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裔作家黃錦樹有這樣一個漂亮的句子——“無邊無際連綿的季風雨，水獺也許會再度化身為鯨”，其中的意蘊恰可以隱喻馬華文學近兩年的發展：我們從本土汗牛充棟的鄉土文學中直起腰肢眺望，看到的是莽莽蒼蒼的雨林，以及其中無數次殺戮，那樣一種關于歷史、關于命運的痛切讓許多馬華文學的文本幾乎難以卒讀，也因而具有某種天然的深刻。馬華文學這只被遺忘了很久的、漂泊南洋的“水獺”，正像一只巨鯨一樣翻覆起巨浪。

馬華文學近些年不斷引入國內并得到廣泛關注，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黃錦樹、李永平、張貴興、黎紫書等人的寫作。

相比于其他馬華文學作家，十月文藝最近推出的黎紫書的《流俗地》并不汲汲夸張暴力奇觀，轉而注意日常生活隱而不見的慢性暴力。華人遭受的待遇，女性在兩性關系中屈居劣勢，底層社會日積月累的生活壓力，無不一點一滴滲透、腐蝕小說人物的生活。

在黎紫書成長的經驗里，1960年代或更早華人所遭遇的種種都已逐漸化為不堪回首的往事或無從提起的禁忌。但這一段父輩奮斗、漂流和挫敗的“史前史”卻要成為黎紫書和她同代作家的負擔。他們并不曾在現場目擊父輩的遭遇，時過境遷，他們僅能想象、拼湊那個風云變色的時代：殖民政權的瓦解、左翼的斗爭、國家霸權的壓抑、叢林中的反抗、庶民生活的悲歡……在沒有天時地利的情況下從事華文創作，其艱難處，本身就已經是創傷的表白。

6月26日，“一個盲女與一座馬來小城的故事——黎紫書《流俗地》新書發布會”在線上舉辦，作家王安憶、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浙江大學教授翟業軍，以及《流俗地》作者、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圍繞長篇小說《流俗地》、馬華文學，以及日常生活與精神向度等問題，進行了分享。

《流俗地》以馬來西亞錫都，被居民喊作“樓上樓”的小社會拉開序幕，講述其中市井小民的俗務俗事。主人公銀霞生來是盲女，她聰慧、敏感，亦懂得洞察人心，她既愿意在家編織籮筐，也渴望融入外面的世界，她學象棋、上盲校，在生來的困頓里劈開了一片天。在盲校里，她學會用盲文寫信，也擁有了炙熱的愛情，一切看似向著美好的方向，殊不知黑暗已經降臨。小說以跳接時空的敘事手法，為各個角色穿針引線，每一短篇看似獨立卻又連續，這些小城人物在生命狂流里載浮載沉，薄涼活著，無聲老去。他們冷眼、坎坷、孤寂、擁有短暫歡樂，卻都像電光石火，剎那間便走到時間盡頭，看俗世的風吹透灼熱的倉皇人生。

黎紫書

回歸到寫實主義

《流俗地》是黎紫書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相比較上一部《告別的年代》，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認為，《告別的年代》更注重小說技巧，新作回歸到寫實主義，顯示出作者更多的自信。陳思和也有相似的評價，“我覺得《告別的年代》力氣更多是花在敘事上，整個敘事非常精彩，但同時也是非常密集、非常厚重。如果說《告別的年代》重要的看點在敘事，《流俗地》重要的看點在一種氣象，這是很有氣象的一部小說，用比較抽象的說法就是很大氣，它的內容沒有《告別的年代》那么復雜，但是這個故事發展當中有很多空白，就像中國傳統留白，讀起來有很多思考的余地，很多回響，所以我覺得紫書這部小說寫得更好更成熟。”

談到《流俗地》在馬華文學中的獨特性，王安憶認為，馬華作家在寫作上吸收了更多現代主義的寫法，理論的、思辨的東西多，相比較而言，《流俗地》回歸到寫實主義，能夠發現一些日常生活的趣味，“我比較重視日常生活的美學。比如紫書生活的地方叫怡保，我就談談我對怡保的印象。有一天傍晚，在怡保的一座中國廟里，有一名男子，大概四十來歲，穿著寬松的短褲，上衣好像連扣子都沒扣，穿了一雙拖鞋，走進廟里，很快跪下來磕頭。我頓時非常感動，覺得這個地方充滿了故事，可是我進入不了，它跟我隔了一層。而這些故事在《流俗地》中遍地皆是，它不是經過總結、充滿理論和思辨、得出結論之后才告訴我的，它直接讓我們看到生活的本相。我個人覺得，好的小說還是要有一個常態的外部。”

“我預感到紫書這本書會開拓一個新的局面，馬來西亞作者會有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領域，就是他們開始把這些國族的問題，家國情懷、語言和在地語言的沖突、宗教等等，納入到日常生活的環境里。有什么比這更重要呢？他們在這么復雜的環境里度過，有那么多豐富的故事可以寫。”王安憶對《流俗地》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翟業軍認為《流俗地》和其他馬華文學不太一樣的地方是，黎紫書不是就華人寫華人，而是描寫了一個五方雜處的世界。對此，黎紫書回應，如果說她的作品有一些特別之處，可能是因為她和此前的一些馬華作者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我和他們對于馬來西亞這個國家、這片土地的想法和感情是不同的，我不具備那么強大的批判性，反而有一種和解的意識。在這里生活五十年以后，我與馬來人、印度人相處很好，我和兩家馬來人整天討論怎樣喂養后巷的野貓。我決定忠于自己，誠誠懇懇寫一部我眼中、我心中的馬華文學長篇小說。”

