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八年抗戰，中國人民贏得了偉大但艱難的勝利。一位全程參與對日作戰的國民革命軍參謀長在晚年回顧作戰經歷、鉆研軍事戰略，留下40余萬字文字史料，記錄了他對前線與后方的觀察和反思，披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抗戰細節。

        這批未公開的文稿定名為《戰爭之經緯（上下卷）》、《國粹用兵手冊》，作者金式。

        據《浦江百年人物》（張解民、江東放編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9月）記載：金式（1904-1994），浙江蘭溪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歷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十五軍參謀長、第六戰區補充第五旅旅長、第十一 預備師副師長、第十三軍第八十九師少將師長等職。抗日戰爭中，金式隨湯恩伯軍團對日作戰，相繼參加南口、徐州、隨棗、豫中、桂柳諸戰役，曾于臺兒莊一役負 傷，因作戰有功，獲頒“指揮有方”嘉獎令。

        抗戰結束后，金式于1946年2月退役回籍，與妻曹秀珊致力農耕，淡泊 度日。1948年湯恩伯為阻人民解放軍南下，重召金式歸隊，任第一六四旅旅長，后令準改稱第二〇三師，任師長。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席卷 江南。金式經內弟曹藝策反，萌起義之意，并主動與中共地方武裝金蕭支隊聯系。因軍統特務作梗，未能按金蕭支隊指令集結待命，起義與投誠良機驟失，大部武裝 被人民解放軍擊潰。1949年后旅居香港、澳門，改名趙秉富，以勞力謀生。1993年由其長子接至河南許昌定居，1994年病逝。

        經家屬授權，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將陸續刊發部分文稿，以饗讀者。本文為“抗日戰役總動員之檢討”系列第二篇，反思戰爭中的物資動員為何沒做到位。

        “抗日戰役總動員工作，在事變前政府沒有發過全套計劃，只在二十七年（1938年）首都遷到武漢后，由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份抗戰建國綱領作為總動員的法案；也只是在文上與口頭上大動其員外，事實上距總的尺度很大。”

        戰爭是最富有破壞性與消耗性的行動，任何國家，其工商再如何發達，一到戰時，都會感覺物資缺乏。一方面是敵我兩方的大量消耗與破壞，一方由于壯丁抽調入伍，工農生產力減少了。故在戰時必須統制物資，其目的不使物資外流資敵，不使奸商囤積居奇。能保持充裕物資，既能保持國家戰斗力，也可以穩定物價，維持民心與士氣之安定。

        吾國當年由于工業落后，很多物資與日用品，都靠外輸入的。七七事變后，海口被封鎖，物資接濟中斷，若能及早統制起來，仍感一切物資之缺乏，何況到三十二年一月，才開始管制物價，又是情重于法，對囤積者既未能依法嚴辦，加以經手人營私舞弊，更予奸商操縱機會。于是洋貨飛漲 ，農產品跟著漲價，而且一日數漲，無形中貶低了法幣的價值，終于也迫得政府不得不把法幣貶值。法幣愈貶值，物價愈高漲，跟著公營事業相繼加價與公務人員之加薪，次次都刺激物價高漲了。在如此物價高漲與法幣貶值的賽跑過程中，老百姓改為以貨易貨，吃虧還少，卻苦死了軍人與公職人員！不但影響前方軍人的殺敵士氣，也影響了后方工作人員的工作情緒：一個月的薪水，想吃飯就無錢付房租，付了房租就不要吃飯了。那時的文武公職人員，真是苦不堪言！其起因就是統制物資太晚了，又統制得不徹底之所致。二十九年夏季，我去重慶出席全國第一次幕僚長會議時，曾聽到以下兩個新聞：

        當時中央對于公職人員已經加過幾次薪，大家還是叫苦連天，委座于心不安。有一次，他曾化裝減從去街市私查物價，先到百貨公司買一頂禮帽，用去五元，旋又去小食館便飯，兩菜一湯，用了三元數角。他覺得很滿意，邊走邊想：物價并沒有漲很多，何以公務員老是叫苦呢？其實當他出巡私訪前，早已有人通知衛戍總部，再轉告各店家規定只許比戰前稍貴一點云。這是官官相印，事前打個招呼，怕他知道實在物價而大發脾氣！其實當時的市價比戰前漲十倍多了。

        抗戰開始后，軍中最行鴻運的，莫過于汽車兵團的駕駛兵，由于他們出差機會多，大走其私，也是沿途逃難的人以及行商們不惜用金錢行賄，只要駕駛兵肯搭他們，代價多一點也無所謂。于是駕駛兵的鈔票，遠遠滾進，袋袋平安，用之不盡，反正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他不到。逃難中也有由各方來的女學生，由于軍情恐怖，既早與父母離散，茫茫前程，何處棲身？為了想早點脫離虎口，往大后方棲身計，只要駕駛員肯搭她去后方，就下嫁于又臭又臟的他也無所謂了！

