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評人秦曉宇：寫詩是成本最低的抗爭

        工人詩歌究竟是不是詩？這在某些人眼里沒準還真是個問題。當我試圖跟那些被各種現代斗爭理論武裝起來的頭腦解釋這個問題時，我會說，它們也許不僅僅是詩，但它們一定首先是詩。

        工人詩人性別戶籍不同，生活閱歷不同，文化素養不同，工齡工種不同，企業性質不同……表現在寫作中，就是有些作品有階級情懷，有群體意識，有抗爭性，有政治訴求，有些作品可能表現得就沒那么明顯。不過，寫出（自認為的）好詩，則是他們共同的寫作目標。

        既然首先是詩，“審美化”還要被譴責嗎？不以“審美化”為基礎的“政治化”，或者去“審美化”的“政治化”，實際上是不尊重工人詩人的詩人身份，不尊重工人詩歌的文學性，是粗俗意義上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今天，無論服從的政治，還是反抗的政治，在你們進行一些實用主義的操弄和批判之前，請先“審美化”地面對一首詩，哪怕是戴著政治濾鏡的“審美化”也好，不要像毛片一樣明火執仗、不解風情。要知道，“審美化”解讀可能包含了“政治化”解讀，反過來則未必。因為審美也好，文學性也好，總是與一定的社會歷史情境、倫理道德狀況、文化政治意識，或所謂時代精神相關聯；換言之，它不可能回避廣義的政治。

        既然首先是詩，“浪漫化”還要被譴責嗎？浪漫不僅僅是一種風格或流派，在我看來，它更是詩歌的本質特征之一，甚至也是人之為人的本質特征之一。當一個詩人動用比喻、象征、夸張、反諷、雙關等基本的修辭手法，浪漫就開始了；當一個詩人被某種情緒、情感、激情所浸潤和調動，浪漫就開始了；當一個詩人暫時“脫離”現實，思接千載神游八極時，浪漫就開始了；當一個詩人不滿于社會，憧憬更美好的世界時，浪漫就開始了，桃花源、寶木巴、十二歡樂坡、香格里拉、烏托邦就是這么來的；當一個詩人，尤其工人詩人，用寫作象征性地反抗壓迫、異化與歧視，浪漫就開始了。浪漫就不具有“抗爭性”了嗎？西方的浪漫主義文學不正是對工業社會、工具理性、機械世界的反抗嗎？浪漫是詩歌的本質特征，抗爭則不然。我沒有統計過，但我想古今中外數量最多的一類詩一定是情詩。在這類詩中，想要尋找“群體聲音的力量”或“抗爭性”往往是徒勞的。而抗爭本身也不應該成為目的，人不是為了抗爭而抗爭，任何抗爭，都是為了一個美好、浪漫的愿景——有詩為證。

        所以，當我們否定了“審美化”“浪漫化”的天津工人詩會與詩歌，卻“政治化”、“斗爭性”地肯定“非常拙劣的寫作”時，某些不該混淆的東西一定是被混淆了。對于這個問題，讓我們來看看最傾向于從階級、政治的視角來看待事物的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說的。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那種將政治觀念或互不相關的道德說教簡單拼湊在一起的“實用性傾向”稱為“社會主義文學中最糟糕的破爛貨”；恩格斯同樣嚴厲地批判了這種“傾向文學”，他說，“用一些定能引起公眾注意的政治暗喻來彌補自己作品中才華的不足，越來越成為一種習慣，特別是拙劣文人的習慣……以便利用一種傾向，所謂的觀點，并借此把自己的惡劣作品塞給公眾”。

        因此，非“審美化”、去“浪漫化”就是動搖詩歌存在的根基。也正是因為優秀的詩歌中存在強大的審美化、浪漫化因素，所以我得承認，許多時候它并不是最佳抗爭工具，即便是那些最具“抗爭性”的詩歌作品，也遠遠不是最有效的抗爭工具。不過，詩歌卻可能是一個人或一類人最方便得到的、成本最低的抗爭方式，在那些孤立無援、愁苦絕望的人生處境下，只要寫，就是在抗爭。

