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晚，臨睡前忽然接到消息，說余國藩教授已于12日魂歸道山。我極為錯愕，頓時困意全消，連忙上網查證。果然有幾條零星的微博提及此事，雖然情知以余教授近年的身體狀況，兇信很大可能是真的，但仍然不敢相信，于是翻墻上谷歌檢索，很快看到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部官網發了訃告，最后些許希望終于破滅，不禁悲從中來，隔了良久方始昏昏沉沉睡去。這些天來，和余教授的交往斷斷續續涌上心頭，遲遲不肯散去，又想到國內罕有介紹這位杰出學者的文章，也許把我所了解的點滴寫下來是有必要的。

        最早知道余國藩教授的名字，大概是還在念大二的時候，當時在圖書館閱覽室看到一本叫做《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的論著，里面收錄了余教授的三篇文章，其見解別具一格，卻非常有說服力，讀完十分欽佩，對作者不由也有些好奇。后來上網一查，才知道在國內默默無聞的余教授，竟然是芝加哥大學五個院系（包括神學院、東亞語言文學系、社會思想委員會、比較文學系、英語語言文學系）合聘的教授，更曾于1986至1994年擔任美國人文社科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理事。

        早年不像如今，在美國頂尖大學擔任教職的華人學者實屬鳳毛麟角，那少數有此成就的學者當中，絕大部分是在東亞系從事和中國有關的研究，像余國藩教授這樣以西方宗教文學為專長的，更是少之又少。

        尤其值得專門提及的是社會思想委員會，此機構是芝加哥大學在人文社科方面的旗幟，能出任正教授的均是卓有建樹的大家。當年約翰·庫切挾獲得兩次布克獎的盛譽，也只是該委員會的副教授，直到2003年戴上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后，才得以升任正職。以一身而任五個院系教職，在該校百余年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孤例。

        至于美國人文社科聯合會，是由美國哲學學會、歷史學會、社會學會等七十二個學術團體組成的全國性組織，大概相當于中國的社科聯和文聯的合體。該協會每屆理事會只有十幾個成員，余國藩教授似乎是第一個成為理事的華人，其在美國學術界的崇高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但這些都是虛名，我真正認識到余國藩教授的了不起之處，則要到許多年之后。因為機緣巧合，我從2004年開始踏上文學翻譯的道路。為了讓譯文更具可讀性，我反其道而行之，研讀了一批漢英文學譯著，試圖從中發現兩種語言轉碼的竅門。只可惜絕大部分現代漢英文學譯著，無論原著是新近的現代小說，還是像《紅樓夢》《西游記》那樣的傳統作品，就技術層面而言是欠佳的。

        當然我看的《西游記》英譯版是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詹納爾版，至于余國藩教授那部——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悼詞來說——“里程碑式的譯著”，則是遍尋不著，一直無緣拜讀，但心里的好奇始終未曾稍減。所以在2012年春天，我的出版商果麥文化準備赴紐約參加美國書展，其總裁瞿洪斌先生邀我同去，順道走訪幾個城市和國家公園。等到確定行程包括芝加哥以后，我第一時間想起了余國藩教授。

        得知我有意拜訪余教授之后，《上海書評》編輯部委托我做個采訪，請他談談中國古典文學在西方的傳播與接受。但余國藩教授是否樂意接受訪談，我并沒有把握，于是寫信給芝大社會學系的趙鼎新教授，請這位相識多年的前輩幫忙介紹。趙老師回郵給了余教授的電子郵箱，但說余教授退休多年，對訪談未必有興趣。

        那年5月30日夜里，我在忐忑中寫了信，沒想到翌日一早便收到余教授的答復，除了確認可以見面而外，還透露了一個消息：自2005年退休后，他一直在修訂《西游記》的譯稿，經過八年不懈努力，四卷本的修訂版即將由芝大出版社付梓。第二天余教授再次致信，說他身體不如年輕時強壯，會面的地點最好在風城市區，并問我是否有興趣參觀芝大出版社，他可以居中安排。我完全沒想到余教授竟然如此平易近人和熱情，驚喜之余趕緊敲定了會面的時間和地點。

