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澎湃新聞發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關系學者張鋒博士的文章《為什么中國的外交話語這么難懂？》，繼而三位學者就中國外交話語“難懂”問題進行了一場小小的辯論。在拜讀這些文章之后，我亦有所感想，但并非“選邊站”。

        關于中國外交話語在別國、尤其是西方看來“難懂”的問題，雖然中國外交政策研究者早有談及，但正式成文提出來討論，將問題擺上臺面，仍然是有意義的。

        不過，張鋒的文章看起來是一篇隨感，而非深思熟慮之作。他指出中國外交話語的宏大敘事和整體綜合思維的特點給“外界”造成理解上的困難與疑惑。這一點不難理解，但這“外界”到底是指誰，并不明確。由于他舉的都是與西方學者接觸的有限案例而非基于統計學分析，論證的“科學性”自然不足，而且即使把“外界”縮小到西方，那到底是指西方的政治人物、普通大眾、一般的國際關系學者還是研究中國外交的專業學者，并沒有說明。

        他引述澳大利亞外交部政策研究室朋友的話，將“合作共贏”認為是中國外交話語模糊、“大而空”的“極好的例子”，多少顯得矯情。在一個有標榜有“win-win”傳統的西方文化中，“合作共贏”的話語非要明確為“在什么方面進行合作將獲得怎樣的共贏”嗎？

        “新型大國關系”也在文中“中槍”了，這個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克里都采用的詞，如果中美之間有分歧，難道不是因為大國互信的千古難題與利益的糾結，而是由于該詞本身或中國政策的模糊性？

        此外，他自問自答、自我解套式的寫作，也模糊了他想要說明的問題。當然，許多有活力的問題都來自于隨感式的寫作，而且大量像我這樣的讀者也沒有“科學癖”。他指出的中國外交話語不要只顧宏大敘事而要更多地細化和具體化，確實切中了中國外交話語的一大要害，也幾乎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共識。因為畢竟，外交話語只有被“外界”理解了，才能獲得認同度，甚至轉化為外交政策軟實力。中國外交話語不缺宏大的敘事和原則性聲明，缺的正是分眾化和精細化傳播。

        徐進博士從張鋒的文章中敏感地意識到兩個問題，一是實際上抱怨中國外交話語難懂的總是西方人，二是話語背后是權力和利益之爭，西方人抱怨中國外交話語難懂實質上是西方主導的話語權向中國的轉移。

        對于第一點，由于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形成的“中－西”二元思維，我們將西方人當作“外界”也算是個習慣。非西方國家的抱怨當然不是沒有，但至少并不突出，相反，恰如徐博士所舉出的一些例子可說明的，非西方國家對于中國外交話語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少有雞蛋里挑骨頭的。

        對于第二點，張鋒博士覺得將來自法國社會學家福柯的“話語即權力”與國際關系中的現實主義權力概念相替換是令人驚訝的，理由是福柯乃“后現代主義”大師，而徐進博士是在典型的“現代主義”的國際關系現實主義意義上使用權力概念，兩者在理論上并不相容。

        我想指出的是，第一，福柯所說的“話語即權力”與現實中的國際關系中的權力，并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線，話語作為權力的一種形式雖與國際關系中原先認知的物質性權力、精神性權力、結構性權力和組織性權力不同，但都具有“權力”的通約性，話語權只是擴展了原來國際關系學者對于權力的理解，且作用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第二，應從現實國際關系中話語作為一種權力形式的實際影響來考察其權力屬性，不宜從“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概念出發，進行人為的切割，況且通常被為是“后現代主義”大師的福柯，也明顯具有反“后現代主義”色彩；而話語作為權力則早在“前現代”就一直發揮著作用，福柯只是發現了這一命題而非創造了這一權力關系。

        我們今天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相混雜的世界，具有后現代意味的“話語即權力”命題，在現代性社會一樣有它巨大的解釋力。所以，雖然張鋒博士覺得徐進博士對他的批評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即中國外交話語的某些部分存在模糊與含蓄的特點，但在筆者看來，徐進博士的認知也屬于對張鋒博士文章的合理推演。

        中國外交話語“難懂”的問題，本來是“外界”的一種感知與意見，不是我們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能否認的。同時，在國際體系中日益崛起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相互利害關系更加錯綜復雜，中國外交政策要被外界更好地理解，就應該使中國的外交話語更好地“融通中外”，而非自說自話。

        若外交話語不被他國理解，那么再漂亮的調子，做得再好的政策行為，其影響力都將大打折扣，甚至外交政策行為的合法性在“外界”的誤解中消失殆盡。這些都說明，中國外交話語的“難懂”問題需要我們正視。然而，中國外交話語“難懂”的問題，也并不是按照西方思維強調個體明晰性與使用它們聽得懂的利益話語去解釋就能解決的。事實上，中國外交話語的“難懂”問題，涵蓋更多需要分析與辨別的因素，在此就以下四個方面加以簡要探討。

        其一，中國外交有一套話語體系，宏大敘事與綜合整體性話語是其一大特點，但也只是中國外交整個話語體系的一個部分。

        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數十年來不斷變化，如反殖、反帝、反霸的革命話語逐漸淡化，而采用西方的話語逐漸增多，但在構成結構上既有原則、路線、方針、政策的宏大敘事與綜合性整體性話語，也有具體的針對國別、地區與領域的話語，所以宏大敘事不是全部。

        其實，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的外交話語都會有宏大敘事與綜合性整體性的部分。由這一部分中國外交話語引起的“難懂”問題，既有中西在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上的不對應性原因，也有言行脫節的原因。

