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揚歷史的重要性，對原本就浸潤于歷史意識的族群， 不免有著多此一舉的感覺；尤其出自一位史學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賣瓜，自賣自夸”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論的“歷史的轉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系攸關西方現代學術史甫進行中的轉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許對中國學術的發展，亦將有所啟示。

        依字面的意思，“歷史的轉向”不外重新認領歷史知識的價值或歷史探討的重要性。令人詫異的是，西方19世紀方號稱系“歷史的時代”（Age of History）、或“歷史主義的時代”（Age of Historicism），克萊歐（Clio）這位歷史女神才以學術盟主之姿，睥睨天下，甚至被冠以“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榮銜；蓋自啟蒙運動以降，歷史的原則和歷史的思考，取代了宗教和哲學在傳統思想的位置，主導了學術的發展。 反觀19世紀的其他社會科學，尚在孕育當中、嗷嗷待哺。試舉史學大宗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英國代言人艾克頓（Lord Acton, 1834-1902）為例，他在晚年仍滿懷自信地宣稱：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學問，并且是其他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模式與方法。

        又說：

        每一門學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們必須擁有一種可以應用到它們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歷史的方法。

        顯然對艾氏而言，歷史的思考遠溢于具體的歷史知識。他的說詞復傳達了下列兩項訊息：其一，在世紀之交，史學仍擁有不可忽視的份量。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卻是道出新興社會科學業已羽毛豐滿，足以振翅長飛。要知19世紀里，醞釀中的人文科學無不有所謂的“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s），例如法律學、經濟學等等，無一例外。但艾氏言說的時間點，適是其他學科趨于圓熟自信、紛紛開展出本門學科的研究取徑，而亟與傳統史學作出區隔的前夕。

        約略其時（1880—1890年代），西方學術界方剛爆發著名的“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若取史學當作思考的主軸，對內則是蘭布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 1856-1915）和蘭克史學（Rankean historiography）的對決，前者標榜文化史，以寬廣的研究取向、結盟其他學科，對抗專注政治史、制度史的蘭克學派； 對外，則是新興的經濟學與歷史學派的競逐。代表歷史學派的席莫拉（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于忍無可忍之計，猛烈反擊古典經濟學派緬格（Carl Menger, 1840-1921）百般的挑釁。雙方纏斗多時，牽連甚廣，直迄20世紀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時代，方告落幕； 然而該時的激辯卻已敲響歷史學派頹勢的警鐘。

        值此風云變化的分水嶺，艾克頓雖力圖重振史學的余威，但趨勢顯然對新興的“社會學”（sociology）有利。 而蘭布希特又另外主張“心理學必須是所有科學史學的基礎”，時風易勢，由此可以窺見。 尤其邁入20世紀初期，史學仿若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節節敗退、割地賠款。反觀社會科學不僅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并且群起圍攻史學固有的疆域，說是烽火四起亦毫不為過。

        首先揭竿而起的，便是美國以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為首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 他亟倡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盟，認為社會科學乃劃時代的“新盟友”（the new allies of history），含括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地理學等等，都是史學研究的新利器。而魯賓遜之所以稱謂“社會科學”為“新盟友”，無非欲與傳統治史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有所分辨。 魯賓遜發覺，即使是當今最了不起、學識淵博的大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只緣他對史前考古和人類學一無所知，竟連“冰河期”（ice age）或“圖騰”（totemism）均聞所未聞，遑論其他閉塞不敏的傳統史家了。 此事宛如民初國學大師章太炎（1869-1936）一度懷疑甲骨文是騙子造假的假古董，竟難以置信有“甲骨文”一事。

        對應地，該時在中國承西學遺緒者，便是梁啟超（1873-1929）的“新史學”。 梁氏坦承：“史學，若嚴格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 乍聽之下，仿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但稍加推敲，未嘗不可解作梁氏企圖將中國史學擺脫傳統“四部”之學的糾纏， 進而加盟西學的陣營。這種覺醒不止限于個別史家，在教育制度亦有所變革。在教學上，1920年起，北京大學史學系即明訂“社會科學，為史學基本知識，列于必修科”。

