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高等教育是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但大學與城市的關系，卻并不是其科研專利、大學在校生數(shù)量等指標所能涵蓋的。城市如何更好地利用大學的資源，大學如何才能放開自己的圍墻？在“創(chuàng)新”的命題下，這些自然是需要重視的。

        “University and City”是兩年一度的國際學術會議。來自世界各高校的專家學者聚集在一起，從跨學科語境出發(fā)，探索高等教育機構與城市發(fā)展的互動關系。2014年度第三次會議在德國法蘭克福召開，會議記錄報告于2015年4月發(fā)布，由德國歌德法蘭克福大學出版，題為Publication o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conference。

        下文節(jié)譯自該會議報告。

        隨著高等教育迅速市場化，眾多高校都在提升競爭力、創(chuàng)造收益與參與城市公共建設之間尋找著平衡。依據(jù)美國國家協(xié)調中心社會參與研究部（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Public Engagement，簡稱NCCPE）的定義，所謂“社會參與”（public engagement），即高等教育界從社會共同利益出發(fā)，與大眾分享高校福利，開展各項活動。賓夕法尼亞大學學者Rogers Smith指出，美國高校正處于轉型關鍵期，他們不確定廣泛參加社會活動是否合理，而加強大學對城市社會治理的參與，可能會提供一種重新定義合理性的方式。高校與社會的互動，在教職工、學生和高校本身看來是有利的，因為這會提供更寬廣的發(fā)展機遇；然而，對當下大部分高校而言，其融入當?shù)厣鐓^(qū)產生的效益，缺少經驗性的證據(jù)，特別是其產生影響的方式。

        關于高等教育界進行城市社會參與的話題，高校內部也傳來了批評聲音：與其說是大學內部在為追求社會公正而努力，大學對城市事務的涉足更像是為教育機構牟取利益的大規(guī)模管理實踐。此外，只針對單個社區(qū)進行參與的觀點也遭遇了指責：現(xiàn)代城市在社會經濟學層面的多樣性越發(fā)顯著，全球化背景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使城市的多樣性更強。那么，高校到底應參與城市的哪些部分？這種參與是否為高校機構及其成員的義務？這兩個問題在歌德法蘭克福大學舉辦的世紀會議中被拋了出來。立陶宛的維爾紐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英國的伯明翰、以色列的特拉維夫是四座在公眾、地理位置、城建傳統(tǒng)等方面迥異的城市，從這四座城市著名高校的實踐出發(fā)，本文對高校參與城市公共建設的可能方式進行了分析和評估。

        布萊頓大學研究學者Angie Hart和Simon Northmore在文章《評估大學與社區(qū)的互動：來自英國的案例》（Auditing and Evaluating University–Community Engagement: Lessons from a UK Case Study）中認為，大學應當主要在7個領域進行參與，在加強工作關聯(lián)性和整體性的同時，為當?shù)鼐用瘛⑸虡I(yè)和各類機構帶來切實利益。這些領域包括——

        公眾準入：高校的基礎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運動設施等）向公眾開放。

        知識獲取：高校作為知識儲備庫，參與到社會治理的研究中去。

        學生參與：高校課程應當設置相應的志愿者實踐學分。此領域也包括由高校學生發(fā)起的社會實踐與實習。

        教職工參與：高校教師可以作為志愿者或顧問，對公共治理提供專業(yè)意見。

        擴大性參與項目：這是目前大學參與城市公共治理最廣為人知的做法，旨在提升具有不受傳統(tǒng)觀念歡迎的背景的學生在社會上的就業(yè)和成功概率。

        與當?shù)仄髽I(yè)合作：高校在企業(yè)的研究、發(fā)展，特別是在技術轉移、商業(yè)咨詢等環(huán)節(jié)與企業(yè)展開合作。

        制度性伙伴關系：高校開發(fā)旨在滿足社區(qū)需求的合作研究項目，與社區(qū)建立制度性的伙伴關系。

        在維爾紐斯大學學者Juras Banys看來，“公共準入”極其重要，即高校設施向社會開放。Juras將維爾紐斯大學中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筑視為“通往維爾紐斯這個城市與立陶宛這個國家的大門”。該大學的校園歡迎本地市民，也歡迎世界各地的游覽者前來參觀，大學本身也經常為城市、國家舉辦重要活動。未來，維爾紐斯大學將著手實施一個頗具雄心的發(fā)展項目，即建立一個“高度專注于研究者、學生和商業(yè)”的新校園，而這“毫無疑問會增強大學對城市的整體影響”。

