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是清末追捕外逃貪官的開創者。岑氏反腐，主要出于整飭吏治、堵塞漏卮的公心，帶有立威揚名、籌措經費的目的。岑春煊雖未能追回周榮曜，借此整頓粵海關卻取得極大成效。岑春煊引渡裴景福案例，凸顯中西司法體系的沖突。百年之后，這個困居仍未徹底破解。

從“康黨”到太后寵臣

史家陳寅恪云：“至光緒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禨張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為清流。”（《寒柳堂集夢未定稿》）

清流高官岑春煊是云貴總督毓英之子。岑毓英從云南“剿匪”起家，中法戰爭時曾入越作戰，歷任云南巡撫、福建巡撫等要職。岑春煊青年時入北京國子監讀書，被稱為“京城三惡少”之一，中舉人后在京供職。甲午戰爭失敗后回鄉，1895年列名強學會，與來廣西講學的康有為深相結納，1897年共同發起圣學會。

1898年，岑春煊回京，提出裁撤自己所在的太仆寺等閑散衙門，得到光緒皇帝激賞，未幾，獲授廣東布政使優缺。政變后，得軍機大臣榮祿庇護逃過一劫，調任甘肅布政使。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京城危急，岑春煊率領一支軍隊以“勤王”名義趕到北京附近。“岑春煊迫不及待地揮師勤王，目的究竟何在？輔助光緒收回政權的可能性并非子虛烏有。”（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66頁）。大膽一點猜測，若時機出現，岑春煊打算輔助光緒皇帝脫離太后控制，與八國聯軍進行“和談”，并迎接康梁回國。

時機沒有出現。岑春煊乖乖地充當“前路糧臺”，護送太后、皇上到西安，深得太后歡心。甫抵西安，官升一級任陜西巡撫，此后因聯軍侵入山西，太后感到威脅，調岑春煊前往處理。為鎮壓四川“拳匪”，調署四川總督。廣西鬧到“盜匪”遍地，太后擔心太平天國重演，急忙把他調署兩廣總督。

岑春煊一上任，馬上趕往廣西，首先劾罷巡撫王之春、布政使湯壽銘、按察使希賢、廣西提督蘇元春，把一省四套領導班子一網打盡，然后布置“剿匪”。戎馬倥傯之際，他還忘不了報一箭之仇，將南海知縣裴景福革職提訊。

        

追捕周榮曜未果

岑春煊依仗太后寵信，發起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戰役，在署理兩廣總督的3年里，前后劾罷大大小小官吏1060人（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中華書局1998年，第594頁），被人稱為“屠官”。

岑春煊此舉在整飭吏治之外，還有樹立威信、緩解財政困難的目的。此前歷任廣東督撫為討好慈禧，上繳中央的比例過高，還要協濟廣西等省份。岑春煊大力禁賭，又減少了巨額“賭餉”收入，財政已到山窮水盡地步。為應付剿匪、舉辦新政，岑春煊用參追虧空等措施，追回貪官侵吞的國有資產，緩解了財政困難。

1904年7月10日，奉皇太后懿旨，粵海關事務歸兩廣總督管理。在“一口通商”時代，粵海關是清朝第一大關，粵海關名義上屬于戶部管轄，但監督一職均從內務府漢軍旗人中委派，海關收入多解入內務府，供皇室享用，被稱為“天子南庫”。

此時岑春煊還在廣西，朝廷命廣東巡撫張人駿先行接管。1904年底，張人駿查出關庫歷年虧空二百數十萬，奏請將庫書周榮曜革拿查鈔（《光緒朝朱批奏折》第74輯，第592頁）。周榮曜聞訊潛離廣州，入京行賄管理外務部的慶親王奕劻。1905年9月4日，內閣奉上諭：“命候補三品京堂周榮曜充出使比國大臣。”（《光緒朝上諭檔》第31冊，第116頁）

被通緝的貪污犯，可以用錢買到“出使比國大臣”，周榮曜不僅是“帶病提拔”，還是“帶罪提拔”，開了一個國際玩笑。周榮曜盤算，慶王是領班軍機大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方督撫總是要給面子，放他一馬。

可岑春煊不吃這一套。他迅速上奏將周榮曜革職并“嚴拿監追”。周榮曜知道敵不過，經香港逃到暹羅（今泰國），隱姓埋名。岑春煊將周榮曜在廣州的產業悉數查抄充公。

周榮曜原是沒讀過什么書的無賴子。他的舅父傅秩西充粵海關庫書（登記賬目的小吏），年紀大了想退休享清福，把這個職位頂讓給外甥。周榮曜當庫書20年，侵吞庫款達200多萬，數目驚人。暴富以后，以窮奢極侈著稱于羊城。某年嫁女，妝奩清單大書“不求人”三字，意謂嫁妝包羅世間萬物，應有盡有（《廣州文史資料》第六十輯，第226-227頁）。

被查抄的周榮曜產業中，最著名的是位于西關寶華正中約的大宅。這座大宅面闊十三開間，進深二十余進，內設戲臺，極盡奢華。充公后，部分建筑用作商辦粵漢鐵路總公司辦公樓。（黃國聲：《最后的超級西關大屋》，載《羊城滄桑》第2輯）岑春煊沒收周榮曜經營的花縣灰鼠巖灰礦，在廣州河南創辦廣東士敏土廠（水泥廠），這個廠址后來成為孫中山開府廣東的大元帥府，至今尚存。