        而留美歸國的何炳松（1890-1946）更是鼓吹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不遺余力，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可以從他對魯賓遜《新史學》的譯文中求索。《新史學》里有一小段話恰可作為答案，何氏是這樣翻譯的：

        歷史能否進步、同能否有用，完全看歷史能否用他種科學聯合，不去仇視他們。

        這連從未踏出國門的呂思勉（1884-1957）亦深表同感，于評斷干嘉時期的章學誠（1738-1801）與當今史家的高下時，呂氏如是評道：

        他（章學誠）的意見，和現代的史學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進一步，就和現在的史學家相同了。但這一步，在章學誠是無法再進的。這是為什么呢？那是由于現代的史學家，有別種科學做他的助力，而章學誠時代則無有。

        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乃是沈寂多時而晚近方才當令的大史家；可是依呂氏之見，其史學造詣較諸現代史學，仍未免略遜一籌。其故無他，現代史學的進步實拜別種科學之賜。 而在諸多科學之中，社會科學尤為“史學的根基”。 同理，在西方，中古史名家惠靈格（Johan Huizinga, 1872-1945）竟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貶抑不世出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只因渠無法取資當今的人類學和社會學，以闡釋希臘文明的特質。東西兩相輝映，真是件無獨有偶的趣事！

        事后回顧，自魯賓遜以降，史學門戶大開，社會科學長驅直入史學領域，坐收漁翁之利。況且時值社會更革，歷史的實用性遂受到無比的重視，在美國致有“進步史學”（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之稱。 在歐洲，則是由“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擔綱，其與“社會科學”有近乎天衣無縫的結合。年鑒學派的兩位創始人費夫雷（Lucien Febvre, 1878-1956）及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均是涂爾干（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社會學的信徒。布洛克甚至勸勉學生“放棄史學，而改習法律、攻讀考古學位，或學德文與其他”， 而且該學派非常重視“比較方法”和“量化技術”。

        但是，上述魯賓遜等這般標榜“新史學”者，卻未曾意識到“社會科學”與“史學”潛在的緊張性，似乎仍以“輔助科學”的模式去理解“社會科學”；他們不僅從未覺察出“社會科學”存有鯨吞蠶食的野心，并且無緣目睹日后馬克思唯物史觀對史學入主出奴的態勢。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馬克思史學宰制中國大陸史學多年，已廣為人知。 同時，帶有鮮明目的論色彩的“近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亦席卷西方及臺灣史學界對歷史進程的解釋，使得中、西史學只能朝同一目標邁進：“普遍的（西方）合理性”。

        簡之，20世紀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功能論”（functionalism）與“結構論”（structuralism）側重系統的分析，時間因素不受到重視，歷史的縱深與變遷遂不得突顯。 社會科學則是以喧賓奪主之姿出現，因此，受其影響的歷史分析，自然缺乏歷史感。該時的史學則呈現“歷史無意識”（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的狀態。

        尤其在1960年代，“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乃是西方的顯學，以布浩士·史基納（Burrhus F. Skinner, 1904-1990）的“行為心理學”作為表率，他大肆推廣及宣揚“行為主義（behaviorism）并非人類行為的科學，而是那類科學的哲學”，一時鼓動風潮，造成另番社會科學的變革。 而史學界大力鼓吹運用“行為科學”者，無過于伯克豪爾（Robert F. Berkhofer, Jr., 1931-2012），他的《以行為進路進行歷史分析》（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 1969）乙書，曾流行一時。伯氏將該書獻給“我的歷史女神”（To my Clio），別有開展另一頁“新史學”的意味。 其實，無論倡導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結盟，或后來奉行為科學為師，均不脫史學科學化的窠臼。 居間，伯克豪爾尤為激進，他主張當前的史學問題不在于該否援用社會科學，而是如何去運用它。他說：

        人作為分析的單元，只能透過某些概念架構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類行為的知識，其他史學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他又斬釘截鐵地表示：

