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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耶斯洛夫斯基:命運終有歸宿,思考永無終點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被譽為“深紫色的敘事思想家”、“世界級天才”,一生拍攝了36部影視劇,多數成為了電影史上的經典。如今在其誕辰80周年之際,無數動人畫面再次堆疊而至,在腦海中反復放映,甚至“剪輯”為新的電影。大師說:“我總是在拍同一部電影?!笔聦嵣鲜峭黝}變奏:他始終將鏡頭對準社會問題,探討復雜的人性、人的精神困境以及生命的終極價值,并訴諸于生活細節。從對個體生命關注的角度看,他著重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從不同角度回答了人如何扮演好生命角色的問題。

紀錄現實
基氏電影的魅力,見仁見智,有人偏愛充滿張力的故事和對生命日常的哲學思考,也有人直觀地欣賞簡潔優美的鏡頭語言和深沉動人的配樂。但一開始,大師是以紀錄片作為起點,開啟導演之路。
1962年,修完戲劇課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又花了四年時間,在當時由波蘭先鋒藝術家創立的洛茲電影學校學習導演課程,這是他一生難忘的經歷,廣泛接觸肯?盧奇、費里尼、伯格曼等前輩的作品,深受觸動,并以一種謙卑的心態決定啟程:“有些電影一直都在我的記憶中,我能記得它們。我經常想我在一生中不可能做那些事。我一直說永遠不當任何人的助手,可如果肯?盧奇要我的話,我很愿意為他沖咖啡。在電影學校我看過《卡斯》,那時就知道自己會很愿意為他沖咖啡?!焙髞?,他以一部紀錄片作為自己的畢業作品,也是其人生第一部導演作品,名為《洛茲小城》。



他選擇紀錄片作為起點,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整個60和70年代,電影在波蘭的影響是看得見的,影像傳遞的豐富信息成功躲過了當局審查,一種觀眾能夠理解但審片員卻不能阻止的電影解碼誕生了,讓年輕導演感到十分興奮,認為紀錄片是踐行現實主義最有力的武器,他關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生存狀況,大膽地表現他們的權利及對受壓迫的憎恨,持續拍攝了可以稱為早期非虛構系列的紀錄片,包括《工廠》、《照片》等,表達主題都是“人如何在生命中克盡其責地扮演自己”——拉長時間線向后看,這一主題在他作品中始終有著堅實的轍跡。

很快,基耶斯洛夫斯基對記錄片的局限性產生了不滿,發現“攝影機越和它的人類目標接近,這個人類目標就好像越會在撮影機前消失”,而“紀錄片先天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限制,難以拍到真實生活中人們不愿意展示的眼淚與苦痛。于是在拍了十余年紀錄片后,他逐漸轉向了發揮空間更大的故事片領域。
真實的眼淚
如果說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導演人生的前半段屬于真實觸感的紀錄片領域,那么后半段則屬于精于刻畫心理的劇情片。1988年是其聲名鵲起的一年,因《殺手短片》獲得第41屆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提名和評審團大獎。但次年正式推出的《十誡》更具有解讀意義,堪稱便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心理劇情領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對于人性和道德的探討,貫穿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整個導演生涯。對于這種主題傾向,他又以對自我的認知作為解釋:“我們所處的世界荒涼冰冷……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未來讓我感到恐懼?!倍谶@種恐懼,最容易觸發的就是道德焦慮癥;應對或解決的方式,他選擇了向一種宗教信仰持續探尋,即《圣經》中的“摩西十誡”——他并不打算拍成普世的福音作品,而是以十個波蘭人的現代生活故事,詮釋自己對于古老信條的質疑和重新確立的可能性。至于救贖是否在其中,他并未給出篤定的答案。



這就是 “真實眼淚之可怖”——哲學家齊澤克運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論,對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這部重要電影進行了行星式大碰撞:“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以真實眼淚之可怖為始、以虛構眼淚之涌流為終,這些眼淚不是打破保護墻的情不自禁的眼淚,不是個人情感自發性的表現,而是戲劇化的、表演性的眼淚,是重新獲得距離的‘罐頭眼淚’(就像電視演播現場的罐頭笑聲),或用古羅馬詩人的說法,這是‘眾生皆罪,萬物堪憐’,眼淚是公開流給大他者看的,此時我們已不再關心(甚至憎恨)我們正在哀悼的逝者。重新獲得的距離關乎陳述和聲明之間的裂縫:眼淚是聲明,暗含著對立的陳述立場即快樂。”
盡管沒有給出道德困境的解決方案,但這部電影至少“救贖“了導演本人,使他免于某種意識形態的藩籬,而最終放大了關懷的視野,從迷你故事中提純出震懾性的力量,傳遞出深刻反省的能力——在影片結束之后,相信許多觀眾有一種震撼后平靜的感受,將訓誡懸置,逐漸察覺到生命的巨大重力。可以說,在這部作品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實現了重大轉變:將現代人的心理擺在了電影要探索的首要區間之內,并以不同生命存在形態的個體作為載體來演繹。
生命三種顏色
正是對電影的激情,激勵基耶托洛夫斯基度過了一生中動蕩的歲月,包括波蘭戰后的紛亂和灰暗、柏林墻的倒塌和東歐諸國變故,后期他的創作和生活重心轉向法國,著名的“藍白紅三部曲”就在這一時期誕生了,是豐碑也是絕響。



從色彩上看,三種顏色讓人想起法蘭西的國旗——這一點也側面暗示了影片拍攝的一些背景,不過導演真正想探討的是色彩背后的精神指向:自由、平等、博愛。這也是現代社會、不分國界所追求的三種核心價值,而在系列影片中,它們都擁有一個細小的切口和豐滿的故事:主角的依次獲救都隱喻著生命原色的永不消褪,體現著人性的拯救——這位宣稱是悲觀主義者的導演,終究在生命走向終結之前,帶來了鮮亮的啟迪。

藍色意味著自由的烏托邦,一直試圖擺脫丈夫和孩子去世有影的朱莉,嘗試過蹦極的極限挑戰,但最終發現自由就在日常之愛中,需要打開自己的內心;象征平等的白色,要實現它報復只是南轅北轍,而寬容與饒恕才是正道;博愛的紅,要求人性舍棄偏狹,進行互補性的溝通,因超越個體的局限性而抵達崇高與博大——從角色上看,“三部曲”中的主人公們看似平凡,但都是精神意志上的強者,努力在和自我對抗中尋求自我價值,在各自生命中頻頻試錯,甚至不斷進行“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但最終還是和世界達成了和解,找到了內在的和諧。

1996年3月13日,在拍攝完三部曲的“紅”之后,原本計劃安靜地抽幾口煙的基耶托洛夫斯基因心臟病溘然長逝,對于整個電影史而言都是巨大損失。他遺留的經典作品仍然在啟迪著現代人的生命的意義——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盡責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呢?不是在灰暗和絕望中反復地自我告白與安慰,更在于意識到個體的有限性,用行動作出選擇。盡管大師從未直面解答生命中的倫理困惑,但他用電影語言反復刻畫的“詩性自我”,已然詮釋了一種超越性的崇高之美,這正是電影藝術的終極魅力之一;而光影中那些日常碎片,雖不足以建構理想模型,卻足夠溫情,并開放性地展現了生命的諸多可能。
原標題:《基耶斯洛夫斯基:命運終有歸宿,思考永無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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