        詩歌從古至今都是一項個人的事業。當一個工人詩人在勞作時，他必須與他人分工協作；但是當他寫作之時，他就是“一個人在戰斗”，這使得他在工友們中間有時也像個異類。工人詩人之間的差異，有時并不比他們與其他身份的詩人的差別要小，我的批評工作，就是在尊重和識別這種個性與差異中展開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圍繞工人詩歌的所有活動，都叫“我的詩篇”而不是“我們的詩篇”。我們可以從工人詩人的寫作中辨認那種帶有階級烙印、群體意識或集體自我特征的因素，但一定不要將其作為要求和尺度。那些認為把工人詩歌搬上“主流”舞臺是消磨了工人詩歌抗爭性的質疑，我與他們共享其中一點關切——那就是中國龐大的工人群體能否在文化書寫或社會行動中，形成一種具有命運共同體性質的整體政治訴求或政治行動力，以便贏得更美好一點的未來。作為詩人，我愿意更“浪漫化”地來看待這個問題。我以為，詩歌的低門檻、零成本以及簡短凝練的優勢，使之成為有表達意愿的工人勞碌之余不約而同的抒情方式。隨著寫作的深入，他們會呈現并反思所屬群體的命運處境，用詩歌伸張平等與尊嚴，追求更有擔當與情懷的寫作，從而生發出一種新的群己意識與政治意識。當這樣的意識漸漸多起來，相互應和著，宛如孤獨的演奏匯為宏大的交響樂，我們的社會將無可回避，必須認真聆聽其中的訴求。這也是革命，由于詩歌作用于靈魂深處，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所以這既是靈魂深處的革命，也是緩慢的革命。

“工人詩人”杏黃天發言：審美不是另一群人對一群的施舍

        公元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天津大劇院舉辦了一場特殊的詩歌朗誦會，我雖然沒有參加，但我知道這事與我有關。但之后的二十八日，我讀到一篇文章，我還沒有想到要沉默，就發現在其中已經“被”沉默了。雖然這樣的事在我的生活中時常發生，我也一直在忍受。

        這次，像往常一樣，這篇文章中的很多觀點和臆想我都說服自己接受了，因為我沒有發言權、發言資本與發言平臺。但惟獨有一句話，我怎么也不能接受。如果我接受了這句話，那就意味著我在工廠的十幾年生活是不存在的。這句話就是：在工廠的流水線上，人與人之間只是工具性的關系。

        這話出自一位我一無所知的記者的一篇類似新聞報道的文章，不過他好像對工人一樣也一無所知。他不知道，凱撒的問題應去訴諸凱撒，人所做的很多事，并非上帝所愿。不過這次的這篇文章中還套用一些思想理論與“事實”，以加強文章的深刻與力度，但這理論很顯然還沒有被完全消化，“事實”也不乏臆造。

        我這里不想說關于理論的問題，因為“事實”已經被臆造，還談什么理論呢？即使他所說的“事實”，我也不想過多地去“對質”，我只就我無法說服自己的這一句，來說說，我所知道的事實真相：

        我在工廠生活與工作十幾年，我深知我對機器傾入情感，是因為我知道，一方面，我與機器是一種共生的關系，連機器也可以因為與人的相互依存而暖熱，更別說工人之間兄弟姐妹的情誼了。至于 “異化”，那又是要放在另一個框架內來討論的問題。有人從來都不愿正視，問題根本不在機器，而在人！嫁禍于機器更像是一種安全策略與愚弄手段，最終一群人成為機器的部分也就順理成章。他們對事實視而不見，他們將問題的邏輯關系倒置了！所以才一再強調與無限制放大機器對人的“異化”，卻避而不談更為本質的另一群人對一群人的殘酷這個問題！

        工廠里，也只有在工廠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會互相幫助、互相支持、互相取笑、互相溫暖，我們之間從來都不是什么“工具性的關系”。如果我們是“工具性的關系”，那我們早就死于“安全事故”，因為流水線上的每一個動作，都需要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準確與默契的配合，這是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建立的心靈的共鳴與信任。如果說我們之間是“工具性的關系”，那也是那些將我們視為工具的人，他們在這樣想，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毫無愧疚地下手和隨意處置這群他們視為“沒有思想與個性的肉體工具”。

        更進一步，這些被視為“沒有思想與個性的肉體工具”，現在竟然想改變自己的命運，還想走出工廠，進入人們的視野，甚而至于還做些寫詩和朗誦詩歌這樣的極其“高雅”的活動，這怎么能與他們的被規定與被訓誡的身份相匹配呢？怎么能讓某些人舒服呢？這里的問題與邏輯是：不是先有人的屬性，而是先有“階級屬性”；不是先有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而是先有“工人”；不是先有審美，而是先有“身份”。他們從來都不知道，審美首先是每個人的天性，是每個人覺醒之后為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的一種方式，而不是另一群人對一群的施舍！

        這個世界總是有另一群人想奴役一群人，想將一群人視為工具與道具。這沒有什么好說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也有人在樂此不疲地參與其中的游戲。只是，也請明白，一群人的沉默并不就表示一群人認可你說的是“事實”，那或許僅僅是因為一群人不屑于說；一群人“被”沉默，那也并不就表示一群人接受。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曾經活過，以我們自己的方式，而不只是“被”，這有詩為證！

        我們也自豪于他們中的一些，曾經為有尊嚴地活過而寫詩！更希望我們的聲音傳遍四方，告訴世人，這世界有事實真相，也有美與愛！在我們的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