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澎湃新聞5月15日刊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學者張鋒《為什么中國的外交話語這么難懂》后，引發外交學者熱議。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兩個問題：中國慣用比較宏大的外交話語，比如“合作共贏”、“命運共同體”、“親誠惠容”等等，到底是誰在覺得這些表述難懂？如何提高中國在國際輿論中的話語能力？

        繼中國社科院學者徐進的《為什么抱怨中國外交難懂的總是西方人》和張鋒的回應《中國外交難道不需要國際說服力嗎》之后，復旦大學學者蘇長和也加入了討論。他認為，為了實現概念和理論在外國的當地化，有時投其所好是對的，但是我們更需要的是學會變其所好。

        在中國學術話語的國際傳播中，時常聽到一種觀點，就是中國的學術話語在自說自話，別人聽不懂。還有一種外來的觀點認為，不只是學術話語，中國官方政治話語和外交話語別人也聽不懂，影響了外宣質量。有人指出，“親、誠、惠、容”周邊國家聽不懂，“合作共贏”“和諧”等概念太空，等等。于是有人建議要改造我們的政治和外交話語，用“國際主流社會”能聽得懂的語言表達自己。對這種現象我們到底怎么看，以及怎么辦？

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政治

        概念、術語、名及其構成的話語系統是一個民族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思想的載體，往大的方面講，它們是一個國家文化主權的組成部分。

        世界上幾千種語言，唯獨沒有通行的世界語，有些特定的語言在某個特定階段影響范圍較大，但是其也不構成世界通用語。在東亞，曾經存在一個漢語文化圈，隨著一些國家的“去中國化”，漢語退出了這些國家的日常生活；在歐洲，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在各自國家稱雄的時候，都曾是較為廣泛使用的外交語言，如今在獨聯體國家，還存在一個俄語區；英語得益于英國的不懈努力以及美國的崛起，目前在世界上影響范圍較大。

        從世界語言區來看，存在英語區、法語區、俄語區、西班牙語區、葡語區、阿拉伯語區等語言版圖。一國語言使用范圍的擴大會為其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由此甚至誕生語言經濟學這門分支。

        語言的不同，必然帶來各種思想表達系統在溝通中存在的困難，在一開始的交流過程中出現相互聽不懂是常態，這就需要借助文化交流來盡力克服這些困難。

        但是文化交流往往存在強弱問題。以政治和外交話語來說，西方特色的政治和外交話語在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士”的階層也抱怨聽不懂，三四百年前歐洲傳教士進入中國的時候，當時中西力量格局是中強西弱，這些傳教士為了順利在中國傳教，采取的戰略是遵從中國文化，用中國文化中的詞匯轉換其詞語，也即“以儒釋耶”“以中釋西”的戰略，以進入中國體系再求改造中國，但不是很成功，后來隨著中西力量對比的變化，特別是西方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起來后，就不再按照中國文化標準來解釋自己，而是直接強攻，轉為“以耶釋儒”“以西釋中”戰略，以我為主來改造中國話語，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解釋中國。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在中西文化格局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聽得懂英語特色的概念、術語、名及其話語系統，但這不能證明別人語言和話語體系就更好、更易溝通、更易為人懂；反過來，由于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不對稱，外人自然很難懂得中國豐富的治國理政詞匯、政治話語以及外交話語。

        這種聽不懂不是說我們的政治話語和外交話語存在溝通障礙，而是別人不懂漢語或者中國政治和外交文化造成的。因此，我們不要誤以為，外人聽不懂中國政治話語和外交話語，是因為中國政治話語和外交話語存在根本的溝通缺陷，因為大而空、邏輯不當等等。進一步設想，當外部一個國家竭力用漢語來表達其政治和外交問題時，中國人也會生出“聽不懂”這個問題。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讓更多的外國人在學習漢語中理解中國，懂漢語的人多了，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其實，就我本人所知，有些搞中國政治外交研究且懂漢語的外國人，以及在華做生意的人，對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的公報以及《人民日報》文章的理解能力，絲毫不輸給國人，這些人對中國政治話語和外交話語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很。