        當駕駛兵回到大后方，自然要帶漂亮的新夫人去公共場所游吃一番。當年重慶冠生園的湖蟹，索價五百元一只，除駕駛兵外很少人敢吃，于是轟動了整個陪都，誰都知道駕駛兵的錢多與用錢之闊綽呢！

        在開會期間，曾由成都方面傳來一個新聞：有某甲至親之女公子，肄業于西南聯大，未婚。某甲想介紹一位在軍中當團長鄉親給她做男朋友，該小姐說：“駕駛兵我都不愿嫁他，還同團長結婚嗎！”

        以上是有關物價飛漲、公務員生活清苦的一段插曲，茲仍回本題，續談物資之統制。關于物資的統制，負責統制的機構與人員，如果沒有大力量支持他們，所謂有勢有錢的豪門，不會接受法律約束的，那正是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再統制也無補于事的。故當年統制之結果，豪門以及有靠山的工商界大發其國難財，只是窮煞政府與公務員而已！

        由于統制不徹底，就有黑市的大買賣，因為有錢佬平時吃慣用慣了，一旦受統制，極感痛苦，故千方百計不惜重價購買，于是黑市生意大行其道，結果只有統制之名而少有統制之實，害得安分守己的市民，有錢買不到東西哩！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統制的出發點，由于統制不徹底，變成既寡而又不均，那時大混亂的開始，影響前后方人心之不安定者很大！

財力動員

        財為購物媒介，是囤積者必須的條件；何況財能通神，為萬惡之源！戰時如僅統制物資，不約束財源，無異揚湯止沸！

        當年政府對財的動員工作，事前很少準備，只叫四行多印紙幣；至民國二十七年春，始在漢口召開貨幣會議，設立外匯管制委員會，原定百元法幣可換美元三十元，改為美元十六元，已將法幣價值貶低了百分之四十了。

        開戰后，由于物價大漲之故，戰前所印法幣不夠應用，臨時向美國添印紙幣，當新幣運回香港途中，被日機炸沉了。民國二十八年夏季，中央已無法幣可發軍費，各軍師曾一度向就地縣政府借用度日，迫得財政部只好將早已印好以備勝利后改換紙幣用的關金券提前出籠以為救急，這是主持財政者未能未雨綢繆之所致，也是主事人對動員工作欠內行之后果哩！

        財之范圍包括紙幣、金、銀等；金銀在戰爭時應禁止買賣，不應為顧慮婦女們之首飾而準輕量使用于市場。那時凡機關、工廠發薪之日，就是金飾店生意最旺盛的時候，這是貶低法幣之信用，積少成多，貽害不淺。此外通用之幣值，已存入銀行的，要限制其提取量，以防囤積物資或物資金外流；同時還要提供存款利息，獎勵國民存款。外國紙幣，絕對禁止在國內通行。財是戰爭持久的命脈，不因少數特殊人之反對而馬虎了事。吾人八年抗戰之所見，黃金、美鈔、港幣在國內通行無阻，甚至到抗戰末期，各種交易在城市均以黃金、美鈔為標準，農村以谷物為對象，對還糧納稅等，連政府自己也拒收法幣了。此種反常的惡風氣，簡直是拆政府的臺與拖抗戰的后腳，根本談不上總動員了！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故財力動員除統制財力外，還要廣開財源，使全國財力，包括政府于國民私人之財力，都要動員起來。而八年來的事實，政府只知道多印紙幣，多加票上的圈子，致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加速物價的飛漲，對于國民的私有財力，并沒有征收的打算；對于貪官污吏以及豪門的財產，雖經參議會通過沒收的提案，政府也未使照辦哩！此次抗戰，誰都知道是吾國空前的一次抵御外辱的大戰爭，國民中想來不無玄高卜式的有識之士，由于政府的高級人員，未能以身作則，為政府倡導踴躍捐輸、為民表率，老百姓當然也不愿捐獻了！積少成多，聚沙成塔，以吾國人口之多，每人捐獻一元計算，四五億人口，也可以得到很大一筆財源呀，然而當年政府并沒有做呢！

交通動員

        有關軍隊遠距離的調動運輸，以鐵路為最快；由于軍情的千變萬化、轉瞬即逝，能及時增援，始能捕捉戰機，故在戰時一切交通列車，都應該讓軍車先開的。記得在內戰時，不管軍情緊急否，軍車總是押在客車之后；雖經軍隊一再交涉，都是相應不理的！非到老總們槍口迫著他們，休想先開。抗戰時，各線鐵路起終點、以及交通中心點如徐州、鄭州等地，均有運輸司令長駐車站辦公，直接指揮各站長、控置軍運事宜，凡有軍車開往前方增援時，總算在“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大前提下，讓軍車先開出、先通過，什么特快車、飛快車、藍鋼車、綠鋼皮等特別快車、都押在兵車之后了，這算符合了總動員之要求。