        來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者Rogers Smith和Mary Summers指出，賓大的師生與當?shù)鼐用窠⒘松钊肼?lián)系。賓大參與社會的努力，包括開展跨學科的、問題指向明確的課程教授，進行“嚴格的、高水平的、創(chuàng)新的、關切人類發(fā)展”的研究，等等。此外，其社會參與項目也多種多樣，例如，教師同公立學校的老師合作，制定更合理的教學課程；增設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社區(qū)服務課程，“在鼓勵學生思考制度、政治、公共政策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師生圍繞食品匱乏問題進行研究，賓大學生同當?shù)厝司o密合作，測評糧食合格度，并幫助貧困者完成食品券計劃的申請，迄今為止，此工作已產生了許多切實效益。

        伯明翰大學的“A2B機會計劃”成功提升了大學在城市公共治理中的參與度。該計劃提升了少數(shù)族群的就業(yè)率，使之比當?shù)厣贁?shù)民族社區(qū)所預計的數(shù)據(jù)更高。此外，伯明翰大學在社會參與方面，還有很多其它獨創(chuàng)性的活動，如建立“公務學院”（Public Service Academy，簡稱PSA），為設置公共服務集中提供專業(yè)意見，并與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保持溝通。近期，PSA支持了一項城市政策出臺，其旨在平息因政府節(jié)縮政策造成的預算削減所帶來的影響。事實上，伯明翰市的許多社會運動都是個人牽頭、由大學提供資源的。例如，“超多樣性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to Super-diversity，簡稱IRiS）的工作人員，為社區(qū)領袖提供相關訓練指導，使之開發(fā)出能夠系統(tǒng)記錄突發(fā)社會問題的研究項目。而研究結果則將被應用在社區(qū)資金的應用和政策工作中。

        鑒于由市政廳分部發(fā)展而來的特殊歷史，特拉維夫大學自視其最初“起源于城市”。來自該大學的學者Yoav Henis稱，特拉維夫大學的關鍵優(yōu)勢之一，在于其與企業(yè)的合作。“特拉維夫大學在‘全球城市’項目中的活躍表現(xiàn)，使得特拉維夫市成了世界級的創(chuàng)新與企業(yè)家中心。”作為“加速器計劃”的一部分，特拉維夫大學為市民創(chuàng)辦新興公司提供了場地與專業(yè)意見。與此同時，該大學也成功吸引了本地居民和游客使用其基礎設施，并通過每周一次的免費活動“周四校園講壇”傳播知識，此活動涵蓋了從課堂演講到旅行展覽的諸多內容，并會在學校和城市的官方網(wǎng)站上貼出公告。

        盡管以上這些大學的社會參與方式不盡相同（包括在各自的城市中提供基礎設施、傳播知識、投入時間、建立知識人脈網(wǎng)絡等），但共識是，這些參與都還有進一步有效深入的可能性。賓大學者Smith和Summers認為，改良教育系統(tǒng)和解決地方社區(qū)的現(xiàn)實問題，在當下的大環(huán)境下，實際上不謀而合。許多學者也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他們“寫作的首要目的就是為其在另一領域工作的同事們提供建議”。

        當下，社會越來越多地由獨立的學術機構引領而非政府策略驅使，維爾紐斯、賓夕法尼亞、伯明翰、特拉維夫這四所大學的經驗提供了大學在城市中進行社會參與的可能范本。顯然，加強大學與當?shù)厣鐓^(qū)的聯(lián)系，還需在個人和制度層面深入下去，這些努力也必須通過多重方式實現(xiàn)，唯有如此，大學對城市社會治理的參與才能真正既“為了城市”，也“為了大學”。

        

        （本文作者Jenny Phillimore系英國伯明翰大學應用社會學研究機構教授，朱今朝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