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孔丹出生于紅色家庭，父親是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母親為周恩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他是“文革”前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北京市“優良獎章”獲得者，校團委副書記，北京市第一批中學生黨員；他是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主要發起人和負責人，對初期的“文革”運動有過很大影響；他因“西糾”兩度入獄，父母也因此被江青點名為“西糾黑后臺”，父親被關押多年、母親自殺；他也是成功的國企領導者，歷任國家經委主任張勁夫的秘書、光大集團總經理和中信集團董事長。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孔丹口述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三聯書店，2015年4月）中關于“西糾的通令”部分內容。

        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其實是和我們這一大批人對紅衛兵的基本看法有很大關系，有個一脈相承的思想基礎。偶然性從西糾成立的過程中，可以看得十分明顯。我們學校高二的王向榮，他當時并不是學校領導集體里的成員。不過，他參加了一個活動，就是很多學校想要一起搞一個紅衛兵的聯絡站，后來大家議論議論就議論成了搞紅衛兵糾察隊。他回來就和我們說糾察隊的事兒。我說：“我在學校還有很多事，咱們自己還忙不過來呢，你就去應付吧。”他說：“我應付不了，孔丹，只有你去，別人誰也管不了這個事兒。咱們學校有這個能力，應當由咱們來做。”

        “西糾”怎么成立的？陳小魯回憶是他在一個場合下說要搞一個組織。我則是從王向榮那里知道的。這都無關緊要，主要是大家一拍即合。“西糾”是有總部的，但總部里我們這幾個所謂頭頭，從來也沒有過什么明確的稱謂，沒有誰是總指揮了，誰是司令什么的。不過我們有幾個編號、排名什么的，我是1號，也不過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說“西糾”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陳小魯、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認。可我從來沒有這個概念，就是負責人，現在叫一把手，或者說就是四中出的組織者。“西糾”領導層的這個結構，不僅和四中地位有關，和陳小魯、董良翮的性格也有關系。我則有一個很長時間的學生干部的歷練，不是一天兩天的歷練，所以就自然形成了這樣的格局。

        在“西糾”總部里，有幾個組。其他人回憶說，“西糾”有宣傳部什么的，這似乎不對，應當叫宣傳組吧。有一個組織組，組織組是王向榮負責。還有一個后勤組，由趙勝利掌管。宣傳組是秦曉負責，其實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動筆，特別是很重要的六號、七號兩個通令是李三友為主起草的。李三友的父親“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長，當時實際上已經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幫分子”了。不過在我們的眼里，李三友還是自己人，所以讓他發揮著幕后的作用。其實馬凱也在里面幫著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糾”的通令馬凱也參與討論了。

        “西糾”總部設在育翔小學的時候有兩個糾察連，一個連全部隊員是四中的，另一個是師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棟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歲。他是四中連的連長，徐文連是徐海東的兒子，那時是指導員。師大女附中那個連誰是頭兒，我記不太清了，包括鄧榕當時都參加了師大女附中連。所謂一個連，不過就是幾十個人。糾察連的任務就是住在總部，應付緊急情況以便集中行動。我們真正有組織的行動也就有幾次，如在地質部和地院東方紅的沖突、在國防科委和北航紅旗的沖突等。總理要求“西糾”去北京火車站維持秩序，“西糾”又臨時從西城區各個學校抽調了三百多人，由董良翮、陳小魯率隊去了北京站。這不是從糾察連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糾”的名義組織的。還有些是臨時情況變化就臨時調動，比如保護班禪大師等。

        “西糾”成立時，我覺得社會上太亂了。一方面是老干部被沖擊，這是一個矛盾。學生和紅衛兵起來沖擊的第一批人是誰呢？是校長和校黨支部書記，其實很多中學，特別是北京重點中學的書記、校長，都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如四中校長楊濱就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是宋養初部長的愛人。所以這場運動發展到一定的時候，有一些干部子弟突然就悟到這個事兒了。這是沖誰來的啊？我們會有一個內在的本能反應。另一方面是當時的血統論和橫沖亂砸的暴力行為，傳統教育讓我們覺得不能接受這種現狀。比如說我當時作為班上的團支部書記，長期被灌輸的一個理念，就是要團結所有同學，凡事要講政策。我們的父母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什么“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話，從來沒有這種觀念。他們自己的出身和生涯也說明恰恰相反，人走什么道路，主要在于后天受到的影響和自身的選擇。

        我覺得，如果要講“西糾”的產生，就是有這么一個大背景，其實質是對整個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反動。社會上正好有我們這樣一批人，就自然成為“西糾”的基礎和骨干。我們和老干部有著天然的聯系，老干部受沖擊時就要站出來保護；另外，我們有組織觀念，要自覺維護黨和國家的機密；再有一個就是我們無法接受對群眾，甚至成分不好或有問題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這些就是我們組織“西糾”時的基本觀念。

        但是，我們的這種立場并不為人接受，“西糾”這個變種實際到后來是沒有生命力的。在現實中，最后是誰都不容，哪方面都不容。“中央文革”不說了，連激進分子們也不容。就是在我們學校里，很多低年級的紅衛兵也很不滿意。他們說，孔丹，說好聽點那叫策略派，說不好聽的就是保守派，他們就不是真正的紅衛兵！所以，當時成立“西糾”就是這么一個特殊大背景下的一群人，自然而然地起來了，發揮了一點作用，而且壓制和抵制了他們看不慣的東西和做法。

