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生育，可能不得不重點談到女性。

年齡很重要，性別也有差異

生育行為與生育意愿有著非常緊密的相關性。簡單地說，就是生不生、生多少與想不想生、想生幾個關系密切。

從歷年全國抽樣調查數據看，我國意愿生育水平從1985年開始一直處于下降趨勢。

生育統計上有個概念叫做生育更替水平，就是指生下的人能不能及時“替補”生下他們的人，這樣，社會更替就實現了平衡。以此為標準看，年齡越大，意愿生育水平越高。全國1951年及以前出生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均在更替水平以上；1956-1965年出生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已經開始低于更替水平，但仍大致在更替水平附近；從1966-1970年出生隊列開始，意愿生育水平已顯著低于更替水平，并呈不斷下降趨勢。1966-1979出生隊列的意愿生育水平為1.92，1976-1980隊列下降到1.84，1986年以后出生隊列僅為1.68。如果按照生育高峰期為25至30歲估算，1966-1970年出生人群的生育高峰在上世紀90年代，而中國的生育水平也是從90年代開始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從而進入低生育率時代。

分城鄉來看，城鎮1945年及以前出生隊列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均在更替水平以上；1946-1950出生隊列人群意愿生育水平開始低于更替水平，比全國趨勢要早大約10年。農村1961年及以前出生隊列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均在更替水平以上；1966-1970出生隊列人群意愿生育水平開始低于更替水平，比全國大約晚10年，比城鎮大約晚20年；1976年及以后人群意愿生育水平已顯著低于更替水平。兩者都是年齡越大，意愿生育水平越高，隨著年齡減小，生育意愿不斷降低。

而除此以外，獨生子女或非獨生子女并不對生育意愿產生顯著影響。男女性別則有些差異，女青年希望不生孩子的比例略高于男青年、男青年希望生兩個的比例略高于女青年。總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不想生。

四十年前，女性的生育意愿中，男性意愿的投射

上世紀80年代初，計劃生育政策剛剛成為“國策”，大家也“關心”過女性的生育意愿問題。

一份來自于1982年江南農村的調查報告顯示，由于當時黨和政府的“節育”、“晚婚”號召深入人心，被調查的未婚女青年都樂意接受計劃生育政策，并正成為她們的自覺行動。她們當中沒有人希望生育三個或以上的孩子，有的人認為生一個孩子有利于學習工作。

調查還顯示，生育意愿與受教育年期的長短有較強的負相關，也就是說，青年女性受教育的時間越長，生育意愿女數目就越少，受教育的時間越少，理想子女的數目就越多。報告提示，以女青年的文化水平去預測她們希望要幾個孩子，比不知道她們的文化水平去猜測她們的理想子女數要提高26%的準確性。

生育意愿和女性職業也有較強關系。務農人員比在大隊企業工作人員的生育意愿人數顯著增加。這應該是因為農業勞動更加需要體力勞動者數量的緣故。

此外，傳統思想對女性青年的生育意愿有很大影響。在“自己的婚姻應由父母決定”，“對象要通過介紹人介紹”，“江南農村傳統的換帖、忌口、行盤、大禮等一整套結婚儀式是必不可少的”等欄目上都“打勾”的女性，往往更加注重“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生育理念，希望多生，尤其想生男孩。

這項調查的初衷，是通過了解女性生育意愿的動因，來降低生育率。

但通過這個結果，我們會發現，盡管女性往往因生理特征而被認為是生育的“主動掌握者”，但其實在社會中，女性意愿往往被男權意愿所主宰。

女性生育，考慮的不止是女性

時光飛逝。

進入21世紀，我國生育率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長時間的下降。

江蘇省是我國開展計劃生育最早的省份之一，經過30年嚴格計劃生育政策執行，該省早已成為低生育率地區，其部分地區的一孩率已多年高達90%以上，涌現出大批進入婚育年齡的獨生子女。國家人口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進行了一項調查研究，分析符合二胎政策婦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差異。

調查中發現，只出現了“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為”和“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兩種情況，“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為”的婦女占到所有育齡婦女39.91%，“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的婦女占到所有育齡婦女的60.09%，未出現“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為”的情況。

就是說，實際生育是小于意愿生育數量的。不想生基本上就不會生，想生則未必一定會生。

那是什么影響了“想生”到“會生”的有效率“傳導”呢？

除了年齡因素外，社會和家庭因素是關鍵。

調查發現，當婦女感知到的其執行生育行為所具備的能力和資源越多，那么她實現生育意愿的可能性就越大。

婦女的生育態度，受夫妻間的感情和生活質量影響很大。而且，有趣的是，與“再要孩子不會考慮夫妻感情”的婦女相比，表示會“考慮夫妻感情”的婦女更傾向于放棄生育意愿。換言之，不少婦女或認為，多生孩子會對夫妻感情造成負面影響，或者說，家庭夫妻關系的張力不足以包容或覆蓋另一個孩子。