        我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那年6月7日下午三點半，余國藩教授準時走進芝加哥費爾蒙酒店大門的樣子。他穿著西裝，戴著一頂圓帽，看上去特別像從電視里走出來的英國紳士。那天酒店附近正在施工，大堂里回蕩著挖掘機的聲音，我提議到附近找個地方坐下聊聊，無意間走到了千禧公園北側的Tavern at the Park。當日早些時候我已經去芝大出版社見過《西游記》英譯本的編輯David Morrow先生，并蒙趙鼎新老師賞過午飯，無形中有了共同話題，從一開始便聊得隨意而順暢。

        但是當我試圖把話頭引入原先設定的訪談主題時，他毫不猶疑地將其攔腰截斷，說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影響等于零，沒什么好談的，還是隨意聊聊便好。我自然唯命是從，洗耳恭聽余教授滔滔不絕地說了將近兩個小時，言及他的家世、在美國求學任教的經歷、對漢學界的看法，和他在文學翻譯和研究方面的心得。

        聽完之后，我才明白余國藩教授為什么會有英國紳士的氣派。原來他的曾祖父做過滿清的巡防使，祖父余蕓（字逸民）乃是庶出，于1914年考入牛津大學默頓學院，畢業后到香港工作，被港英當局委任為高級視學官（相當于教育廳正廳級巡視員），并曾兼任官立男子漢文師范學堂校長。

        他的父親余伯泉畢業于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長期奮斗在抗戰前線，后來在臺灣官至總統府參軍長（相當于中央警衛局局長）、三軍大學校長，獲授上將軍銜；他的四叔和大姑均畢業于劍橋大學，七叔及其長子則和余蕓一樣，也畢業于牛津默頓學院。出身在如此顯赫的世家，其言談舉止有英倫之風也就不足為奇了。

        余國藩教授生于1938年，正值山河破碎，其父長年在前線奔走，無暇顧及家庭，所以他自幼生活在祖父身邊。余蕓諳熟英文自不待言，國學也有很深的造詣，著有《逸翁詩稿》。我猜想余國藩教授成年后的學術志趣，應該是受到祖父很大的影響。他在談及家史時，主要是講述余蕓的軼事，談到乃父則只有寥寥數語。

        實際上，如果不是出于對學術的熱愛和對政治的淡漠，他不太可能在1956年只身遠渡重洋，到紐約州赫夫頓學院（Houghton College）攻讀英語文學專業，畢竟那年余伯泉已經升任蔣介石政權國防部中將副參謀總長的高位。據余教授那天所說，其祖父極度厭惡蔣介石，所以雖然兒子是炙手可熱的達官貴人，他也不愿搬到臺灣居住，而是留在香港終老。

        從赫夫頓學院畢業以后，青年余國藩入讀位于加州帕薩迪納的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三年后轉入芝加哥大學神學院苦讀六個寒暑，在1969年獲得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他早年主攻的方向是基督教神學，兼及英國和歐陸文學，尤以荷馬與彌爾頓研究見長，在《圣公會神學評論》（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美國宗教學院叢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等頂級學術刊物發表了眾多有影響力的精彩論文。

        1970年，余國藩教授動筆翻譯《西游記》，并于同年開始在芝大東亞系兼課。由于真正地精通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中文，他淵博的學識和廣闊的研究領域很快讓同事折服，1978年升任正教授，自那以后一直受聘于前述五個院系，開創了芝加哥大學的一段佳話。

        如果從神學院讀博士期間擔任助教算起，到2005年退休為止，余國藩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授課足足有四十年之久。在這漫長的教書育人生涯中，他令人震驚地指導了七十幾個博士研究生，而且和某些精通田忌賽馬大法、專門在美國講述中國歷史文化的華人學者不同，他所指導的博士論文絕大部分是西方人文科學方面的專著。他對學生應該是很好的，當日交談曾多次提及他的得意門生李奭學教授，對其天資和勤奮贊不絕口，并遺憾地說李教授身體不好，似乎是腰部有些問題，導致影響學問上的精進。

        后來聽我聊起和趙鼎新教授的交誼，便又談到了他另一個學生，同樣也是連聲稱贊。余國藩教授對學生的照拂并不限于在讀時，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對他們的關愛是多么的深切和持久。1998年，如今供職于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魯曉鵬（Sheldon H Lu）在《亞洲研究叢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撰文評論密歇根大學的戴維·羅爾斯頓（David Rolston）的新著，指責后者剽竊其作品，但并沒有給出相應的論證。羅爾斯頓是余國藩教授的學生，1988年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盡管他已經畢業十年，但看到他遭受不公指責，余教授依然挺身而出，親自致函《亞洲研究叢刊》反駁，結果是該刊編輯刊登了道歉聲明。

