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惠卿的“手實法”

        北宋政府曾經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過一次“不動產登記”，時為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七月。此時新黨領導的變法已經呈露危機，王安石在這一年的四月被罷去相位，離任之前他提請神宗皇帝任命變法派的呂惠卿為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正是在呂惠卿的推動下，朝廷下詔啟動全民“不動產登記”——“手實法”。

        按照呂惠卿的設計，這次“不動產登記”的程序如下：

        首先，“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即由政府統一印制好“不動產登記”的標準格式，貼出來公告于民，要求民眾按照格式自行填報自家的財產，包括名下房產的間數及性質（自住還是出租），田產的畝數及性質（自耕還是招佃），這些田宅折算成貨幣值多少貫。為方便折算，宋政府根據該地最近若干年內的田宅交易價格取一個中位數，作為估價的標準。由于各戶財產由戶主自行填報，因此呂氏“手實法”又稱“自實法”。

        為了照顧自耕農的利益，宋政府又規定，在評估各戶財產數目時，凡出租生利的田宅按足額計算，而自住房與自耕地的估值只計市場價的五分之一。打個比方，假設我和你在鄉下都有平房3間、田地50畝，我的田宅都是自用，你因為搬到了城里，則將鄉下的田宅都租了出去；再假設按市場交易價中位數，每間房屋值50貫，每畝田值20貫，那么在登記不動產時，你的財產將記為1150貫，我的財產則記為230貫——這個財產估價，將決定我和你要承擔的不同稅負。

        

        然后，各戶將填寫完畢的財產清單上交到縣衙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縣衙門接收后統一登記造冊，并按照居民的財產多寡，將居民劃入不同戶等。通常鄉村戶分五等，一、二等戶為上戶，三等戶為中戶，四、五等戶為下戶；坊郭戶（城市戶）分十等，前五等為上戶，后五等為下戶。這不是歧視，而是分配稅額的依據。

        然后，“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眾示兩月，使悉知之”，即縣政府根據戶等劃定各戶的稅額，不同戶等所承擔的稅額是不同的，原則上，上戶承擔更多的稅額，下戶不用繳稅或者繳納較少的稅。各戶的稅額都標明其錢數，公示兩個月。

        可以想象，出于逃稅的目的，肯定有一部分居民在登記不動產時會隱瞞財產。對此呂惠卿已考慮好對策：鼓勵民眾相互監督、檢舉，“非用器、田谷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你若發現親鄰隱瞞不動產，家有五套房卻登記成三套房，那么政府歡迎你到官府那里舉報，一旦查實，官府即沒收隱匿的財產，并將三分之一獎勵給你。

        

“手實法”的不良效應

        呂惠卿推動的這次全民“不動產登記”，是宋政府推行“免役法”的配置工程。中國在唐宋之際，賦役制度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變遷——從人頭稅向財產稅轉化，從人身稅（役）向貨幣稅轉化。必須承認，這是歷史發展與文明演進的體現。宋朝的正稅，已經基本上跟人丁脫鉤，改為按財產多寡分配稅額；宋朝的役，也正在轉化為貨幣稅的形式，此即熙寧變法中的“免役法”：國家不再強制性征調人戶服差役，而是由人戶向政府納錢，政府再用這筆錢雇傭愿意出力的人充役。

        免役錢的分配，跟居民財產掛鉤。按“免役法”的設計，鄉村戶的一、二、三、四等戶與坊郭戶的前五等戶，將按其戶等承擔不同份額的免役錢；鄉村五等戶與城市六等戶以下免予納錢。因此，啟動全國性的“不動產登記”便顯得極為必要，事關“免役法”能否公平地推行下去。

        

        但是，呂惠卿的“手實法”甫一出臺，便引發強大爭議。變法派當然舉手擁護，如王安石的支持者蒲宗孟就對“手實法”大加贊美：“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钡Ｊ胤ㄒ约傲硗庖恍┳兎ㄅ晒賳T則極力批評“手實法”，知密州的蘇軾甚至抵制“手實法”在密州的推行。

        在反對者看來，“手實法”最大的問題就出在“許人糾告”的環節上。諫官范百祿質疑說，“造簿手實，告匿有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推而行之，恐不如法意，至于騷動。人戶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盡數供通；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訐，人人有仇怨，禮義廉恥，何可得哉？”

        蘇軾給宰相韓絳寫了一封信，直陳“手實法”不可推行：“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蚋嬗撝耍从蟹莾醇闊o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

        變法派干將之一、御史中丞鄧綰也上書反對“手實法”，稱呂惠卿這么蠻干，“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為生，其為法未善可知矣”。

        

        總之，這些宋朝士大夫認為，一項立法若具有激發人性之惡的負面效應，則是惡法無疑?！笆謱嵎ā北M管可以糾正民眾隱匿財產之弊，但鼓勵告密，必會敗壞人心，破壞公序良俗，即使國家能多收些稅金，也是得不償失。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在推行“手實法”的地方，果然出現官吏擾民、奸人告訐之風。