        此時此刻，“行為主義”（behaviorism）提供史學研究最佳的答案，因為她汲取了人類行為的嶄新知識。換言之，史學必須借重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若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加上科學哲學里方法論的自覺。

        遵此，

        史家對社會科學最好的服務，便是挖掘事實，……供給正確、可靠的事實。

        另方面，史家又必須藉著指涉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方得尋得事實。是故，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史家只能是事實的供給者。而史學的最終下場，只能將詮釋權拱手讓給社會科學而淪落為資料服務的副手，更不被容許置喙理論的創新。換言之，史學與社會科學僅存有單向的主從關系。

        尤有過之，復經紛至沓來的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思潮的洗禮，傳統的歷史概念已被解構得體無完膚。 美國的懷特（Hayden White, b. 1928）甚至明言：

        毋論“歷史”（“history”）僅是被視為“過去”（“the past”）、或攸關過去的文獻記載、或者經由專業史家所考訂攸關過去的信史；并不存在一種所謂特別的“歷史”方法去研究“歷史”。

        這種觀點對19世紀末葉曾經宣稱“歷史是其它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方法”的艾克頓，純是茫然無解的。

        況且，社會科學的流行步調變化萬千，稍縱即逝。1950年代的史家，建議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韋伯、帕森思（Parsons）的社會學，社會、文化、象征人類學，古典、凱因斯（Keynes）、新馬克思的經濟學，佛羅伊德、艾立克森（Erikson）、容格（Jung）的心理學”。 1970年代的史家，則鼓勵我們取資“紀茲（Geertz）的文化人類學、傅柯（Foucault）的論述理論、德希達（Derrida）或德曼（Paul de Man）的解構主義、塞素（de Saussure）的符號學、拉肯（Lacan）的心理分析理論、杰克遜（Jakobson）的詩學”， 睽隔未為久遠，所列科目已全然相異，令史家目眩神搖，無所適從。

        是故，中、西史學為了迎合“茍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棲棲遑遑，無所安頓。這由1920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居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看作是時尚的差異。兩岸史家（尤其大陸）幾乎是言必稱馬克思、韋伯的地步。值得警惕的，當1960年代末葉，西方史家正熱烈擁抱社會學時，社會學界卻開始質疑起本門學科的信度； 這種危機意識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它學科， 令得滿懷虛心、登門求教的史家，茫然不知所措。若喻“社會科學”為實，史家在感到絕望之余，遂舍實就虛，一股躍進“語言的轉向”（linguistic turn）， 亟盼遁入后現代主義的空門，一了百了。殊不知這又是一回陷入不知所終的輪回。

        誠然，社會科學入侵史學的現象，史家并非一味叫好，有些保守的史家更是痛心疾首，呼天搶地地哀嚎。澳洲史家所撰的《歷史的謀殺》（The Killing of History）便對社會科學及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侵入歷史園地深惡痛絕，猛烈反擊。 之前，另位法裔美國史家巴任（Jacques Barzun, 1907-2012）極道近來心理歷史（psycho-history）和量化歷史（quanto-history）的不是，并且質疑其發展方向弊遠大于利，亟與社會科學劃清界線。 恰如夏蒂埃（Roger Chartier, b. 1945）跟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在1988年的對話中，夏氏抱怨道：“包括我們歷史學在內的其他學科都把社會學視為令人不安的百變怪獸，并與它處于交鋒狀態。” 尤有過之，社會學一度受史家嘲諷為“假科學”（pseudo-science），其出路唯有向歷史靠攏。 此一迎拒的轉變，若與20世紀之初，史學熱烈擁抱社會學的狀況相比，其冷暖不啻水火之別。至此，史學對社會科學片面的倚賴，遂劃上休止符。

        然而，危機即是轉機。適時，我們望見“歷史轉向”的一縷曙光。要之，“歷史的轉向”并非史學一科可以矩矱或道盡。它乃是發生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的共通現象。

