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司馬光曾孫司馬伋在內，最近發現的幾件官誥引起了學界的很大關注。在過去，除了中土的王朝有官誥之外，接受漢字文化影響的周邊國家也有官誥。有一則日本的官誥就在北宋時期流入到中國。這件官誥，被李清照的夫君趙明誠收集到之后，在《金石錄》的最后，亦即卷三十，寫下一則題為《日本國誥》的文字，具錄如下：

        右日本國誥，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于史，然與中國不常通。宋莒公《紀年通譜》載其國年號九，而獨無康保。其后畢仲荀見此誥，錄于《通譜》之末，然不知康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錄金石刻凡二千卷，外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經歷了唐代遣唐使的交流熱潮之后，中日間的交流沉寂下來，民間的貿易或僧侶往來成為主要的方式。所以，趙明誠說在海東邊的日本“與中國不常通”，因此他和另一個見到這件官誥的畢仲荀都不清楚日本的年號“康保”相當于中國的哪一年。

        這份日本的官誥，由于《金石錄》僅存跋語，沒有錄文，對形制以及內容都難得其詳。不過，這份日本官誥的錄本降至南宋末年似乎還可以見到。南宋人陳思在《寶刻叢編》卷十一對這份日本國誥移錄《諸道石刻錄》的記載說：“其本在揚州太守李括家，元祐三年游師雄刻于長安漕臺。”并且，從此書在此之后又引用上述《金石錄》的文字可知，《諸道石刻錄》之所記載，《寶刻叢編》之所著錄，皆為趙明誠所說的那份日本國誥。

        從上述記載，略可窺見這份日本國誥在中國的流傳史。趙明誠說“畢仲荀見此誥”的畢仲荀，與趙明誠一樣，也生活于北宋后期。據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記載，畢仲荀曾于元豐三年（1080）撰寫過《幕府燕閑錄》。而趙明誠說畢仲荀“錄于《通譜》之末”，即是指畢仲荀接著宋庠撰寫的《續紀年通譜》，記載了這份日本國誥。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記載，畢仲荀的《續紀年通譜》記載到宋徽宗元符三年（1100）。物以稀為貴，不僅畢仲荀記載了這份日本國誥，神宗時代擔任過陜西轉運使的游師雄，還將這份日本國誥刻石于當年遣唐使活躍的長安。而揚州太守李括，也是北宋后期之人。據蘇轍《欒城集》卷二八《李括知洋州》制詞，“揚州”當為“洋州”之誤。對于這份日本國誥，四庫館臣認定編者為蔡京、蔡卞、米芾三人之一的《宣和書譜》，在卷二十也有提及和著錄。其云：“如告有日本之康保。”又著錄云：“日本國康保偽告二。”由這一著錄看，似乎日本國誥當有兩份。

        簡單考察了這份日本國誥在宋代出現和流傳的歷史之后，便需要考察一下趙明誠所不知道相當于中國哪一年的日本年號“康保”了。

        在中國的文獻中，除了北宋的記錄，南宋末年的王應麟在《玉海》卷十三《歷代年號》中也記有“康保”，并于其下注有“日本”二字。稍為詳細記載這一年號的，則是清人鐘淵映所撰《歷代建元考》，卷一載有“康保”年號，其下注云：“日本封上天皇。”又于卷十載：“封上天皇立，改元一：康保。冷泉天皇以宋太祖開寶元年戊辰立，後傳其子，自稱太上皇，改元一：安和。”關于使用“康保”年號的封上天皇，《宋史》卷四九一《日本傳》在記載日本天皇世系時有提及：“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為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三二四《四裔考》也抄了《宋史?日本傳》的記載。

        那么，中國古代文獻中關于日本天皇以及年號的記載是否準確呢？我們需要核對一下日本方面的文獻。好在對于日本天皇的世次，并不難查。據日本學者藤井讓治、吉岡真之編《天皇皇族實錄》，使用“康保”年號的，當是日本平安時代中期的第62代村上天皇。《宋史?日本傳》、《文獻通考?四裔考》、《歷代建元考》記作“封上天皇”都錯了。“封”與“村”字形相近，當系出自傳寫之誤。

        村上天皇天慶九年（946）至康保四年（967）在位。作為皇太子，由朱雀天皇讓位而即位。康保四年，年僅42歲的村上天皇駕崩。18歲的次子冷泉天皇即位，兩年后，由于精神疾病，讓位于其弟圓融天皇。《歷代建元考》記載冷泉天皇即位之年相當于宋太祖開寶元年戊辰是對的，但說“后傳其子，自稱太上皇”則不準確。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正如歐陽修的《日本刀歌》所吟詠的那樣，自古以來，很早便開始接受儒學經典的日本，大多根據儒學經典擬定年號。比如現在使用的“平成”年號，就是出自《尚書?大禹謨》的“地平天成”和《史記?五帝本紀》所云“內平外成”。而“康保”的年號，其典故則出自《尚書?康誥》中的“古先哲王，用康保民”，意即“古時圣明帝王的治國之道，使臣民得到安寧”。

        看來，自明治以來，無論日本的一些人多么想脫亞入歐，但從古到今，日本的中國文化底色，像染色體一樣難以脫去。從一千年的年號“康保”，到今天的“平成”，是為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