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近日發布消息稱，上海將從2021年7月1日起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480元調整到2590元，增加11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22元調整到23元。

2021年以來，已有江西、黑龍江、新疆、陜西四地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另有天津、西藏將于7月1日起，北京將于8月1日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新華社報道稱，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漲幅在每月80元至200元不等。

中國新聞社旗下財經新媒體中新經緯客戶端的梳理顯示，全國三十一省份目前已經執行和即將執行的月最低工資標準中，最低的是安徽于2018年11月1日起執行的第四檔1180元，最高的是上海即將執行的2590元。目前，標準在2000元以上的有六個省份，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廣東、浙江。

什么是最低工資，最低工資制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實施這一制度的利弊何在？我國最低工資制度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最低工資制度的由來：一個政治經濟學解釋

最低工資，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內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當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其組成不包含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勞動者在夜班、高溫、低溫、井下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以及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的勞動者福利待遇等。

最低工資制度是歷史形成并在現實中普遍存在的一項制度安排。新西蘭于1894年在全世界率先實行最低工資制度, 之后，澳大利亞（1896）、英國（1909）、美國（1912）、法國（1915）、德國（1923）等國先后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取得獨立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制定了自己的最低工資標準，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國家都實行了最低工資制度。

就最低工資制度的形成，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葉靜怡與其合作者在2014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給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解釋。

他們認為，最低工資制度是以現代勞動力市場的形成為前提, 經由勞資雙方個別或局部的談判或對抗, 最后上升到國家層面并取得立法形式的。

然而，從個體或局部的層面不可能直接得出最低工資制度這一結果, 因為一般來講勞動者個體的謀生壓力使其對雇傭關系具有高度的依賴性, 和資本所有者相比處于市場弱勢地位，單個或少數工人的反抗通常是“死路一條”。工人只有達成廣泛的集體行動才有可能對資本所有者形成可信的威脅。而單個的理性資本所有者可能因市場競爭環境而缺乏向工人讓步的動力, 或者其個別的讓步改變不了工人集體的反抗意愿和行動。

很明顯, 最低工資制度是對整個市場及其參與者的強制性約束, 它與勞資雙方在市場上、在企業或行業內部進行談判或交易有著根本的區別, 是雙方在集體而非個體、社會而非市場的層面上達成的結果。

如果勞資雙方各自都能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其博弈結果無非三種可能：（1）工人集團瓦解并讓步；（2）雙方長期“對峙” 導致市場崩潰, 社會陷入不可調和的矛盾；（3）資本所有者做出讓步。

他們指出，最低工資制度顯然屬于第三種情況。這為理解最低工資制度提供了一種可能思路：如果勞動者集體通過罷工或革命能夠取得超過其行動成本的預期收益, 他們就可能采取集體行動, 以終止市場關系、讓市場“停擺”的方式爭取改變收入分配。而如果資本所有者預期到這一可能性, 為減少因市場崩潰造成的損失, 他們的集體理性可能要求他們向工人做出一定的讓步, 以提高工人的行動成本或降低其行動的收益, 從而預防工人采取行動。如果政府是資本所有者的代理人, 實行最低工資制度自然可視為資本所有者集體理性的選擇。

然而，即使政府不偏向勞資任何一方, 而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 由于工人的行動可能造成市場“停擺”或崩潰, 實行最低工資制度也可能是一項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資本所有者整體利益的安排。此時, 政府的強制力就成了解決資本所有者集體行動問題的一種手段。  

因而，最低工資制度在一定條件下（如勞資雙方收入差距較大、工人集體采取社會行動的可能性較高），可能成為同時提高勞資雙方福利、實現社會帕累托改善的一種制度安排。

我國最低工資制度的確立和近十年實施情況

在我國，改革開放后，國務院于1984年5月30日宣布，承認1930年1月由國民政府立法院批準加入，1928年由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國際勞工組織第26號公約，即《制定最低工資確定辦法公約》。

該公約第一條規定：“凡批準本公約的國際勞工組織會員國，承允制訂或維持一種辦法，以便能為那些在無從用集體協議或其他方法有效規定工資且工資特別低廉的若干種行業或其部分（特別在家中工作的行業）中工作的工人，確定最低工資率。”

但直到1993年11月24日，由當時的勞動部以行政規章形式制定的《企業最低工資規定》才出臺。1994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頒布（1995年起開始施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最終以國家法律的形式確立。

這部法律明確：“國家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確定和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應當綜合參考下列因素：勞動者本人及平均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勞動生產率；就業狀況；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到1995年底，絕大部分省份頒布了本地最低工資標準。2004年3月起，由當時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行的《最低工資規定》開始實施，原《企業最低工資規定》廢止。

隨著2004年11月西藏頒布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我國31省份均已建立最低工資保障制度, 并公布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十一五”（2006至2010年）期間，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提高10%。《中國青年報》2011年7月的一則報道稱，2011年一季度，共有13個省區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0.6%，但多數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仍達不到當地平均工資的40%。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1年6月印發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十二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絕大多數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達到當地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40%以上。“十二五”期間，全國平均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速度為13.4%。

關于最低工資，“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完善最低工資增長機制”。

2015年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曾下發通知，要求在今后一段時間內，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三年至少調整一次。2016年7月印發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未設定“十三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的年均增長率。

2016至2019年，分別有9個、19個、15個和8個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全國平均月最低工資標準由2016年的1598元每月提高到2019年的1810元每月，年均增長率為4.2%。月最低工資標準占社會平均工資的比重保持在35%左右。