黎紫書坦言，馬華文學的問題就是種類太少了。大家每次提到，就會想到殘暴的、野性的、血淋淋的、一整日都在下雨、人物都不怎么看得見的小說，“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豐富馬華文學的種類，寫一些讓人物看得見的小說。”

陳思和

“小說是表達那些無法被命名的東西”

作家如何把一個看似“平平無奇”的世俗故事說得引人入勝，讓人享受到閱讀長篇小說的樂趣？部分作家采用了寫實主義的方法。活動現場，關于寫實主義，陳思和談到了日常生活與精神向度的問題，這個話題引起了嘉賓們的熱烈討論。

“我為什么要提這個問題？因為剛才談到了這部小說的寫實主義問題。其實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寫實主義容易閱讀，而且它所講述的故事、生活都相對真實；但另一方面，寫實主義往往會走向庸俗社會學，講吃喝拉撒，講日常生活，講小人小事，講所謂苦難，而這種苦難是沒有精神性的。我認為對于長篇小說，精神性是第一位的，沒有精神就沒有好的長篇小說。《流俗地》雖然是寫實的，但它背后有非寫實的、精神性的因素在提升它，使它顯示出開闊的境界。”

黎紫書同意陳思和的觀點，她說，“我自己也覺得，可能沒有辦法在長篇小說中寫出驚人、曲折的故事，我知道我要寫的就是一群平凡不過的人和他們凡俗不過的人生。要把這樣的平凡小事寫得好看，當然不能只是用寫實手法寫一群人怎么生活、怎么吃飯、怎么和朋友相處。這樣不僅庸俗，也不是我心中的‘好看’。‘好看’必須加入一些精神上的向度，在一群人怎樣生活的表象底下，還要有一些精神層面的東西可以打動讀者，這樣小說才不只是流水賬。”

王安憶補充道，“我覺得不能把庸俗怪到寫實主義上。小說的庸俗，絕對不是寫實的罪過，而跟精神有關系，跟人的精神利益有關系。我強調日常生活的美學，并不是說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義的，我不會把所有事情都納入我的寫作。因為思想是有限的，在我看來，小說就是傳達無法用思想和概念命名的東西，我們寫小說要表達的東西一定是在別的領域里面沒有命名的東西。否則的話，我們何必再寫小說？這種東西只可能是生活提供給我們的。所以現在出現了一種趨勢，就是人們大量閱讀非虛構作品，因為非虛構中會出現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尤其是我們的思想和概念不能歸納的東西。”

王安憶

《流俗地》：“我希望它是一部雅俗共賞的小說”

關于《流俗地》的閱讀體驗，王安憶談道：“我沒有想到閱讀那么順暢，能夠那么影響到我的閱讀情緒。這個故事首先非常飽滿，還有就是很完整。不僅是對海外的作者，對馬來西亞作者，對我們大陸作者都是一個很好的榜樣，黎紫書那么誠實地寫作，敘事的邏輯、現實、生活狀態的描寫都是那么誠懇，而且有趣味，很感動。”

關于小說的語言，王安憶認為，馬來西亞作家的語言非常干凈，因為他們從五四白話文的傳統過來，沒有受到太多現實的干擾，保持從新文學過來的一個很好的狀態，而黎紫書在使用語言時尤其自省。

陳思和也是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的多屆評委，他在這部小說的敘述中看到一個民間的社會，這個民間社會跟國族世界是不一樣的，它有它自己認知世界的方式，但是它往往是被遮蔽的，作者選擇讓盲人銀霞去洞察，是非常好的角度。里面的時間敘事很有意思，通過銀霞和細輝兩個人雙重不斷地回憶交錯敘述這個故事，用一種民間對社會的感知，用黑暗世界對社會的感知的方式來敘述，很有新鮮感。

小說的最后，銀霞和顧老師在電梯黑暗的時候，銀霞說了一句話，“歡迎你來到我的世界。”陳思和從這句話讀出一種民間的力量，“在這個民間社會中，最后不是顧老師給她光、拯救她、讓她擺脫黑暗的民間世界，而是她把顧老師吸引到黑暗的世界中去。這充分顯示出一種民間的力量。一直以來寫底層、寫平民的作品，往往包含一種悲天憫人，把平民寫得沒有出路、需要拯救。但是好的小說，即便寫生活在底層的苦難、寫既沒有知識也沒有力量的人們，在他們的故事當中仍然充滿了勇氣、充滿了力量。這部小說也是這樣，它的溫暖便來自它顯示出了民間社會的力量。”

翟業軍則是在小說關于愛的書寫上看到普通人的力量：“其實我更看重的是一種愛，執迷不悟的愛，鬼使神差的愛，不計較后果得失的愛，這種愛是一種弗洛伊德式的趨利，把愛的人趨向崇拜之利，執迷不悟地愛的人身上散發出來一種崇高之美。蕙蘭、春分，包括葉公，他們都是如此卑微的人，他們根本不可能懂得愛，但他們就是憑著一種蠻憨的原力，生命的原力，沒有目的地愛。愛讓他們稀里糊涂、模模糊糊的生命有了硬的一面，有了鋼的一面，就像一個人有了骨頭一樣，于是他們就是人，他們就有了人氣。”

關于《流俗地》這本書，黎紫書坦言它與馬華文學向來有的那種特別激烈、特別現代主義的寫法不一樣，“我心目中的《流俗地》是這么一部小說，它不是大眾化的類型小說，而是嚴肅的文學作品，但必須精彩，好看，能讓人享受到閱讀長篇小說該有的樂趣。我希望它是雅俗共賞的，是每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甚至每一個能看懂中文的人都能讀懂，都愿意讀的一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