岑春煊從懲治周榮曜入手，徹底厘清粵海關歷年積弊，單此一項，每年粵省可增加收入70多萬，這在當時是筆巨款，為舉辦新政提供了經費。張人駿、岑春煊清理粵海關積弊，用的是循名責實的傳統方法，并無太多巧妙，關鍵在于將原有各項收支制度加以落實，明確責任，說到做到。這一套經驗，后來為各地海關所效仿，收到明顯效果。

研究晚清經濟史的學者，多將張人駿、岑春煊的措施稱之為“粵海關改革”，其實濫用了“改革”之名。清理粵海關的措施，只是從原有制度精神出發，嚴格貫徹實施，糾正違反制度的行為，準確的說法，是“整頓”。改革是對原有制度進行修改或創設新的制度，是個中性詞，其效果如何需要作中立評估。不是每個政策措施都需要采用“改革”之名，鞏固完善已有改革成果，糾正偏差，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貪官周榮曜十分機靈，汲取了裴景福的教訓，不是匿居香港、澳門，而選擇到泰國躲藏。與香港、澳門相比，泰國地域廣闊，清廷耳目不靈，無法查實。岑春煊無可奈何，讓周榮曜逃脫了人身懲罰，只能沒收資產了事。岑春煊基本達到目的，受當時條件的限制未能追捕到周榮曜情有可原。

成功引渡裴景福

同樣是潛逃境外，周榮曜逃脫了，南海裴景福卻被引渡回國受審，過程則充滿艱難曲折。

裴景福是否有罪，從法律上說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我國從春秋時代起，即有“罪疑從無”“罪疑惟輕”的司法傳統，但《大清律例》取消了中傳統“疑罪”的規定，給了地方官上下其手的空間。

桑兵指出：“晚清吏治敗壞，幾乎無官不貪，若以此劃線，幾乎無人不在可參之列。岑春煊窮追不舍，別有潛因。”（《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第264頁）。桑兵據《睫闇詩鈔》序言，懷疑裴景福負責查抄康有為私宅時，可能發現了岑春煊與康有為“勾結”的書信，引起報復行動。筆者從茅海建著作找到線索，發現在戊戌政變以前，岑春煊已開始彈劾裴景福，抄家事件使仇恨升級。

在“百日維新”期間，兩廣總督譚鍾麟對變法毫不熱心，遭到皇帝批評。康有為探得消息，策動御史宋伯魯彈劾譚鍾麟，奏折中并提出以梁啟超姐夫、鄉試座師李端棻取而代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第636-638頁）

顯然，這是“康黨”攫取地方權力的一步棋。岑春煊也是李端棻學生，積極配合彈劾譚鍾麟“阻抑新政”，順帶也參劾番禺知縣裴景福“遇案受賄”（《德宗景皇帝實錄》二十四年七月己卯）。若作合理推測，南海、番禺兩縣是省城附廓，知縣都是總督親信，裴景福精明強干，或許恃寵而驕，對年輕的布政使岑春煊有所怠慢。

1903年9月，岑春煊再蒞粵地，在戎馬倥傯之中，不忘上奏一本：“南海縣知縣裴景福，疊據紳民稟控，婪索有案。”奉到上諭后，即將裴景福收監于番禺縣署，勒令追繳“贓款”十二萬。裴景福先交上現金四萬，后又追加上繳股票、衣物等價值三萬，而后報稱力竭。

岑春煊委派按察使程儀洛調集案卷搜索證據，發現裴景福“平日彌縫，極為周密”，案卷“不足以為憑”，懷疑“其貪酷之事，皆由門丁某某為之，過付助虐”（岑春煊奏折，轉引自《河海昆侖錄》，第4頁）。但兩個門丁聞訊已逃之夭夭。至此，物證、人證俱缺，已失去定案的基礎。

岑春煊對裴景福采取的是先定罪、后取證的做法，違反了司法程序。不能說裴景福完全沒有受賄嫌疑，問題是辦案必須做到證據確鑿。辦案官員用盡心思，最后只找到賭商賬簿賄賂記錄有“南屬”兩字作為“物證”（《河海昆侖錄》，第4頁）。所謂“南屬”，指的是南海縣合屬文武弁差，并非指某一個人，可以指全體，也可以指南海縣部分員弁。據此定案，未免牽強。

1904年4月17日凌晨，預感到不能得到公正審判，裴景福偷偷出城，搭乘輪船前往澳門。岑春煊聞訊，派人往澳門交涉，并把軍艦開到澳門海面，向澳門總督施壓。（《河海昆侖錄》，第3-5頁）

此事引起了中葡之間的嚴重交涉。葡萄牙按照國際引渡法則，提出“交犯”的前提是不得判處死刑、不得施加虐待；中方考慮后終做出讓步，承諾改判為非死刑的刑罰。到1905年8月9日裴景福被引渡回穗，只能流放新疆。

東方國家要求西方國家引渡嫌犯或罪犯，經常發生與“西方價值觀”的沖突。按照西方各國慣例，政治犯不引渡、兩國均認定為犯罪才引渡、一般不判死刑、對疑犯實行人道主義等。東方國家很難理解這一套，往往把這種要求視作“干涉內政”，故交涉常常鬧成僵局。這是“西方價值觀”作祟呢，還是未能“與國際接軌”造成這種困局？

岑春煊運動式反腐短期內收到明顯成效，他本人也比較廉潔，但個別案例則不免有挾私報復的嫌疑。反腐最終目的在健全法制，以求漸進于法治。為報復而入人以罪，違反了司法程序，侵蝕了法治賴以存在的公正精神。不過，除個別案例外，岑春煊所參劾的貪官，絕大多數是罪有應得。筆者對岑春煊“吹毛求疵”，乃春秋責備賢者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