話語能力提升的幾種辦法及其效果

        話語有時會上升為一種文化外交戰略，利用自己的話語系統去覆蓋、遮蔽、替換對方的話語體系，達到同化、規訓或者孤立對方的目標。比如，話語孤立的一個辦法，就是強勢話語體系經常說別人說的東西不專業、聽不懂、不知道在說什么、與國際主流不接軌，以此達到規訓和教化的目標。

        十年前中國在國際上提出“和諧世界”這個概念的時候，西方輿論普遍的反應就是這個概念又大又空，是中國特色，聽不懂。純粹從學術研究來說，“和諧”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如果說“和諧”概念很空很大，那么西方幾個世紀精心打造的西式“自由”“民主”概念則更空更大，歧義紛繁。

        讀者會有規律地發現，我們現在提“新型大國關系”“親、誠、惠、容”“命運共同體”等，英語學術界和輿論界往往也會說很空很大、沒有操作性，而且還通過五花八門的解釋將這些核心概念的含義稀釋掉，有的時候甚至對其進行污名化。總之，你的概念、術語表達再好，就是不規范、聽不懂。這種話語肢解戰略是有規律的，對此學者必須要有基本的學術和文化鑒別能力。話語政治還有很多種操作和規訓手法，限于篇幅，在此不表。此外，關于話語學，在福柯之前，中國古代的名學其實早就探討了這個問題。

        在話語競爭格局下，往往有不同的應對辦法，效果會不一樣。

        第一種辦法是投其所好，遵從強勢話語一方，按照符合強勢話語一方的習慣和標準來表達自己。這個時候，在強勢話語評價體系的塑造下，弱勢話語中的一方往往馬上會收到表揚，但是在不知不覺中被規訓和同化了。

        例如，為了讓別人懂中國政治，如果我們放棄“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央地關系”等西方讀者不太接受的概念，用“國家資本主義”“威權”“聯邦制”等概念研究中國，這個時候別人確實是懂了，但是自己政治概念體系卻在不知不覺中被肢解掉了，將自己研究成了“四不象”。

        第二種辦法，是有一定文化志氣的國家，試圖進入別人體系，然后再去爭奪話語權。這種辦法初始時有一定的效果，但長遠來說則很難說。事實證明，在你還沒有學會用別人的表達提高自己話語權之前，自己價值體系和概念體系可能在不自覺中丟掉了，慢慢成了別人體系的一部分。

        古代中國為此提供了經典的案例，也就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時候，在漢化過程中被同化了，沒有改變中原，反而被中原所改變。假設現在世界有一個大國，其試圖以進入英語表達體系中再去改變對方，提高自己的話語權，其最后的結果可能會與上述例子一樣。也就是等你覺得自己似乎有話語權的時候，你已經成為別人的一部分，不是你自己了。

        第三種辦法是堅持以我為主，用自己的核心話語把自己解釋清楚，同時在不傷害別人文化尊嚴的前提下做到解釋別人。唯有文明自成體系的國家才有這樣的抱負，也必須要有這樣的抱負。這需要堅持不懈地通過教育教化，來讓別人理解自己的概念和術語。

        例如，漢語學術成果的外譯戰略應該資助他國懂漢語的人來翻譯，這些學者在翻譯過程中通過查字典等方式，會逐步理解漢語學術圈中的獨特的概念和表述方式，從而帶動這些概念和表述方式的走出去。大家反過來想想，西方社會科學概念無不是中國人自己翻譯過來的，本人很少讀到西方人自己花寶貴的精力將自己的東西翻譯成中文再在中國出版的書。當然，這種狀況與我們主動向外部學習的過程有關，所謂欲求會通，必先超越，欲求超越，必先翻譯。但是，從國家文化戰略來說，這只是一個過程，最終目標是培養海外幫我們傳播概念和話語的人。

