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張嘎》是許多中國人的童年記憶，其中胖乎乎的翻譯官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在抗戰期間，類似于翻譯官這種為日本服務的“漢奸”人數并不少。據統計，在八年抗戰過程中，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人數，其中包括偽政府工作人員、潛伏后方的特務等等。

但在戰爭勝利后，這些漢奸的下場又如何呢？

        

令人不滿的漢奸懲治工作

抗戰后被審判的漢奸不僅享有聘請律師、申辯等權利，對判決結果不滿意還可以逐層上訴。可惜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初期，對漢奸的懲治工作并不讓人滿意。

據統計，截至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公布的被捕獲漢奸疑犯僅有一二百名，而在八年的抗戰過程中，為日軍服務的中國人顯然不止于這個數目。例如南京偽國民政府委員共有22人，但當時被捕者僅有褚民誼等這樣的非實權人物；偽軍委會委員有40余人，被捕者也只有4人。

偽軍的處理結果同樣不能為人滿意。據《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受降報告》統計，日本投降后國民政府將偽軍改編為“自新軍”的共有238,996人，將保安團及游雜部隊整編撥補779,116人，這樣共收編偽軍及游雜部隊1,018,112人。許多抗戰期間幫助日軍戰斗的官兵并沒有受到懲治，反而被整編為正規軍。

        

于是不滿開始發酵，在汪偽政府解散的當天，潛伏在南京偽軍事委員會軍事處擔任少將科長的軍統特派員周鎬，就集合了一批偽軍政要員和一部分兵力，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的旗號逮捕漢奸，抓捕時任偽政府工商部長梅思平、偽立法院副院長繆斌等人。

媒體隨后將這種不滿放大，《大公報》《新華日報》等報紙開始撰文要求懲治漢奸，甚至國外媒體的報道也關注到國民政府對漢奸的“寬容”。1945年10月13日，美國《先驅論壇報》記者安德烈斯在報道中寫道：“北平至今一切漢奸戰犯逍遙法外，繼續橫行，沒有中國政府去管理和制裁他們。在上海我看到情形也是這樣。”

國民政府真正開始處理漢奸的工作開始于1946年3月13日《懲治漢奸條例》頒布后。

        

如何逮捕漢奸？

懲治漢奸的首要工作是對其進行抓捕，但是解放后易名，逃跑至海外的漢奸并不少， 如何才能保證漢奸不漏網？

依據《懲治漢奸條例》，抗戰期間可以劃歸漢奸的人數相當多，僅靠國民政府的搜尋、抓捕顯然不能將漢奸悉數搜捕。國民政府于調查之外，希望通過舉報與自首的方法找到漢奸。

首先是檢舉漢奸，國民黨在北平設立主席辦事處，處理人民陳訴案件。在十幾天的時間里，辦事處收到檢舉信件約兩千封，甚至有從天津和保定乘車投遞申訴書的公眾。從1945年到1947年，各省高等法院及分院總共受理了44,204件漢奸控訴案。

檢舉之外，國民政府還通過法律敦促漢奸自首。1945年9月2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擬具的《處置漢奸案件條例草案》中，初步規定自日本投降后自首的漢奸皆不能算作自首。

        

而在抓捕漢奸的過程中，軍統局起了主要作用。在懲治漢奸工作開始時，國民黨軍統局成立了肅奸委員會作為處理漢奸的最高機關，并在全國設立了25處肅奸分會，地區肅奸工作則由各地政府負責。其抓捕程序也相當規范，緝捕名冊、全國通報、輿論公報等方式都有運用。

自1945年9月開始，軍統局首先在南京逮捕一批曾在汪偽政權擔任要職的漢奸，包括梅思平（歷任汪偽政府多個部長）、李圣五（偽教育部長）、周學昌（偽南京市長）等47人。

值得注意的是，“鴻門宴”的劇情在此時也多次上演。因蔣介石“漢奸只問罪行，不論職務”的講話，很多漢奸自認為沒有什么具體的罪行而沒有出逃，軍統局在戴笠的主持下，用宴請的方式分別在上海和平津誘捕了王蔭泰（偽政府議政委員會委員）、殷汝耕（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主席）等人。

據統計，從1945年9月至12月，軍統局共捕獲有漢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軍法機關審判者334人，移送航空委員會訊問查辦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

        

如何審判漢奸？

從1945年底開始，《處理漢奸案件條例》和修訂的《懲治漢奸條例》先后頒布，國民黨政府開始啟動起訴、審判漢奸的法律程序。

在審判過程中，為自己開脫的漢奸高官并不少。例如歷任汪偽政府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浙江省省長、內政部部長等職的梅思平，在其抗告狀中即辯解稱自己追隨國父孫中山革命多年。而自己在抗戰勝利后，維持京城一帶治安，等待政府接收，并創辦中央政治學校，擔任該校政治系主任等功勞。但梅思平的上訴最終被南京最高法院駁回，1946年9月14日梅思平被槍決。

        

當然漢奸中也有不予起訴的幸運兒。例如在河北高等法院受理的兩千多起漢奸案件中，免于起訴的就達千起。其中原因有的是證據不足，也有的是被人誣告。最主要的原因則是“大多數被告是因為雖然在敵偽機構任職，但并無憑借敵偽勢力侵害人民的惡行，不應當擔負漢奸罪責，因而免予起訴”。

值得注意的是，據《處理漢奸案件條例》等文件規定，漢奸的審判案件都需要公開審理，一些名聲在外的漢奸審判自然引起了不少關注。例如審判汪精衛之妻陳璧君時，時任《錫報》的新聞編輯孫云年寫道：“這起公審陳壁君的特大新聞，引起滬寧蘇錫各報的注意，當時在南京的美國合眾通訊社記者也到蘇州采訪，而且他們似乎對中國公審漢奸頗感興趣。”

而對周佛海（歷任汪偽政府偽財政部長、偽行政院副院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警政部長等職）的審判則更為火爆。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在朝天宮大殿對周佛海進行首次公審，南京近萬名民眾將法庭內外擠得水泄不通，法庭無奈設置了音響設備，對外廣播庭內狀況。

        

兩年多的懲治漢奸工作取得不小的成果。截至1947年10月，據國民政府司法部統計，漢奸審判檢察方面辦結63,563案，起訴者30,185人，不起訴者20,055人。其他13,323人，其中死刑369人，無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受軍法審判的漢奸不計其中）

1949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代總統李宗仁在逃跑中匆忙下令：凡處有期徒刑以下者一律釋放，無期徒刑者一律移送上海提籃橋監獄和老虎橋首都監獄繼續羈押……

參考文獻：

1、《司法行政部統計漢奸案件年表》（1947年12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政治（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2頁。

2、《最高法院辦案情況統計表》（1947年12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三編.政治（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0頁。

3、《兩年來首都各地漢奸懲治情況》，《中央日報》1947年12月1日第2版。

4、謝寧：《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懲治漢奸問題述論》，河北師范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