        當時紅衛兵們在社會上四處出擊。我記得有件事是一些紅衛兵到新華書店，不準他們賣毛主席的著作。他們說，毛主席的著作是紅寶書不能賣，賣就是對偉大領袖的褻瀆。新華書店對此也有點心驚膽戰，暗思不能白送啊。于是他們找到“西糾”，要求給個說法。當時大家一商量，認為學習毛主席著作非常重要，同時這書屬于國家的商品，不讓賣不合適。于是由“西糾”簽字，同意新華書店繼續出售，后來的通令中對此也做了進一步的規定。

        還有件事，當時有義利食品廠的人來“西糾”，說有紅衛兵組織勒令他們說：義利的包裝紙上有一對和平鴿，是修正主義的圖案，不能再使用了。義利食品廠當時是北京最主要的食品廠，如果不能正常生產，將會對北京的市場造成很大的影響。工廠很著急，說“十一”很快要到了，換新包裝已經來不及，如果不用老包裝實在完不成供應國慶節市場的任務，也請我們給個主意，當然，他們實際上是想繼續使用老的包裝紙，但又不敢惹那些紅衛兵們。我就派趙勝利等人去看了一下。他們看后認為沒有多大問題，就由趙勝利簽字表示“西糾”同意繼續使用舊包裝，算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西糾”當時最主要的，是通過通令來發揮作用。“西糾”影響最大的就是十個“通令”。我們開始出了一號、二號、三號通令，是零敲碎打。四號通令我覺得應該有一點價值，是專門制止打人的。我們把毛主席語錄放在最前面：“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四號通令主要提出了七項規定。五號通令是關于抄家要注意的政策。

        之后，我記得是三友對我說，我們不要再這么零零碎碎地弄，得針對整個社會出現的、我們認為應該要制止和糾正的現象，在下一個通令里系統地講一下，做一個政策性的指向。比如說把所謂的“地、富、反、壞”都趕回原籍這件事怎么說？比如說紅衛兵串聯怎么弄？還有到處打、砸、搶、抄啊，怎么處理？政策性怎么把握？等等。另一方面，前面的幾個通令我拿回家都給我母親看了。她也覺得不夠系統，比較零散，她只是有這么個感覺，但我心里把這視為是對我的指導。上面這兩方面的因素，就成為了“西糾”最重要的六號、七號通令的由來。

        六號、七號通令的主要起草人是李三友，他起草后我和秦曉修改。我們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字斟句酌。這是對當時日趨嚴重的局勢相對比較完整的政策性意見，把各方面措施、反對意見都說到了。今天看，通令有點像中央文件的范式。我們也確實是希望以中央文件為模板，所以在口氣上也有些居高臨下。這可能源于我們這批學生黨員，認為自己對黨的傳統、黨的政策和《十六條》認識理解上的正確性；也可能源于長年的學生干部經歷使我們多少帶有對低年級同學說話的那種口氣。但是我們討論的時候也特別意識到，通令在表達上不能和紅衛兵抵觸得太厲害。我們沒有用“不要如何如何”的否定性語式，而使用“都不是我們應當采取”的這種措辭。比如我們說：“打人，逼供信……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們應采取的方法”；關于體罰，我們也說：“跪、趴、彎腰、負重、游街、長時間站立、長時間舉手、長時間低頭、長時間做重活都屬于體罰及變相體罰，這都不是我們應采取的斗爭方法。”關于侮辱人：“戴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頭等等，都屬于侮辱人，都不是我們所應采取的斗爭方法。”如此等等。

        當時，幾乎所有反饋回來的消息，就是看了這個通令的人，不論哪個方面的，從外省市黨委、政府，到社會上的各個派別組織，甚至包括后期審查我們的人，都認為這兩個通令是有背景的。其實，那時候上面已經是兩條線了。一條是“中央文革”在不斷地接見人、發動紅衛兵；另一條是總理在力圖控制局面，穩定整個社會秩序。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六號、七號通令的背后有長胡子的人出主意。“中央文革”認為我們的后臺就是周恩來，一開始他們就視周恩來為“文革”運動的障礙，是劉少奇之后黨內與他們對立力量的領袖。其實無論是我的意識中，還是我周圍的同志們的意識中，我們也確實自認為我們背后是周恩來，或者說我們是周恩來通過國務院系統加以支持、借重甚至加以指揮調動的一個力量。

        “西糾”的所有通令，我確實都曾拿回家給我母親看過。不過都是我們已經完成了、公布了的通令。這些通令大都得到了她的肯定，但基本都是一種事后的反應。對于六號、七號兩個通令，她的意見是：這個通令水平還是可以的，寫得很清楚，有政策水平，文筆也不錯。因為她長期跟著總理做文案工作，對文筆方面很注重。我還告訴她說：“這是李三友寫的。”不過，我今天仍然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她從來沒有說過：唉，你們現在應當寫一個什么通令，以后再寫一個什么通令。她甚至都沒有提醒過我要注意些什么問題，關注些什么熱點。另外，她也從沒有對我明確說過，這些通令她要不要向總理報告。只是在我印象里，“西糾”的通令她確實是肯定的。但我從來沒有從她那里，或者通過她從總理那里得到任何指令或指令性的暗示。

        這點也可以從“西糾”的十個通令的不連貫性來印證。比如很多內容重復，比如政策不連貫，比如說得不很系統，特別是八號通令在六號、七號通令之后，實際上又反過來了，講什么砸了就砸了，抄了就抄了的。那就是因為六號、七號通令遭到相當多的紅衛兵的攻擊，讓我們不得不向后退。這些通令反映的就是我們當時的一些思想認識，并自發地試圖引導紅衛兵運動的方向，絕對沒有任何人在指使，這是肯定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