        據統計，現在海外有7000萬人在學習漢語，假設這些人能夠從基本的漢字認識和了解中國文化，他們對我們外交話語中所說的“親、誠、惠、容”“和諧”“義利觀”等價值理念，就容易產生共鳴和親近，不存在聽不懂或者曲解的問題。

為世界提供來自中國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

        有人說，中國的整體主義、陰陽組合思維別人不懂，應該用西方個體主義、利益思維來闡述外交話語。其實，為了實現概念和理論在外國的當地化，有時投其所好是對的，但是我們更需要的是學會變其所好。

        為什么我們就不反過來想想，中國整體主義思維恰恰是一個優點，構建和諧共生的世界就需要整體主義思維而不是個體主義思維呢？人類政治文明是不是被個體主義思維所折磨，恰恰需要整體主義思維來彌補個體主義所造成的缺陷呢？我們現在是不是存在個體主義思維太盛而整體主義思維缺位帶來的消極現象？政治學和外交學著作如果多一點整體主義思維方式，受此教育下人是不是更傾向于用和諧共生視角來看世界，從而有利于世界和平？

        對此，倒是美國的一位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叫安樂哲，撰文指出關系思維和整體思維對彌補西方對抗式二元思維的積極作用。話語政治經常有一個尷尬現象，就是當你放棄和丟掉了自己的優秀和核心價值理念，完全跟著別人說而不是自己如何說，忘了自己的根和本的時候，別人有一天很可能把你丟掉的好東西撿起來，說你的東西才是好的。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這段話？就我個人的理解，我認為這段話的核心是為世界提供來自中國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而不是針對不同國家形成不同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疇。

        假設為了讓自己的政治話語和外交話語分別為了讓英語、法語、俄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等地區的人懂，符合各自表達習慣，從而形成不同的概念表述體系，那最后翻譯出去的政治和外交話語豈不是支離破碎？大國的政治話語和外交話語有嚴肅、嚴密、嚴謹、權威、準確、連貫特點，它只能在自己政治和外交標準下去闡釋和解釋，不可能為了滿足各種不同口味的外部受眾，進行過多的調整和變化。

        實際上，在中國政治和外交話語體系中，已經為世界政治和外交提供了許多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例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帶一路”、協商民主、和平發展、韜光養晦、關系、結伴不結盟、新型義利觀、命運共同體，外人離開這些概念，恐怕很難理解中國政治和外交，外人通過領會這些概念，其實也是在習慣中國智慧和中國思維。

        隨著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上升，中國更需要以我為主，用自己鮮活的語言來表述世界。最近，有學者就用中國外交話語系統中的“韜光養晦”，以中釋西，說美國現在開始“韜光養晦”了。過去不少美國學者總是抱怨這個詞不準確、傳遞信息不明確，或者從“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臥薪嘗膽”角度曲解這個詞，也許當我們用這個詞定義美國外交的時候，或許他們在使用過程中就慢慢懂了。世界上用“韜光養晦”一詞的人多了，“韜光養晦”就不是一個中式概念，而是一個普遍概念，完成從專有名詞向普通名詞的轉變，也就不存在自說自話的問題。類似這樣的話語傳播技巧還有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有人說天底下最難的兩件事情，一是將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大腦中，二是將別人口袋中的錢賺到自己口袋中來。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一是傳教士，二是商人，傳教的目的是為了把自己的信仰裝到別人大腦中，經商的目的是為了將別人口袋中的錢賺到自己口袋中；教沒傳成卻信了別人的仰，錢沒賺成自己的錢反而進入別人的口袋，可謂敗筆。所以宗教界和商界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成套的思想營銷和商品營銷的手法，形成了不被人重視的國際通用規則。當然，我們政治話語和外交話語的對外表達和對外傳播不是搞營銷，更不是像個別國家那樣目的是為了改造別人，但是上述兩個領域積累的成套經驗或者國際通用規則，倒是我們需要好好學學的。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