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二月，澎湃新聞曾以《刺痛這個柔軟的時代》為題，報道了北京皮村“我的詩篇：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 http://www.kxwhcb.com/newsDetail_forward_1300371）。四個月過去，“工人詩歌”似乎已成為一個略具規模的文化事件，今年五一勞動節期間，工人詩歌不僅被各大文化媒體廣泛報道，甚至連續多天走上新聞聯播。

        5月23日、24日在天津大劇院再次舉辦的“我的詩篇：草根詩會”卻遭受冷遇——兩場演出一共只售出40張票。相伴的反思與批評也一同到來，例如昨日《新京報》署名伍勤的文章即質疑，詩會這類“高大上”的呈現形式，對于工人詩歌中潛藏的底層反抗能量，可能反而是一種消解。

        針對此一爭議，詩會導演、《工人詩典》編纂者秦曉宇投書澎湃新聞，反駁伍勤文章觀點并講述自己對工人詩歌與工人階級命運的看法。

        今天《新京報》發出一篇文章，《炸裂之后的沉默，打工詩篇已死于舞臺！》 該文的核心觀點是，把打工詩篇弄到天津大劇院這樣“高大上”的場域，還用紀錄片搞一些形式上的實驗，無主持人、無轉場地編排了整個活動，這些做法就是在殺死打工詩篇。按照作者的邏輯，大劇院是所謂“高雅藝術”的殿堂，工人詩人到這里來是對所屬群體的背叛，于是她反問道：“這種以審美為基準而整合出的‘聲音’，真的還具有抗爭性嗎？”那么，工人詩人應該待在哪里？工人詩歌應該有怎樣的“寫法”和活動形式呢？

        作者舉了她認同的“正確”的一例，“皮村的工人在周末時匯聚在一起朗誦詩歌、唱KTV——這里的KTV收錄了大量工人歌曲。和流水線上的工具性關系相比，精神文化的連結使工人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機器的異化’，創造了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便是非常拙劣的寫作，他們也在此互相分享，甚至進行效率極低的音樂共同創作。即便是難登大雅之堂的美學水準，工人階級在這種自主創造性活動之中無疑被賦予了力量，文藝是他們抗爭‘異化’的武器。”就此我談談我的看法。

        先說地點。該文作者大概認為工人文藝只應該縮在打工者聚居的城市偏僻一隅，如皮村，自娛自樂或互相砥礪，不應該跑到大劇院，這里不是他們該來的地方。我想反問，他們憑什么不能來？沒錯，大劇院，尤其像天津大劇院這樣自負盈虧的劇院，是設置了票價的門檻，可難道同時要隱隱設置歧視性的身份門檻嗎？工人文藝很少在大劇院這樣的地方演出，這不是工人的錯，而是只認票房的演出市場、文化體制的問題。像天津大劇院這樣不計成本愿意邀請工人來演出的劇院不是太多了，而是幾乎沒有。絕大多數劇院按市場規律辦事，我無話可說；但天津大劇院認為工人詩會既有審美價值，也有社會意義，即使票房慘敗也值得嘗試，這樣的義舉反倒錯了嗎？我更想說的是，對于大劇院這樣的場所，工人文藝不僅可以來，而且應當來。我們知道，底層與邊緣能否以及如何“發聲”的命題事關社會正義與歷史真相，但這發聲何其艱難？他們通常被稱為“沉默的大多數”，這并非因為他們沒有發聲的欲求或能力，而是因為沒有話語權和發聲的空間！一段時期以來我和我的朋友們所做的，正是全力協助他們爭取和拓展發聲的空間，創建交流的平臺，以詩為媒，把工人真實而富有魅力的聲音傳遞給更多的人。工人文藝不應封閉于皮村這樣的地方，相反，應當走出去，應當爭取更多更大的空間、聚焦度更高的場域，應當無所不在。如果說皮村的“打工春晚”是一個工人自我組織的好例子，這兩屆“打工春晚”恰恰不是在皮村辦的，而是在朝陽9劇場；然后“打工春晚”被放到網上，有數以百萬的人點擊，這正是爭取更大空間的方式，沒有誰可以限制。

