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參考》2010年第8期發(fā)表了瞿秋白女兒瞿獨伊的口述回憶，在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屬后來遭遇等以往人們知之不詳?shù)募毠?jié)，頗有意義。不過，她說“‘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不顧事實，硬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卻不甚準確。因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說認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時“文革”尚未開始，“四人幫”遠未形成。也正因為主要并非“四人幫”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過程才非常曲折艱難，瞿獨伊在《文史參考》2010年第9期發(fā)表的《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一文，對平反過程的曲折艱難有詳細敘述，但對為何如此曲折艱難的原因則語焉不詳。只有了解瞿秋白冤案的起因，才能明白為何為他平反如此曲折艱難。

        對于“瞿案”，“文革”后參與復查、平反工作的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孫克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員陳鐵健，都有回憶文章公開發(fā)表。筆者謹以這些文章為基礎，對“瞿秋白冤案”的起源與平反略作概述。由于事情重大，而且孫、陳的文章早就公開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卻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故筆者將在多處直接引用這些資料，一為慎重，二為使這些珍貴史料為更多人所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陳鐵健，“文革”后曾參與“瞿案”的復查、平反工作。

為瞿秋白平反，陳鐵健重評《多余的話》               

        1979年3月，《歷史研究》第三期發(fā)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陳鐵健的《重評〈多余的話〉》一文，公開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轟動，因為此時雖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一些冤案開始平反、昭雪，但劉少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有人在報刊上著文對此文進行“大批判”，東北一家省報，用整版刊出批瞿長文。這些“文章”，仍堅持“文革”時的“欽定”標準，口氣嚴厲。陳要求著文反駁，卻被拒絕。1979年6月，他到福建才溪參加學術討論會，主持者執(zhí)意要他在全體會上講瞿秋白，然后對他進行事先準備好的“圍攻”。

        但就在被“圍攻”兩天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轉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通知，要陳鐵健即日趕赴上海，與瞿秋白案復查組人員會合，參加復查工作，這時會議的“論調”突然一變。7月1日，陳趕到上海，住東湖招待所，見到中紀委瞿秋白案復查組負責人、時任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孫克悠，她向陳詳細介紹了情況。

        瞿秋白的親人在粉碎“四人幫”后多次給中央寫信要求為瞿恢復名譽。中紀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組”，準備復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時已七十九歲的瞿軼群從居住地杭州寫信給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云，再次要求為瞿秋白恢復名譽，并要求修復“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

1950年代，瞿軼群一家。前排左為瞿軼群。

       “陳云同志于1979年5月20日對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請你閱批’。同年5月22日耀邦同志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請現(xiàn)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決。請陳野蘋同志辦’。陳野蘋同志于同年5月29日對該件批示：‘請鶴壽同志閱后再轉中紀委第八組’。”陳野蘋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這樣，中紀委臨時機構“第八組”就于1979年6月開始瞿案復查工作。“第八組”由五人組成，先已借調了中央調查部常凡、中央黨校李玲玉參加工作，中紀委則由孫克悠和軍隊團政委出身的老王參加，孫讀過陳鐵健的《重評〈多余的話〉》，于是要求陳也參加。孫任“第八組”組長，具體負責此案復查工作，中紀委常委曹瑛則代表中紀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紀委書記王鶴壽、秘書長魏文伯首次約見了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希望她相信黨中央會作出正確結論。

誰叛變了？兩篇文章引爆“瞿案”   

        “中紀委第八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開始了緊張的調查工作，與瞿的多位親人見面訪談，訪問知情者，舉行座談會……

        他們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國民黨殺害后一直被視為烈士，所以他的家鄉(xiāng)江蘇常州從1953年開始籌建瞿秋白烈士紀念陳列展覽，于1959年開始陳列展出；而后，又準備瞿秋白故居陳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陳列展開始接納內部參觀。不久，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在南京傳達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話》的批評，瞿秋白陳列于8月停辦。”

       原來，有兩件事成為“瞿案”的導火索：一、1962年香港自聯(lián)出版社出版的司馬璐寫的《瞿秋白傳》，書后附錄《多余的話》全文。二、1963年，《歷史研究》第四期發(fā)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為叛徒。戚文刊出后，學術界和文藝界反映強烈，意見反映到國務院。在周恩來總理過問下，中共中央宣傳部約集二十多位歷史學家開會，討論此文，與會者嚴厲批評此文歪曲歷史。中宣部表示贊同與會者的觀點，認為戚文在事實上站不住腳、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然而，1962年后重提“階級斗爭”的最高層“先后在《瞿秋白傳》附錄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在《歷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并且急切地把兩者與他想要解決的‘黨內叛徒問題’緊密聯(lián)系起來，做出異乎尋常的重大政治判斷。”以下三條重要材料，說明此點。       