2020年，多地宣布，因疫情影響、為支持企業復工復產，而暫緩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據媒體梳理，這一年，僅有三個省份（廣西、福建、青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目前仍有15省份仍在執行2017或2018年頒行的最低工資標準。其中，甘肅最近一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遠在2017年6月1日，是近四年來拖延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時間最長的省份。

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效應

一般認為，在勞動市場，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正面效應包括：有助于維持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水平，捍衛他們的權益；平衡雇主與雇員在勞動力市場的要價能力，調整經濟成果中資本與勞動的分配比例，塑造和諧的勞資關系；增進低技術工人的工資。

負面效應首先是，增加勞動力成本，從而增加社會失業（在競爭性行業尤其如此）；其次，可能損害這個制度最想保護的勞動者即低技術工人的經濟利益，使他們反而失去工作。

具體到我國國內，關于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與就業和工資的關系，對不同行業、人群的研究得出了較為復雜的結論。一項2007年發表，利用1994至2005年31省份數據進行的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存在一個閾值, 在該閾值之前, 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有正向作用；超過該閾值后, 農民工就業會隨著最低工資標準提高而減少。進一步分析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對制造業農民工就業具有正作用, 對建筑業具有負作用。

將農民就業分為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兩大類，一項利用2012至2015 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進行的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提高對非正規就業的低技能農民工工資增長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對他們的非正規就業則產生顯著的消極影響；同時，對高技能農民工的非正規就業產生了顯著的積極影響，

一項2012年發表，利用1998至2007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進行的研究發現，最低工資上調可以從整體上提高員工的工資水平：最低工資每上調10%，企業平均工資將增加0.3 %至0.6%。但會減少就業：最低工資每增加10%，企業雇傭人數將顯著減少0. 6%左右；對不同行業，該影響有一定程度的差異。

除上述顯性效應，最低工資上調還可能影響到很多具體領域，如城市創新能力、物流業增長、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

關于最低工資與城市創新能力的關系，一項利用283個城市2001至2017年數據進行的較新研究發現: 最低工資標準的持續上調對城市創新能力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影響效應存在地區和發展水平的差異。其中，西部地區作用最為明顯，東部次之，中部最弱; 城市創新能力相對于最低工資的上調存在邊際遞增效應。

關于最低工資上調如何影響到物流業，一項利用1995至2017 年物流業數據進行的較新研究發現:最低工資上調顯著促進了物流業增長；進一步檢驗發現，最低工資上調主要通過增加研發投入資金、優化就業結構和增加居民消費支出三個正向渠道促進物流業的增長。

關于最低工資標準與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的關系，一項借助中國家庭金融調查2011至2013年數據進行的研究發現，最低工資標準每上調10%，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顯著增加1.86個百分點，且以從事非農工作為主。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主要影響到中年、低教育水平或來自西部地區的已婚女性。

如何改進最低工資制度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美艷與其合作者在它們發表于2020年的研究中指出，“十三五”期間，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出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頻率降低。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5年末一份通知的要求，“十三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由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改為每兩年至三年至少調整一次。受這一政策變化影響，2016至2019年，平均每年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省份數量為13個，而“十二五”期間平均每年有24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如上文所示，受疫情等因素影響，2020年僅有三個省份調整。）

其次，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幅度降低。2016至2019年，全國平均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4.2%，明顯低于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社會平均工資增長速度，也低于“十二五”期間全國平均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速度（13.4%）。

最后，盡管與“十二五”相比，最低工資制度的執行情況有所改善，但根據城鎮勞動力調查資料，仍有7%的城鎮勞動力工資低于當地月最低工資標準。

改進建議是，首先，在明確最低工資標準兜底屬性的前提下，回應廣大低收入勞動者對工資提升的要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探討設立生存工資標準。試點發布部分行業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小時最低工資制度。

其次，加強最低工資制度評估，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頻率和幅度。綜合考慮生活成本變化、勞動力成本增加、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勞動力市場動態變化，建立保持經濟社會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競爭性相統一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同時，加強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影響的事前事后評估，提高決策的科學性。

最后，完善最低工資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銜接。實踐中，最低工資標準除作為最低勞動報酬的標準外，還通常被用于確定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的繳費基數和待遇。這種設計擴大了最低工資制度的影響，可適度剝離最低工資標準與社會保障繳費及待遇之間的關系。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賈東嵐在她與合作者的研究中建議，細化最低工資制度，改變僅發布地區性最低工資標準的慣例，試點發布緊缺技術工種最低工資標準。

關于工資和最低工資，“十四五”規劃綱要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健全工資決定、合理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完善最低工資標準和工資指導線形成機制，積極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我們期待，最低工資制度能持續得到優化，助力民眾實現美好生活。

參考資料（僅列學報論文）

張寶友、黃妍、楊玉香、孟麗君：《最低工資標準導致了中國物流業增長的區域失衡嗎?》，《財貿研究》2021年第4期

王美艷、賈朋：《中國勞動力市場制度面臨的新挑戰及完善建議》，《中國發展觀察》2020年Z7期

賈東嵐：《國外技能勞動者最低工資標準探討（下）》，《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2020年第10期

楊正雄、張世偉：《最低工資對農民工非正規就業和工資的影響》，《農業經濟問題》2020年第9期

張翼、劉思濃、鄭興無：《最低工資標準對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對我國283 個城市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城市問題》2020年第8期

馬雙、李雪蓮、蔡棟梁：《最低工資與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經濟研究》2017年第6期

葉靜怡、趙奎、方敏：《市場、社會行動與最低工資制度》，《經濟研究》2014年第2期

馬雙、張劼、朱喜：《最低工資對中國就業和工資水平的影響》，《經濟研究》2012年第5期

魏章進、韓兆洲：《中外最低工資制度比較研究》，《工業技術經濟》，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