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保護”值得提倡，“動物保護恐怖主義”需要警惕。

        由于在公共場合打傷一條流浪狗，37歲的王建日前被迅速人肉搜索，幾天內接到5000多條短信和接踵而來的恐嚇、斥責電話，并被冠以“變態男”、“虐狗者”之名。在這種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他不得不在兩天后向40多位“愛狗人士”代表鞠躬道歉，并承諾賠償萬元醫療費診治受傷的流浪狗。

        如今，一個逐漸被社會所接受的信念是：雖然一個喜歡動物的人未必心地善良，但一個殘忍對待動物的人，必定是有嚴重心理變態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王建打傷狗之后，盡管自辯說當時主要是因為怕狗撲到孩子，但他第一時間所受的指責仍普遍認為其行為是“變態”的。

        早在2002年初，清華大學學生劉海洋向狗熊潑硫酸，一度引起公眾對大學生道德教育的反思；近年來對活熊取膽、搶救遭屠宰的流浪狗等事件中，城市中產階級則扮演了更活躍的社會力量，激起了更多的相關討論，而其核心論述一直是不變的：一個心理健康的人，應當以更人道的方式來對待和愛護動物——當然，蟑螂之類一貫受人憎惡的除外。

動物如何從人類的奴隸變身家庭成員？       

        動物保護主義在國內無疑是新興的一種觀念，即便在其發源地西方，也是在現代化、文明化進程中緩慢演變而來的。在前現代社會，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大致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它們是人類的奴隸或潛在的奴隸。古希臘時，即便是窮人腳邊也常有一條狗任他踢來踢去，以顯示他的優越感。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還秉持這樣一種現在看來無法原諒的觀念：動物只是機器，沒有痛苦感，可以按人類合適的任何方式去使用他們。如今的英國以賽馬和對馬的極好照料著稱，但直到18世紀，英國卻被公認是馬的地獄，很多馬一直被騎到死。而對貓的態度也好不到哪里去，詩人亞歷山大·蒲柏曾說“貓有九命的觀點至少讓貓這個種族中十只有九只喪命”，法國18世紀時還有許多學徒以屠貓取樂。

        人們以暴力任意對待動物，正是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系也充斥著這樣的情形：挨打幾乎是每個19世紀工人的童年記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當時大量身處青春期的年輕人便將自己所受的煩躁和壓力宣泄在動物身上。下層社會的人對待動物的態度尤其殘忍，英國女權主義者瑪麗·沃爾斯通克拉夫1792年曾說，這些人是壓迫動物“以報復他們從上層社會那里不得不承受的侮辱”，她大概已察覺到這跟對女性的家庭暴力同為對弱者的壓迫。

        看似奇怪的是，現代文明一方面對動物的物種生存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另一方面卻又日益興起一種對動物的保護意識。但這兩者并不矛盾：當人類與自然對抗時，許多動物（尤其是毒蟲猛獸等造成潛在威脅的野生物種）是敵人，只有在征服了自然之后，人們才會對它們產生同情的理解和保護意識。此外，在早先的時代里，動物常被視為具有廣泛用途的潛在原材料，為人類提供肉食、毛皮、飾品、藥物、油脂等等。但到了工業時代，除了家畜家禽依然提供肉類和蛋品外，動物資源的利用已經大大減少，像利用虎骨、熊膽作為藥材，或利用象牙制品，如今已被普遍視為是值得譴責的愚蠢且不必要的行為。

        有史以來最早立法保護動物的，是1641年的《馬薩諸塞殖民地的自由》文件，其中規定：“沒有人能對任何獸類施加暴力。”隨著社會越來越強調資產階級美德，蜜蜂和螞蟻兩種動物以其作為勤奮與節儉的象征最先受到青睞，一些評論家則從動物身上看到了更多品質：母愛、對婚姻的忠誠、對子女的愛護等等——一句話，具備那些和人類相似美德的動物令人覺得它們像人。那時興起的文明化進程也使社會逐漸形成一種和平主義共識，原先司空見慣的公共暴力行為現在受到了譴責。到18世紀末西歐的中產階級社會已形成一種日漸增長的對暴力的反感。歷史學家基斯·托馬斯在《人類與自然世界》一書中總結：“人們越來越注意該如何對待動物，這是18世紀后期英國中產階級文化的最顯著特征之一，也表明一種信念的出現。”

        漸漸地，動物更多地被視為是人類的伙伴，更像是一個家庭成員，而不是敵人或奴隸。這也是為什么動物保護的倡議通常總是最先出現在人類最親近的兩種寵物——貓和狗身上，因為它們最易于被人視為家庭的一份子。這本身也與那種家庭內部更民主化的世俗進程相關。到19世紀末，仁慈對待動物的聲音更為響亮，據《私人生活史》第四卷的說法，當時“自由思想家不斷增強的影響力使得人類和動物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友愛關系。保護動物的權利、關心動物的健康，是緩解人類新的孤獨的良方”，書中甚至不無譏諷地說：“到20世紀末時，動物不再依賴于人類，人類卻開始依靠動物，至少在感情的意義上是如此，并且動物已經快要成為家庭內部空間的至尊主人了。”