        出乎預料地，歷史考察的重要性，初起竟是發自科學史的探討。科學原是最具普遍性且跨越時空的知識，但孔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對科學的發展及其性質，帶來不同凡響的洞見。孔恩的核心觀念“典范”（paradigm，或譯“范式”）以及“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不止重新解釋了“科學革命”，并沖擊學界對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了解。孔恩這本書的影響力，在之后三十年無出其右者，他無疑為郁悶不發的史學注入一股新血，堪稱劃時代的經典之作。

        廣義的“歷史轉向”，包括歷史的向度再次受到重視，必然連帶涉及對歷史知識的認知。原初，社會學原本只關注當代的社會，如今則將研究展延至前現代的社會。以色列的艾森思大（S. E. Eisenstadt, 1923-2010）所著《帝國的政治制度》（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1963），以比較的眼光探索歷史上不同王朝的科層組織， 渠一向被視為歷史社會學的泰斗。此外，政治學與社會學雙棲的史可波（Theda Skocpol, b. 1947）所著《國家和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1979），以比較的架構探討了法國、俄羅斯與中國的革命，也是此方面的杰作。 他們穿越歷史上的現象，均帶來令人耳目一新、且極具啟發性的成果。諸此歷史社會學的出現，可比擬韋伯學的延伸。

        另方面，社會科學的崛起逼使傳統的敘事史學節節敗退。例如：年鑒學派的布洛克即抱怨傳統史學塞滿了傳奇與事件，總是留滯在浮華的敘事層面，而無法進行理性的分析，所以史學尚處于科學的萌芽期。 他的追隨者──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1985），便呼吁以長時段的“結構史”取代“事件史”（history of events），結合社會科學而貶抑敘事技巧。 他們力推以“問題取向的史學”（problem-oriented history）取代“敘事史學”（narrative history）。 可是年鑒學派逮至第三代（例如：布勞岱的高足拉迪里E. Le Roy Ladurie, b. 1929），這種學風翻轉了，他們改以“事件”的敘述，來烘托生活底層的“結構”。 迄第四代（例如：夏蒂埃），“敘事回歸”（return of the narrative）的口號，遂響徹云霄。

        究其實，凡是史學必涉及布局的技巧，因此無所逃避于“敘事”的運用；是故，擯棄以事件為主的歷史，并不就等同無有“敘事”一事。 攸關“敘事的復興”（The Revival of Narrative），英裔美籍史家史東（Lawrence Stone, 1919-1999）曾于1979年發表專文，省思一種“既新且舊的史學”（a new old history），頗引起專業史家的同感。 史東覺察到晚近有一股伏流涌出，即以敘述手法取代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或量化技巧，著重描述甚于解析。它的來源相當多元，或以史基納（Quentin Skinner, b. 1940）為首的新政治思想史、或法國年鑒學派所衍生的“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或師法義大利的“微觀歷史”（micro-history）、或受人類學家紀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啟發的“稠密敘述”（thick description）等等，不一而足。其基本特色即恢復史學敘事的功能，而拋棄往日宏觀或結構性的解釋模式。有趣的是，曾幾何時，史東方才放聲表揚“新史學”（new history）的特征首重分析（analytical），而揚棄西方近代史學的“敘事”（narrative）傳統。 前后相較，史東判若兩人，葉落知秋，于此盡見。

        總之，即使“事件史”重獲青睞，但其中所涉的“敘事”，理應嘗試新的敘述技巧，而非一味承襲昔時的敘事手法。在中國史方面，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b. 1936）獨樹一幟。他廣受歡迎的中國史書寫，布局精巧，文彩斐然，生動易讀，遂被推許為圭臬之作。