        一、周揚1979年8月28日在萬壽路住所對中紀委第八組談話時說：       

        戚本禹評李秀成的文章（指《評李秀成自述》一文）發(fā)表當時，我不知道，沒有看。有一天看戲，總理問我看過戚的文章沒有，我說還沒有。總理說你要看看，過問一下。現(xiàn)在臺灣也在反對太平天國，這么樣一個歷史人物翻案，怎么也不和中宣部打個招呼？弄得陽翰笙的戲（指《李秀成之死》，寫李秀成征戰(zhàn)，太平天國滅亡）也不演了，博物館也停了（英國送來一把劍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發(fā)表引起全國反響，劍也收起來了）。

        我看過戚文后，在中宣部召開一個會，意思是戲還要演，文章也作為學術討論大家發(fā)表意見。范文瀾、郭老、劉大年都對戚文章有不同意見。劉大年根據(jù)我的意見寫一篇文章，尚未發(fā)表。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劉大年、周揚為叛徒李秀成辯護……

        我問陳伯達，對李秀成怎么看。他說李秀成還不是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陳是為李辯護的。陳伯達又說，瞿秋白不是也寫過一個自述嗎？陳說是黃敬告他的，因為黃敬被捕后也寫過這種東西。

        我見到江青，向她說起黃敬說瞿秋白寫過自述的事。江青說：什么自述，他（黃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離開的。

        我見到了（毛）主席時，把對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匯報了，主席一言不發(fā)。

        以后江青見到我，說：主席認為李秀成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晚節(jié)不終？），不足為訓”！主席關照不要告你，但我還是告你了。

        我又見主席時，主席第一次對我那么生氣地批評了我（他從來總是表揚我，沒有批評過）。他說：范文瀾、郭老，還有你，你們都為李秀成辯護。你這個人沒辦法，你是大地主階級出身，本性難改……我當時聽了很難受。總理在一旁承擔責任說他有錯誤（因為是總理要我過問的）。我說還是我的責任。這時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問主席看《多余的話》沒有，主席說：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么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么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

        江青不同意羅爾綱的觀點（羅認為李秀成是偽降），她會經常向主席講的。       

        二、陸定一1979年4月16日在北京醫(yī)院對中紀委第八組等談話時說：      

        1964年，香港的國民黨雜志，又把《多余的話》登出來了。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有毛主席，有總理，還有我，三個人，怎么談起的我不記得了。我向他們報告說瞿秋白的《多余的話》在香港那里又登出來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給他了，請他看。……后來，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對我講，就是以后少紀念瞿秋白，多紀念方志敏……他的話是那么講的，此外就沒有多的話了。周總理想把《多余的話》的原稿找到，據(jù)我所知，沒有找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1966年總理派了兩個人來問過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況再一次報告了他。       

        三、戚本禹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監(jiān)獄的交代材料：

戚本禹       

        三年困難時期，有一股很大的為彭德懷翻案的力量。我給總理寫信說：彭德懷反對毛主席是錯誤的。總理告訴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傳閱了。這時有人提出彭德懷有功，軍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為彭德懷翻案的。我認為這是攻擊主席，我應起來作戰(zhàn)。1963年，我寫了《評李秀成自述》。寫的目的是說對人的評價應看到功勞，也要看到晚節(jié)，晚年反對毛主席也不行。這是決定我對《海瑞罷官》的態(tài)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錯誤，都不是偶然的，是有歷史根源的。我的文章發(fā)表后，全國都知道，斗爭是尖銳的。當時周揚批評我，他罵我很厲害，翦伯贊也反對我。這時我與江青就有接觸了，她批了一個材料給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贊成我，還是反對我。那時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說你要去，她是中南海的首長。我去了，江一開口就說你給黨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揚了你，他很滿意你寫的文章，你可別驕傲。又說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本給你，叫你繼續(xù)作戰(zhàn)。我說現(xiàn)在還開會圍攻我，她聽了大發(fā)其火，說她給主席匯報。這次接見是決定我以后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難時，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她叫我再寫文章，要快寫。這是1963年底的事。       

        看到戚本禹這篇交代材料，陳鐵健和中紀委八組同事們感到有些事情要進一步查清，于1979年秋到秦城監(jiān)獄提審戚本禹，問他寫《評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說：“1963年他寫批判李秀成文章，開初只是認為中國‘防修反修’可從近代史上找到同類例證，影射彭德懷晚年反毛也是‘晚節(jié)不終’。”“1963年底，江青找他談話，說是你給黨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揚你，很滿意你寫的文章。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你可別驕傲，要繼續(xù)寫。可以請教康生的‘九評’（指與蘇共論戰(zhàn)的九篇評論文章）寫作班子。戚寫完第二篇文章，到釣魚臺找康生。在飯桌上，康生等要戚不必跟著批評者的觀點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擊，務使對手無還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對手于死地。1964年，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jié)行為？》發(fā)表，明確提出叛徒問題，從李秀成、汪精衛(wèi)到彭德懷，從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魯曉夫，大批特批，其勢洶洶，在全國引起更大震動。”