        除火車外，余如公私交通工具為汽車、大小運貨板車、騾馬及船舶等，似乎沒有動員、也沒有統制。軍行所至，要想利用地方上的交通工具，其困難程度還是同內戰時差不多。

        國軍騾馬，本來都沒有照編制數配足，抗戰爆發后，各部隊補足了很多彈藥、器材、工具等，更感輸力不夠。于是很多軍師長愿意提節余項下的錢向民間購買騾馬，誰也不肯賣！有時迫于緊急的軍情上之需要，不得不強向民間牽馬拉夫了！民間若能多預備民夫協助軍隊運輸，也很方便的，但不少鄉保長未能切實負起責來。也有狡猾的鄉保長，根本避不見面，各部隊對于民夫雇傭，不得不失信民間，叫原夫繼續挑運，于是軍民愈起隔閡，終至大路邊鄉民，一聞軍隊將至，早已逃避一空，不要說大批夫子雇不到，有時想雇一向導帶路也不可能，這是縣以下的地方政府，沒有做好交通動員工作之所致。二十六年冬季，太原告急時，湯軍團未能及時趕上救援的任務，由于晉省也未能搞好交通動員工作，專用官兵兩只腳，要從太行山區去救援，那是用遠水救近火，十分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哩！

        兵站汽車部隊由前方送傷兵至后方，或由后方送輜重至前方，多半空車回往，聽由駕駛兵之走私舞弊；一個有證件的軍官反而很難搭上這些運輸車，只有照樣多出錢是例外，普通民客肯多出錢，即使非空車也能乘坐，能夠來時運輜重至前方，返時送傷病兵至后方之密切配合者殊不多見！如第七節（見上期“史料”）所說的駕駛兵舞弊事實，都是交通工具沒有統制與執行上欠徹底之所致。

        三十年十二月初，日寇南進時，我在報上看到以下一則新聞：

        “日寇攻略香港的前幾天，吾財政部曾派了兩架飛機至港九，回航時因無資源內運，只帶回孔公館兩只狗。事后參政會曾向孔部長提出質問：何以不把滯留港九的重要官員及內地流亡來港的大學教授帶回來……云云。”這也是未能徹底實施交通管制所造成之丑聞，中央自己尚如此不聯系，自難希望地方上的徹底統制了！

工業動員

        工業動員之范圍通常包括下列四項：

        甲、國內公私營工廠之統制，視軍事上的需要，酌將私營工廠可供軍用者改為軍用物資之生產。

        乙、非軍事安全地帶之公私營工廠，一律向后方安全區期限遷移。

        丙、原有工廠原料之統制與分配。

        丁、舶來工業原料之儲藏。

        有關工廠之遷移與原料之儲藏等，最好在動員準備期間，最遲在動員前都要完成的。

        當年抗日時，自九一八事變后，政府既決心先安內后攘外，就該將華北的工業先遷移到陜甘一帶才對。日本鬼子的野心勃勃，明眼人誰個不知道中日之戰，無法避免！而中日首要之沖，自東北淪陷后，其次是華北首當其沖。由于國人安土重遷的習性，以及華北各省執政者之自私、固執，要想把他們的工業西遷，本來是很苦難的；為了整個國家與民族之存亡著想，也只好盡量說服華北負責諸公以及工業界向西北大遷移的，中央若真能開誠布公，（有）大公無私的風度與委婉求全的耐心，也并非全不可能的事！

        長江以南的工業，首推上海，次為無錫、南通、廣州等，杭州雖然只有幾家綢緞廠，一樣也可以改成織布廠。九一八后，中央如果決心要長期抗日，上列工廠早應該向西南大后方遷移；事實上在八一三戰事爆發后，才倉皇內遷，又加敵機轟炸，受很多無謂的損失。據統計先后遷往川、黔、湘、貴者，不到千家工廠、十余萬噸物資、以及一萬余人的技術員而已！還有很多工廠及大量物資，都送給敵偽了，也只有上海一處而已，其他各地根本無人過問；所謂總動員委員會，只是一個空機關，職責不分，事權不集中，早已是三個和尚無水喝的疏落局面，發生不了總動員的成效的。由于內未安之故，攘外問題尚徘徊在和與戰的叉路時，七七事變已先爆發了，重蹈和戰未定而金兵已渡的悲劇呢！

        本來總動員令既下后，工業與農業都要加工生產才對。而抗戰時的生產情形，即軍用工業的步機槍以及槍炮彈藥等產量，距前線所需用的相差很大，以致作戰部隊的武器，只有損耗，沒有補充的，彈藥雖略有補充，也少得可憐！其他如輕重炮的補充，自己既不能造，更談不上了！

        如上所說，足以證實工業動員工作也沒有做好呀！總之，此次抗日的總動員工作，除在動員兩字上加一總字外，與以往內戰時的單方面的軍隊動員相比，看不出有多大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