“孩子是否有人照料”則是婦女考慮再要孩子的重要因素。在2007年基線調查中，與“不會考慮孩子是否有人照料”的婦女相比，再要孩子時“會考慮有人照料孩子”的婦女更傾向于實現生育意愿。2010年調查結果發現，在跟蹤調查期間實現生育第二個孩子意愿的婦女中，91．3%的婦女的父母、公婆都幫助他們照料子女。

職業女性，不僅得考慮職業，還要考慮家庭

也就是說，當有人能幫助照料孩子時，會增強婦女實現生育愿望的意向。

與此同時，可能有悖于一些人的想象，相關調查顯示，與有工作婦女的參照組對比，無工作的婦女更難以實現生育意愿。因對于沒有工作的婦女而言，她們感覺到的經濟能力并不足支持自己生育更多孩子。

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連續多年世界第一，遠高于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等，也高于和我們文化背景相似的國家如日本。

因此，討論生育率，必須討論職業女性的生育意愿。

多項基于職業女性生二胎的意愿調查顯示，職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職業類型與生多胎意愿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這或者也與大眾普遍的“通常”觀點不那么一致。

對職業女性生多胎意愿有顯著影響的，身體條件與生育意愿成正比。即職業女性身體條件越好，她們想要生育二孩的意愿就越強；職業發展阻礙成反比，即生育對女性職業發展的影響越大，其生育意愿就越低。

此外，家庭環境對生育意愿影響很大。一是家庭經濟支持對于職業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達到顯著性水平。即家庭所能提供的經濟支持越多，城市職業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就越強烈。二是家庭生活輔助支持對二孩生育意愿有顯著影響。包括是否與父母同住，家務勞動誰做，孩子3歲以前誰撫養等。三是家庭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看女人，也要看男人怎么看女人

由此可見，無論是四十年前還是現在，女性的生育意愿其實承載的不僅僅是自身的生理性意愿，而是社會性結構性的生育意愿。在其中，男性的生育意愿和男性對于女性在生育中應當擔當怎樣的角色，起了重要的作用。

傳統生育理論，多是從經濟發展水平、女性受教育水平等來解釋生育率的降低。其他則有一些關于文化、宗教影響等。

然而，近年來，東亞三國的低生育率似乎并不是太符合上述理論。盡管中國的經濟增速較高，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低于發達國家，而韓國“突然”處于了全球生育的“洼地”，日本則緊隨其后，似乎也不容易解釋，何況三國都傳統上受儒家文化影響較深，歷史上較為信奉“多子多福”的觀念。

從我國對于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調查研究中，可以看到一條“暗線”，那就是，女性生育意愿被男性影響的程度和深度。亦因為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在內的東亞三國女性比美歐發達國家的女性更長時間處于父權社會的籠罩之下。其生育意愿和行為受此影響更嚴重。但當社會發生了變化，女性勞動參與率極大提高，不僅僅是在觀念上的“獨立性”增強，女性在實際生活中的生育“阻礙”變得更明顯。

從這許多實證來看，女性的困境是，生了孩子，工作怎么辦？不工作或者不能好好工作，沒錢養孩子；工作或者好好工作，沒人養孩子。

甚至于，生了孩子，夫妻感情怎么樣？夫妻感情能不能好到我安心帶孩子？又或者，帶孩子能不能增進至少保持夫妻感情？

如果社會不能對這些女性焦慮作出及時反應，女性的焦慮更深，勢必就會影響其生育意愿和行為。

生育意愿，看女人，也要看男人怎么看女人。

當男女性的對等意識相近，其生育意愿就比較容易達成一致。無論是在男女權利平等意識更高的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福利更好的北歐一些國家，或者是在男女權利平等意識更低的一些國家，尤其是受一些宗教影響更深的國家，其生育率可能都會更高一些。而當雙方的平等認知相差較遠，處于一個“深化認識”的中間階段，則觀念撕裂往往帶來更低的生育意愿。

作為儒家文化深刻影響的國家和地區，女性已經開始考慮的更多，而男性和整個社會沒有太好的跟上，因而形成了權利意識的“剪刀差”，從而體現在了生育這個大家最不得不合作的問題上，形成了低的生育率，大概就是這么一回事吧。

后記

2019年，韓國上映了一部電影，叫做《82年生的金智英》，講述了一名女性成長的日常，這個名字是個最普遍的名字，而她的生活如此普通，卻充滿了瑣細日常中女性所受到的歧視和忽視。

首映當天，票房超過14萬人次，但根據韓國Naver電影網站可以看到，男女性的評分呈現兩級化，女性評分高達9分以上，男性則給出一點幾的超低分。

事實上，電影根據小說改編，小說曾被文在寅推薦，但在網絡上則掀起了“腥風血雨”，引發大爭論。

電影在準備期，接受角色的女主演社交媒體賬戶下就涌進幾千條來自男性的辱罵。一旦有女藝人在公眾場合提起這本書，無一幸免地都遭受到網絡輿論暴力的洗禮。

如果你仔細想想，這可能就是韓國生育率全球最低的原因吧。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