        “瞿案”復查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認真、仔細查閱從公安部調來的關于瞿秋白被害案審查卷宗，共二十卷，約三尺厚。公安部關于瞿秋白被害問題的調查，是1954年初根據(jù)湖南省公安廳上報的兩名參與殺害瞿秋白案犯的有關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長羅瑞卿的指示，責成湖南省公安廳追查的。同年10月，由公安部十三局組織專門力量查辦。“經過十年的嚴密調查偵審，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證據(jù)確鑿，事實清楚，中央決策者完全可以據(jù)此做出瞿秋白在獄中對敵斗爭堅決、從容就義的結論。而這時正是常州瞿秋白故居陳列展被下令停辦之后兩個月。”

        以打倒劉少奇為主要目的的“文革”開始，批瞿亦隨之公開。瞿母金衡玉1916年因貧債交逼自殺，葬于常州，1967年1月19日，其墓被紅衛(wèi)兵砸毀。1967年2月8日，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像被紅衛(wèi)兵砸毀。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紅衛(wèi)兵砸毀。瞿父瞿世瑋1932年在濟南貧病交加中去世，葬于濟南南郊，“文革”中也被紅衛(wèi)兵砸墓平墳。而且，“1972年中發(fā)12號文件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余的話》，自首叛變了”。正是這個重要文件，給瞿秋白平反造成巨大障礙。

“文革”期間，八寶山瞿秋白的墓碑被破壞，這是當年保存的殘碑。

 “12號文件”，瞿秋白的平反為何曲折艱難？      

        經過大量調查研究，“瞿秋白問題復查組”在1979年底起草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準備提交給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主持會議。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中共中央通過的包括《關于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復查平反報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但遺憾的是這次全會只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則未被大會采納，所以五中全會沒有討論也沒有通過有關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對這個至關重要的“12號文件”，如前所引，孫克悠說是“1972年中發(fā)12號文件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余的話》，自首叛變了’”。“毛主席定的十二號文件（文件中說瞿秋白自首叛變了）”。按此理解，是這個“12號文件”說瞿秋白是叛徒，得到毛澤東的首肯。這個“中共中央中發(fā)［1972］12號”文件，是“文革”中影響最大、傳達范圍最廣、學習時間最長的文件之一。這個文件題為：“轉發(fā)‘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的通知”，轉發(fā)了毛澤東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到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的多次談話。正是“林彪系”人員將這些談話向林匯報，觸發(fā)了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1972年的中央“12號文件”轉發(fā)了這些談話，作為“批林”的重要材料，當時，確實做到了傳達到每一個機關、車間、營房、田頭、教室。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幾乎都是“黨的歷次路線斗爭”，談到瞿秋白時毛澤東說：“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里面有我說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桿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權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后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余的話》，自首叛變了。”

        雖然因為“12號文件”的“定論”使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獲通過，但在1980年2月29日的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當有人提到如何評價瞿秋白時，鄧小平則明確指出：“歷史遺留的問題要繼續(xù)解決。比如這次會議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

        盡管為瞿平反的文件未獲通過，但事實上已經開始為瞿“平反”。1980年6月17日，中國文聯(lián)、中國作協(xié)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聯(lián)合舉行座談會，紀念瞿秋白就義四十五周年。會議由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賀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周揚在會上講話，高度贊揚瞿的一生。座談會上還有許多人發(fā)言，孫克悠回憶說：“在這個會上，我記得李維漢同志曾經說過，在中國共產黨歷屆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貫徹執(zhí)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長制。”第二天，中共中央組織部老干部局負責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負責人、中紀委八組負責人及瞿的親屬瞿獨伊等人，在八寶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殘基前，敬獻了中組部送的花圈和親友獻的鮮花。

1955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瞿秋白遺像前敬獻的花圈。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fā)出了轉發(fā)中紀委《關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的通知，結束了對此案的復查工作。該“報告”明確宣布：“ 《多余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客觀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話》，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標志著對從1964年就開始羅織的“瞿秋白自首叛變案”的正式、徹底平反。1982年9月，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紀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報告中說：“對所謂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后‘自首叛變’的問題，重新作了調查。瞿秋白同志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領導人之一，黨內外都很關心他的問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對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堅持不屈不撓的斗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從“瞿案”的起源、定性到最后平反，可以清晰地看到“權力”與“歷史”的關系。

       （本文摘自雷頤《孤寂百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原題為《瞿秋白的身后命運》，現(xiàn)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