        再說“寫法”。在今天，一個詩人寫什么、怎么寫，是他的絕對自由，這應該是常識了。難道僅僅因為作者是工人，他就一定要“承載這一群體聲音的力量”？一定要“具有抗爭性”？如果不這樣寫，就是錯誤，就“死掉了”？該文作者可能沒意識到，她這種把文學工具化、甚至政治斗爭化的觀念，這種“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觀點，恰恰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文藝論調。文學史上，不承載群體的聲音而只承載個體孤獨的聲音的杰作，不具有抗爭性而只具有愛意甚至消極愛意的杰作，數不勝數。如果其他身份的作家可以這樣寫，但工人不可以。這難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苛求、道德綁架和雙重標準嗎？

        在我看來，詩歌這東西，你越刻意強調承載群體的聲音，可能越適得其反，越會淪為一種空洞和虛化的代言，到頭來既喪失了個體的獨立聲音，也沒有表達出群體的聲音，“前三十年”的文學不就是這樣嗎？相反，越是執拗于獨特的個體聲音，這種聲音就越不容易被利用和抹殺，就越會在這種聲音的深處，觸及普遍的境遇，優秀的工人詩歌的意義正在于此。至于所謂“抗爭性”，不要理解得那么狹隘，好像只有“匕首投槍”、抨擊時弊才叫抗爭。許多底層的打工者拿起筆來反抗不能發聲的處境，這不是抗爭？他們所寫的“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的作品，如唐以洪的《退著回到故鄉》，不是另一種抗爭嗎？即便抗爭性專指“匕首投槍”、抨擊時弊，天津詩會上這樣的作品也多得是，為什么視而不見呢？“承載”或“抗爭”不應該成為一種外在的律令，而應當只是每個人的內在覺醒或自由選擇。

        該文作者認為“即便是非常拙劣的寫作”，只要能在工人內部“相互分享”就有意義。我想問，難道跟外部更廣大的人群分享就沒有意義？這兩種分享矛盾嗎？文學，難道不是打破種種壁壘，促成不同身份、階級、種族、時代的人們之間的理解嗎？而稱工人詩歌為“拙劣的寫作”的態度，涉及一種對工人詩歌文學價值的無知。本世紀以來涌現出的工人詩人和詩作數量十分可觀，但浮泛地談論一種文學現象沒多大意義，作為一個詩歌批評工作者，應當針對佳作發言。我用一年的時間廣為搜尋、細加甄別選編一部《當代工人詩典》的工作中，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工人詩歌不容小覷的文學價值，這種價值不是我賦予的，也不是任何人能抹殺的，我會用這部厚達五百頁的詩集把它呈現出來。

        優秀的工人詩歌兼具底層發聲價值、歷史證詞價值、啟蒙價值和文學價值，因為它是群體之一員的寫作，因為它至少是心靈的證詞，也一定會促進精神世界的解放。差的作品只有證言的意義或連這意義也沒有，譬如“前三十年”的“假大空”的工人詩歌。文學價值甚而可以提升前三種價值，想想魯迅的“匕首投槍”和文革中“大鳴大放”的區別。許多人，甚至包括我的一些同行，實質上并不關心工人詩歌的文學價值及其豐富性，單單拿出“載道”或“介入”的常規意識來裁奪這種價值，這恰恰是一種庸俗的“知識分子病”。

        接著說說活動形式。在該文作者看來，我們在天津大劇院搞了這樣一場活動，尤其還用紀錄電影把現場串聯在一起，使整個活動成為無主持人、無轉場的完整作品，這種實驗性真是一大罪過。因為“知識分子以自身的美學視角，把會寫詩的工人選拔了出來，又以浪漫主義的方式陳列給公眾，臺下的觀眾（包括我在內）感動了、落淚了。可是，這種以審美為基準而整合出的‘聲音’，真的還具有抗爭性嗎？”“抗爭力量似乎在不屬于那個階層的（或者說不具有那個階層能動性的）美學形式中被消解掉了。”關于“抗爭性”已解釋過了，該文作者認為沒有“抗爭性”并不代表真的就沒有“抗爭性”。不過和伍勤不同，“抗爭性”不是我們唯一關注的，比如我們同樣關注工人詩歌不可削減的豐富性，這種精神世界的豐富性是創造力的表現，也是對異化的反抗。