        前者典型地體現在一些中國詞語與概念在西文中找不到對應的詞可翻譯上，后者是由于一些本來大而化之的概念與話語因缺乏相應的政策行為做“解釋”，或缺乏細致的引導與解讀，而在異文化背景下造成理解上的障礙。在這一方面，中國外交話語既需要進一步完善，也需要與政策行為更好地協調一致，還應該更多地發揮公共外交等說服手段的作用。

        其二，中西外交話語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背后是中國與西方在整個文明沖突與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上的差別。但這不是中國外交話語“難懂”的充分理由。

        實際上，西方政要越來越地喜歡引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名言警句，而這些話語所具有的典型中國思維方式，絕不比原則性的、具有宏大敘事特點的中國外交話語易于理解。

        就拿美國政要來說，尼克松1972年訪華與周恩來會見后認識到周是絕不“傷人情面”的人，在與毛澤東見面時他則引用了毛澤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詩句；里根在1984年訪華時的祝酒詞用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在1987年的國情咨文中則引用了老子《道德經》中的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卡特卸任后在1981年8月訪華時引用了中國古詩“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老布什總統在1989年訪華時引用了“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諺語；克林頓在1998年訪華時引用了孟子的話“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2009年中美首輪經濟與戰略對話開幕式上，美國奧巴馬總統也引用孟子的話“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同時國務卿希拉里引用了“人心齊，泰山移”的諺語，財政部長蓋特納引用了“風雨同舟”這一成語；同年11月奧巴馬訪華時引用了“溫故知新”的成語。另外，如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曾引用“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成語，澳大利亞前總理更曾說希望成為中國的“諍友”。前不久，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對于南海問題更是講起了“風水”。

        這些例子都說明，中國文化傳統思維并不構成西方人理解上的障礙，基于中國傳統文化思維基礎上的中國外交話語，西方人也并非不能理解，只是對于非專門研究中國文化或外交政策的人來說，要理解就需要下些功夫。不過，西方人抱怨中國外交話語“難懂”，往往超過了文化差異的范疇，而猜測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與意圖。這就不能怪罪到中國文化思維的模糊性、綜合性與整體性及宏大敘事等特點上來。

        其三，在習慣于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視角下，崛起的中國需要對自己的外交政策進行合法性自證。

        外交話語的模糊性或非明晰性，既有文化思維上的原因，也有政策靈活性與比變動空間的考慮，含蓄、委婉甚至“打太極”都屬于常態，是各國外交話語的共性，不唯中國如此。

        例如，美國對于“在釣魚島問題上如果中日發生戰爭它是否選邊協助日本”的表態就很模糊，它“重返亞太”的意圖與“再平衡”的政策底線也令人費思量。如果說近年來中美之間存在互信不足的問題，那么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對華外交在政策表態與政策行為上常常自相矛盾，其外交意圖也很“難懂”。但是中國學者不是去抱怨它的對華外交話語“難懂”，而是一直在努力地、細致地去理解，生怕漏掉任何有用的信息。

        顯然，美國外交話語的不管是直白的還是模糊的表述，我們都習慣性地認為是常態，它也不需要合法性自證。回過頭來看，西方人抱怨中國外交話語的意圖不明，生怕中國對他們的國家利益構成挑戰或威脅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所以希望中國“坦白”，這背后的思維就是崛起的中國積極有為外交政策有“原罪”。

        由于西方人已經習慣于他們對世界秩序的主導，或習慣于美國霸權，而對中國的崛起與積極有為的外交，抱有深深的不信任感，希望中國外交亮明底線、一覽無余。可見，西方學者對中國外交話語 “難懂”的抱怨，根本上說是在一個仍然由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時代，意圖讓崛起的中國對自己的外交政策進行合法性自證。

        其四，中國外交話語還需更多反映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思維。

        外交話語的影響因素包括：顯而易見的利益考量、必不可少的政策合法性認知以及潛移默化的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等，其中，利益常常被認為是核心要素。其實，利益不僅是一種現實，也是一種觀念，一定程度上是由合法性認知、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所“建構”的，因此希望僅僅以明確利益關系來化解外交話語“難懂”的困境，只是一廂情愿，把問題簡單化了。

        最近20多年來，中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中已經采用了越來越多的西方概念、范疇與表述，尤其是美國學者對于國際關系的理解方式、思想觀念、思維邏輯和是非觀念，如其反對恐怖主義的話語，國家利益的話語、軟實力的話語、全球化的話語等等，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外交話語表達。這種影響有其積極的一面，也包含著西方話語的陷阱，別的且不論，至少包含著國際關系思維單一化的陷阱。

        如果分析一下美國霸權的構成，其話語權占有重要的份量，若沒有話語權的支撐，物質力量增長不會自然地成為霸權的基礎。可以說，美國霸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話語霸權。美國的話語當然可以借鑒甚至借用，但如果毫不反思地去追隨美國的話語，那么中國實際上也就參與了美國持續性話語霸權的構建。

        然而，不管是美國的話語，還是更寬泛而言的西方的話語，都是它們的利益、文化與思維的表達，而與中國有顯然的差異。中國要成為世界性大國，利益的表達要有更多的自主性，外交政策的合法性要依據自己認定的是否曲直，文化與思維方式上要更多地植根于五千年文明的積淀，概言之，中國的外交話語還需更多地反映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思維，而非“外界”一嚷嚷中國外交話語難懂，我們就急不可耐地以它們所習慣的利益話語、文化話語與思維方式反復加以“坦白式”解釋，卻置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思維于不顧。

        外交思維的美國化對于中國是一種傷害，對于世界也是一種傷害，還是讓中國外交話語保持合理的“難懂”吧。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