        但最具標竿意義的代表作，卻是人類學家薩林（Marshall Sahlins, b. 1930）的《歷史之島》（Islands of History, 1985）。薩林別具慧眼，重新將歷史分析聚焦于“事件”（events）之上。他以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造訪夏威夷瞬間，將夏威夷推向世界體系的舞臺，并且從當事者的觀點，勾勒出夏威夷土人對庫克船長的主觀認知。 正如薩林所說：“不同文化含有不同的歷史真實（different cultures, different historicity）。”前因社會科學重視“分析”（analysis）與“概化”（generalization），未免忽略事物的獨特性，導致“事件”與“歷史敘述”備受壓抑。然而，在薩林的撰述里，它們重新回到歷史分析的舞臺，不但調和了社會科學里長久存在的“結構”（structure）與“行動者”（agency，或譯載體）之間的矛盾，并且厘清了彼此互動的真相，而這正是困擾社會科學多時的難題。 簡之，“事件”于薩林眼中，不啻是“結構”的轉化，而“結構”正是以往“事件”積累所致。循此，“事件”遂得以洗刷污名，并取得理論范疇的地位。

        不止于此，在文學領域，文學批評在注重形式的“新批評”（new criticism）和“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之后，再次聚焦多樣的歷史（histories）實相，甚至有“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流派的出現。 此外，連長久為量化分析所主導的經濟學，也開始注意到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且，之前為量化與模型所主導的經濟史研究，也不斷擴充其關注至實質的社會、文化與制度的探討。 而素為分析哲學所籠罩的哲學界，也仿如大夢初醒一般，意識到哲學史的回溯，有助于繼往開來，為以后哲學的發展厘清一個新方向。 一如昆丁·史基納（Quentin Skinner, b. 1940）在觀察“人文科學大理論的歸來”所說的：歷史的研究近來變得愈形重要，它提供靈感與證據的豐盛泉源。這方面，科學史家孔恩和系譜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均功不可沒。

        有一點必須特別提示的，“歷史的轉向”并非單純回歸到19世紀的“歷史主義”，蓋“歷史主義”所強調的“發展性”（development）和“獨特性”（individuality）， 在后現代的氛圍，兩者均需再經審慎的檢驗。而除卻喚醒“歷史的真實性”（historicity），“歷史的轉向”需要對以往的史學進行一連串的反思。

        “反思”的對象包括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客體，甚至觸及時間（time）、空間（space）、時序（temporality）的范疇。這些概念往昔均被視為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分析單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蘊，卻都是特定時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鏡其源流。例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b. 1936）質疑民族主義的客觀性， 在此氛圍之下，我的同學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b. 1950）倡議“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 而臺灣史家沈松僑、王明珂解構了“黃帝”的民族神話，均獲得不少回響。

        而傳統對“時序”的觀念，亦難逃“反思”的法眼，必須重新接受考核。例如從“時序”的視角度之，傳統史觀目的論（teleological）的單線發展，必須予以修正。取而代之的，則是多元與在地的（local）時序觀。 而傳統動輒以朝代或世紀的分期法，不僅大而化之，難以照料事物時空的異質性，則尚待逐案考量。簡而言之，試以“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關系，來界定“史學”的性質。傳統、近代及當代史學各自呈現不同特色：“傳統史學”旨在鑒古知今，乃由“過去”凝視“現在”；而“近代史學”著重以今觀古，則由“現在”投射（回溯）“過去”；晚近的“當代史學”卻反其道，擬由“未來”定位“現在”與“過去”。

        總之，21世紀初，概仍推衍上世紀末的學術風氣，崇尚“反思”（reflexivity）， 毋怪西方學術刻正對現代史學進行深刻的反思。一如布爾迪厄所強調的：“我們用來思考歷史的所有觀念、詞匯、概念，都是在歷史中建構的。而奇怪的是，歷史學家所犯的時代錯誤無疑是最多的。因為，或是為了造成現代感，或是想使研究顯得更有趣，或是由于麻痺大意，他們用當今通行的詞語去闡述歷史現實，而這些詞語在當時尚未出現或另具他意。因此我認為，這種反觀性是極為重要的。” 相形之下，中國的反思史學方剛起步，于今之計，唯有急起直追，才能令中國史學超拔于“歷史的無意識”（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

        （本文轉載自《文匯報·文匯學人》2015年5月29日刊，原題為《歷史的轉向──20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因技術原因刪去原注釋，查看全文可關注《文匯學人》微信公號：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