        至于“不屬于那個階層的美學形式”，莫非工人只配享有粗糙簡單的“美學形式”？這同樣是狹隘的文化等級觀念作祟。說到高級，詩歌從來就是一種高級的美學形式，這種高級不體現在寫作者的階級和社會身份的尊卑上，而是體現在精神創造力、語言表現力和觸及“現實世界性”的深度上，就此而言，某些優秀的工人詩人完全可以和當代知名詩人比肩而立，甚至更具有經驗的厚度與直指人心的力量，在我眼中，他們無比高級，也完全配得上我們用高級的“審美形式”來呈現他們高級的詩性。

        一場朗誦會不能“無政府主義”，總要有個組織。常規的方式是主持人串場介紹，如果我們這樣搞，不僅流于俗套，恐怕有人又會指責我們以主持人的身份壓制和整合工人的聲音了。我們在現場加入了一部電影，以此作為與現場朗誦相互應和的另一表現元素以及結構；但它不是一般的電影，而是一部工人詩歌的紀錄電影，且電影里的幾個主人公也來到了現場，這簡直是得天獨厚的“美學形式”，不僅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非工人聲音的出場，而且讓詩人既在現場朗誦，又回到詩歌所產生的社會現場與人生情境，讓觀眾更好地領悟一首詩的血肉心魂，我不知道這有什么可指責的。難道工人文藝就應該粗制濫造、簡單低級，這樣就對得起詩人本人以及買票的觀眾了嗎？

        說我們“把演出主體所代表的工人階級排斥在外”，這也是很嚴重的指責。我曾告訴過該文作者，我們給天津工友之家贈送了幾十張票，第一天票房慘敗但觀眾席基本坐滿了，坐在現場看不到嗎？這位作者還問我，在我們拍攝的工人詩人當中，有沒有改變命運的？我說有，例如吉克阿優。因為我不能撒謊，當地宣傳部門的確要幫他解決一個圖書管理員的工作崗位，雖然截至目前他還在羽絨服廠當充絨工。一個貧困的詩人朋友生活境遇有所改善，我樂見其成。但這絕非我們做這些事的主要目的，我深知個別人境遇的改善，對這個巨大的群體而言沒什么意義，卻被解讀為，“工人詩歌在知識分子的種種努力下走入公眾視域后，聲音被聽到只意味著工人階級中的個別人得以脫離他們的階級。”那我就說說我和我的朋友們工作的意圖，正如斯皮瓦克在探討“底層人能說話嗎”這一命題時所說的：“多年來，我已經意識到，給人們提供遮風避雨的住所不是我的方式，甚至發動集體抵抗也不是我的方式，正如我多次說過的，我的工作是非強制性地重新安排人的愿望，培養公共領域的直覺。”我們也是這樣的，此外可以加上推動詩歌文化建設的目的。

        這場工人詩歌朗誦會對于詩歌文化，也有突破性的意義。在當代中國，詩歌越來越孤芳自賞、和社會相互漠視，其思想與美學的能量并沒有釋放出來。而我一直認為，詩歌可以成為構造當代社會文化的一支引擎力量，一套動力裝置，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需要更多開疆拓土的實驗。譬如詩歌朗誦會，詩人們傾向于搞成一種沙龍性質的活動，也就是在某個封閉的空間內自娛自樂，朗誦完了也就完了，有什么意義呢？等于從未發生。有別于這種詩人的沙龍朗誦和主流文化機構的晚會朗誦，我提出了“社會朗誦”的概念，正如工人不應該縮在皮村，詩人固然邊緣但絕不應當自我邊緣化，詩人有推動詩歌文化建設的責任。這同樣是我們做《我的詩篇》的初衷之一。

        工人詩歌來自民間，來自底層，這里是生命力最頑強的地方，工人詩人們也正是以這種強韌的生命力創造著自己的生活和詩歌。所以，還是不要急于宣判打工詩歌的死刑，這種聳人聽聞的論調不過是嘩眾取寵，根本無損于工人詩歌的勃勃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