國寶熊貓，直至1978年才被列為國家一級野生保護動物       

        不過即使在西方，動物保護組織的興起和動物倫理的大討論，也是要到二戰之后才成為社會公眾的重大議題。世界動物保護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WFPA）是1950年才成立的，國際防止虐待動物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ISPA）則1959年才成立，兩者于1981年合并為現在的世界動物保護協會。最初的動物保護組織有三大議題：保護野生動物，防止虐待動物（主要是貓狗等馴養的動物），動物實驗的生物倫理。前兩者（尤其虐待貓狗）最易激起公眾關注。

        在中國，這一進程的出現只是最近二十來年的事。在此之前，中國的城市居民飼養寵物并不普遍（在更早的年代甚至可能是個政治錯誤，會被視為資產階級習慣），和人生活在一起的家畜則通常更多地被視為所在家庭的財產，而非家庭成員。至于野生動物則更不必說，連老虎和金錢豹這類如今看來屬于珍稀保護動物的“旗艦物種”，在當時也曾被毫不憐惜地大規模獵殺。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下，無論是鞭打老馬還是腳踢小狗，大概都不會被視為是心理殘忍的變態行為。

        相關的動物保護法規和保護組織的建立時間也可證明這一點：如今被視為國寶的熊貓，直至1978年才被列為國家一級野生保護動物而禁止任何名義的捕獵行為；1983年由于竹子大面積開花造成的危機，才促成了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CWCA）的誕生，并同時通過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對寵物等馴養動物和小動物的關懷是更晚近的產物：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直至1992年才告成立。

“動物保護”值得提倡，“動物保護恐怖主義”需要警惕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口進入城市（2011年中國城市化程度首次突破50%），城市與農村日漸分離，城市中產階級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幾乎不再與豬圈打交道，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也慢慢不再是實用性的了——城市家庭養寵物并不像農村養家畜那樣是指望它們能犁地、拉車或提供肉食，而主要是精神上的需求。通常而言，人們對待動物的態度越是實用至上，則越認為它們遭受皮鞭或刀斧是理所應當的，其身體的潔凈也無所謂；但如果是精神性、非功利性的，那么我們就越傾向于將它們視為一個家庭成員，保持其潔凈、健康也就成為必要了，寵物貓狗的去世還經常引起主人長時間的悲痛與惋惜。

        相比起家畜和寵物，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國家有更積極的立法措施。城市中產階級雖然生活的環境遠離自然，但他們卻有著比前人更明確而強烈的尊重自然界的意識。現在，有野生動物出沒的自然環境不再被視為一個令人恐懼的危險之地，或有待開發開墾的處女地，而是被視為大自然遺留下來的珍寶，人類無權對它施加任何改變，更不用說動用暴力了，那已被明確視為犯罪行為。

        這種對待動物態度的溫和與非暴力化，并非偶然。女性、孩子、牲畜，在古代都曾受到嚴酷對待，而在現代，相同的做法都已無法為社會所容忍。在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中上階級的婦女兒童的處境通常最先受到改善，隨后就輪到寵物，然后是家畜與野生動物。在這個意義上，甘地說得對：“一個國家的偉大及其道德上的進步，可以從其對待動物的方式來衡量。”

        就此而言，中國目前在動物保護等方面所取得的進展，盡管有時或許令人啼笑皆非（例如買蛇放生結果造成村民恐慌），但作為一種大趨勢，它卻無疑是值得歡迎的。或許有人覺得這種浪漫主義矯揉造作，大概不免也有人覺得寵物泛濫簡直是社會的巨大浪費，然而它卻畢竟意味著一個更加非暴力化的社會環境的誕生。涉嫌虐狗竟引起人們如此強烈的聲討，這在某種程度上正表明社會態度的劇烈變化，一些以往習以為常的“不文明行為”如今可能遭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

        社會輿論對制裁虐待動物的行為當然有用，但同樣值得強調的是，如果自認為在“動物保護”的正義光環之下，可以不由分說對當事人實行匿名攻擊和語言暴力，這種“動物保護恐怖主義”不如說是一個悖論：它用以制止和反對暴力的方式本身也是暴力。這與其說是在關心動物，倒不如說是在捍衛其自身的絕對理念。無論如何，“動物保護”原本就是一個人類的議題，它是為了動物，但更是為了我們自己，而這樣的公共討論，并不能靠一部分人狂暴地對待另一部分人來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