        那天我說起美國某些漢學家在中國部分學人和媒體中備受追捧，余國藩教授表示很難理解，因為在他看來，那幾個漢學家連基本功都是很成問題的。他舉例說曾經跟其中某個人聊起柳宗元的《江雪》，那人在翻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時，把“飛”字譯成了動詞；但其實“鳥飛”本身是和“人蹤”對仗的名詞詞組，任何對中國古詩詞有入門級了解的人都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

        余教授也談到自己的身體。早年醫院查出他的心瓣和主動脈之間有個細微的瘺口，隨著年齒的增長，瘺口慢慢變大，到2004年發展到心臟產生了雜音。芝加哥大學醫學院正好有個心臟專家是余教授的老友，他做了全面的檢查，建議不要動手術，而是通過藥物進行控制，但最近病情似乎持續惡化，心臟出現了一些狀況，可能還是要做手術。其實以當時余國藩教授的氣色，換了誰也看不出來他的身體竟然有這么嚴重的疾病。       

        聊了將近兩個小時之后，余教授感覺有些疲憊，拿出一個文件夾送我，里面是六份他以前接受采訪的剪報和一些未曾發表過的詩作。我讓服務員結了賬，陪他走到密歇根大街上。他家在不遠處的克拉克街，華盛頓廣場公園西邊，是個很高級的小區。我和他在密歇根大街和蘭多夫大街路口辭別，約好來日有機會再相聚。

        6月正是風城最美麗的季節，涼爽的湖風，湛藍的天空，摩登的樓宇，以及川流不息的車和人，構成了一幅令人心曠神怡的畫面，以至于我在目送余教授從容走向附近車站的時候，心里沒有絲毫不祥的預感或者悵惘，完全料不到這次最初的道別，竟然是最后的永訣。此際回想起來，真是不勝唏噓。

        回到上海，我胡謅了幾首記錄美國之行的打油詩，想到見面時曾蒙余國藩教授惠贈詩作，于是便把它們寄過去請益，順便報個平安。余教授客套地謬贊了拙作幾句，告知新版《西游記》英譯本將于當年10月上市，囑我到時務必一讀。其實不用他吩咐，我一直期待著能夠盡早一償夙愿，并已經從芝大出版社的Morrow先生處獲知具體的出版日期。可惜美國的出版業和國內的差不多，跳票的事情時有發生，直到2012年12月，我才拿到余國藩教授那四大冊巨著。

        我這人在讀書方面向來比較挑剔和刻薄，這一點熟悉的朋友是知道的，陌生的讀者如果看過我早些年發表在《上海書評》的文章，應該也有點印象。但是仔細拜讀完新版的Journey to the West，我對余國藩教授淵博的學識和精湛的翻譯技巧心悅誠服。

        這些年來看過的漢英文學翻譯作品也頗不少，讓我贊嘆的只有陳順妍（Mabel Lee）教授操刀的兩部作品的英譯本，另外就是余教授的杰作了。但是我自己翻譯過部分《太平廣記》，深知從技術層面來說，以上兩部小說譯起來要比《西游記》容易得太多，而且我和余教授的翻譯理念幾乎是相同的。

        他翻譯《西游記》時的策略，正是我近年翻譯歐美文學經典時所采用的：結合最新的學術成果撰寫詳盡的導讀；在必要處添加能夠增進讀者理解原文復雜性的注釋；不刻意強求本地化或者陌生化，而是因勢利導，依據具體含義和整體風格來確定某個句子應該意譯還是直譯；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到了2013年春天，我比較了余國藩教授的譯本、外文出版社的詹納爾譯本和最早的衛利譯本，并據此撰寫“《西游記》西游記”一文。該文5月12日在《上海書評》刊出后，我把電子版發給了余教授，隔了兩天收到他的回信。開頭他客氣地感謝我把他的譯作和另外兩個版本進行比較，他很有自信，“不怕貨比貨”；只是他視力欠佳，在家里的戴爾電腦上看網頁并不清楚，吩咐我寄兩份報紙給他，一份他可以找人放大了看，一份準備轉給芝大出版社存檔。

