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根本上的區別”。“相似之處在于對受托方的約定，不同之處在于各方利益是否一致”。

        上海一律師在點評上述案例時稱，這是一個十多年前外資為了規避中國銀行業準入的限制做的一個委托投資(即代持)安排，后來被投資的銀行上市，給股東創造了巨額財富，而被委托人(即顯名股東)反悔，要求法院確認委托投資的相關協議由于違反中國的強制性法律法規而無效，被委托人只愿返還委托人投資本金和利息。委托人(即隱名股東)要求法院確認其股東地位和對上市公司股份的權益。最高法的終審判決是確認委托投資協議無效，但平衡了雙方的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