        但是，如果宋政府不“許人糾告”，則又無法及時發現民眾隱瞞財產的行為，進而只能眼睜睜看著一部分居民逃稅漏稅。在當時來說，這是技術上的兩難，就看政府如何取舍了，是以多征收若干稅為重，還是以維護社會良俗為重。

        宋神宗最終選擇了后者——在朝野上下強烈反對“手實法”的輿論中，熙寧八年（1075年）十月，神宗皇帝罷去呂惠卿參知政事之職，并下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速令權罷?！眳位萸渫苿拥娜瘛安粍赢a登記”制，大約只維持了一年時間，便被朝廷叫停。這也意味著宋政府寧愿容忍治下的民眾隱匿財產、逃避賦稅。

另一項“不動產登記”

        呂惠卿的“手實法”是一項積極的“不動產登記”制：要求全國每一戶都必須向政府申報財產，登記造冊。如前所述，這一“不動產登記”制最后被叫停了。不過宋朝還有另外一項相對消極的“不動產登記”制，卻一直堅持了下來，那就是田宅產權流轉過程中的登記制。

        宋代是一個允許土地與房屋產權自由交易的時代，田宅的換手率非常頻繁，以至有“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之說。而交易時所訂立的契書，便是田宅產權的憑證，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一旦發生產權糾紛，鬧上法庭，法官通常都是按照契書作出仲裁，“交易有爭，官府定奪，止憑契約”。

        

        宋初，田宅契書并無標準化的格式，全由交易雙方隨意書寫，因此，難免出現大量不規范、不明晰的田契、房契，頻頻引發產權糾紛。針對這一情況，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開封府的司錄參軍事（法官）趙孚向朝廷提了一個建議：“莊宅多有爭訴，皆由衷私妄寫文契，說界至則全無丈尺，昧鄰里則不使聞知，欺罔肆行，獄訟增益。請下兩京及諸道州府商稅院，集莊宅行人觽定割移典賣文契各一本，立為榜樣，違者論如法?！奔唇ㄗh政府知會各地的房地產交易中介（莊宅行人），訂立田宅交易的格式合同，作為標準的交易契約文本。宋太宗采納了趙孚的建議，在田宅交易中推行標準化合同。

        但是，田宅交易普遍采用標準化合同之后，還是會出現產權爭議與法律糾紛，因為當時的標準化合同為一式兩份，年深日久，有些人難免會不慎遺失了契書，又有些貪婪的人會故意隱沒契約，或者干脆偽造假契，妄告他人侵占田宅。于是在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年），開封府又向朝廷提建議：“今請曉示人戶，應典賣倚當莊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錢主，一付業主，一納商稅院，一留本縣?！背⑴鷾柿碎_封府的提議。自此，宋朝的田宅交易契約必須一式四份，交易雙方各執一份，另一份留在商稅院，作為繳納田宅交易稅的憑證，還有一份上交縣政府，由縣政府登記造冊存檔。

        這份由縣政府造冊存檔的田宅交易契書，叫做“砧基薄”，相當于不動產登記檔案。今后交易雙方若發生產權糾紛，法庭只要調來“砧基薄”，便可判斷爭議產權的歸屬。契書很容易偽造，“砧基薄”保存在政府的檔案室中，要造假就非常困難——除非你將政府買通，配合你造假。并不是說這完全不可能，但偽造的成本無疑非常大，大到沒必要造假。

        宋政府之所以堅持在田宅交易中推廣“砧基薄”，固然有保障征收到交易稅的考慮——按宋朝法制，所有的田宅交易都必須完稅，稅率為“每千輸四十”，即4%；完稅之后，由官方在契書上加蓋紅印，稱為“赤契”。只有赤契才具有法律效力，民間為避稅而私自訂立的田宅交易契約，叫做“白契”，白契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顯然，只有完稅后的赤契，才能夠錄入“砧基薄”。不過，我們也得承認，宋政府推行“砧基薄”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保護基于合法交易的田宅產權，防止不法之徒偽造契書侵占他人田宅。

        

        相比之呂惠卿的“手實法”，“砧基薄”顯然比較消極，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賴民間田宅交易者的自愿——也就是說，如果交易者出于避稅考慮，寧愿簽訂白契，政府一般是沒有辦法的。盡管政府也在想辦法打擊白契，但只要交易者不企圖在出現產權糾紛時尋求法律仲裁，政府便無法確知他們的交易是違規的。今天的“小產權房”之所以能夠進行私下的交易，個中道理也一樣。

        以今天的目光來看，宋朝的“不動產登記”制度，不管是被叫停的“手實法”，還是一直施行的“砧基薄”，其實都有它們的合理性。但政府推動“不動產登記”到底是為了保障征稅，還是為了保護產權，則關系到這套制度將獲得支持，還是會受到抵制。保障稅收與保護產權當然并非必然沖突，不過，如果要說哪一個需要優先考慮，無疑應當是產權保護。這也是宋朝“不動產登記”留給后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