        信的結尾卻令我大吃一驚。原來上次見面后，余教授的病情惡化得很厲害，幸虧找到西北大學一位蜚聲國際的醫生主刀，在2013年2月13日動了手術，2月19日順利出院，但當時仍處在康復的過程中。我不由既慚愧又感動，慚愧的是竟然在這樣的時候去瀆請余教授的清聽，感動的是他雖然抱恙在身，但還是如此迅速地回復。

        隔了幾天，余教授收到報紙，看完便發來郵件，表示非常高興，因為當期報紙封面上有他的照片，而編輯選用那張上面，他正好戴著芝加哥大學的領結，他覺得只要是校友，看到報紙一定能認出來。另外一個原因是當期有劉紹銘教授的文章，他說劉教授是他的舊交，但退休后失去了聯系，這次讀到文章就像和老友見面。我隔著電腦屏幕都能感受到他對母校的赤子之心和對朋友的拳拳盛意。對余國藩教授這種身為美國人文科學院院士的學界巨擘來說，這一點是特別難能可貴的，我以為。

        甚至對只有一面之緣的后學晚輩，他也不吝愛護。我在“《西游記》西游記”中提出余教授的譯本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他看完文章，寫來長信提出兩點不同意見。我認為他說得很有意思，想到《上海書評》有刊登回應的慣例，便提議由我把他的意見翻譯出來，交由該刊發表。余教授斷然拒絕，說他的意見只是兩個友好的專業人士私下的交流，不想讓外人看到。我當然知道這只是托詞，他真正的想法是不愿公開駁斥一個后生。這種胸襟和仁厚，讓我對他更加欽佩起來。

        到了2013年夏天，拙譯《瓦爾登湖》出版，我在上海書展的新書發布會上念了一篇題為“經典何以需要新譯”的講稿。書展結束后，我自然想到要把講稿寄給余國藩教授，請他指點一二。余教授在9月1日回信，表示完全贊同我的觀點，另外做了許多補充，提醒我在翻譯的時候要注意不同作家在文體上的差異。在這封信的結尾，他寫道：

        今天早晨，我在報紙上讀到當代偉大的愛爾蘭詩人西姆斯·希尼的噩耗，感到非常悲傷。他除了是個偉大的詩人，也是個杰出的批評家和翻譯家。他有句廣被引用的名言，叫做“詞語是歷史和神話的載體”。我非常贊同他的說法。你的譯作體現了敏銳的歷史感，這讓我很欣慰，但在體現神話感方面尚有不足。

        我當時非常感謝余國藩教授的肯定和激勵，只是萬萬沒想到，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瓦爾登湖》出版以后，我一直忙于其他雜事，去年初為了準備翻譯《哈姆雷特》，又到伯明翰大學莎士比亞研究所訪學，所以長久疏于問候。去年冬天《上海書評》做東宴請返滬的趙鼎新教授，我因為和趙老師是舊識，得以叨陪末座。

        散席后我送趙老師去陜西南路地鐵站，途中聊起余國藩教授。趙老師說余教授近期似乎比較寂寞，每次打電話給他總是能聊很久。我聽了心有戚戚，想要給他寫封信。可惜其時適逢家母來滬治病，我每日在家里和醫院之間奔波，兼又憂心如焚，竟爾忘了這件事。月初和拙荊閑聊，還合計著秋天去芝加哥探望余教授，豈知已經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余國藩教授在芝大校園耕耘多年，桃李遍布天下，嗣后紀念文章想必紛至沓來。之所以不揣冒昧，把自己和他泛泛的交往寫下來，是因為我認可翻譯《月亮和六便士》時印象很深的一句話：“假如大家的觀點沒錯，斯特里克蘭確實很偉大，那么由和他有過親身交往的人寫下的文章就不太可能是多余的。”以余國藩教授學問之精深，再多的悼念也是必要的。況且拙文或許可以打破國內媒體迄今對余教授仙逝的沉寂，為他增添些許應得的公眾聲譽，盡管那肯定不是余國藩教授想要的東西——這可以從他贈送給我的一首詩作中看出來：

        讀松桂堂集見先祖父詩句有感

        三代曾游古學都，長橋波影兩模糊。

        人同浮藻蹤難聚，詩有流芳德未孤。

        為校經書忘歲月，鮮圖章句遍江湖。

        滄桑世事應如料，惟愿今吾是故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