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伍迪﹒艾倫拍一部中國城市的電影，他會拍出什么內容？計劃經濟的遺產、單位大院、中國式婚姻、家庭成員的關系、新興中產階級、社會亞群體……等等，或許還有三線建設留下的西部的那些工業城鎮。他大概會用絮絮叨叨的畫外音，用風格化的模式去解讀東方家庭柴米煙鹽的生活細節。

        現實沒有這樣的機會。但毫不意外地，這些元素都出現在了王小帥的電影《闖入者》之中。從《十七歲的單車》、《青紅》、《左右》、《日照重慶》，一直到這部《闖入者》，王小帥一直在樹立著自己的風格。

        王小帥講了一個普通人家與過往歷史相互糾結的故事。老鄧是北京普通的退休老太太，丈夫去世，不和兩個兒子一起住。大兒子娶妻生子，生活富足。二兒子是同性戀，獨來獨往。老鄧還有個在養老院的母親。一些家長里短的沖突，就在他們之間產生。

        這本來也是常見的生活，但一段時間以來，老鄧不斷接到騷擾電話、屋子被人扔磚頭砸碎玻璃、做客大兒子家卻被人門口堆垃圾……而后，她偶然和一個帶紅帽子的外鄉少年結識，并收留了少年一晚，但第二天少年不辭而別，并留下了她被撕碎的老照片。

        原來，這個孩子是老鄧年輕時在貴州三線建設時的同事老趙的孫子。當年文革后知青返鄉，老鄧為爭取回北京的名額，用文革材料揭發了老趙，自己得到這唯一的名額。之后，老鄧在北京養大兩個孩子，而老趙一家則終生在山溝度日。一個月前老趙去世，他的孫子就此踏上到北京的報復之路。

        老鄧特意返回貴州，去找老同事和解，甚至明知老趙孫子是犯罪嫌疑人卻放棄報警，并去老趙家報信。但老趙的孫子依然被警察追捕，并在慌亂之中從樓上墜下。影片最終以悲劇收場。

        劇中的每個人，都是闖入大時代命運的一個個鮮活的個體。電影的風格是導演個性化的表達。而在城市規劃從業者看來，這是一個關于我們城市的故事，我們的城市永遠與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從這部電影中能看到很多城市人生：老齡化、計劃生育與少子化、中產階級家庭的內部關系、三線建設留下的工業城鎮、當年政治運動對家庭命運的影響、社會化人際關系的微妙變更。

        進入我們生活的闖入者們，其實都只是那些個熟悉的陌生人。

《闖入者》劇照

        老鄧有兩個兒子，可以看出，這是文革剛結束后那幾年、計劃生育剛正式開始時的二胎制的結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后，計劃生育逐漸變為一胎制。大兒子的孩子，是一胎制背景下出生的。這樣的城市家庭，421的結構不可避免。這讓人想到西方國家類似的故事。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住一個大別墅，生4-6個孩子。而現在往往只一兩個孩子，或不生孩子，但同樣住著獨棟別墅。人均住房面積更大，但城市的密度更低。緊湊的住房開發也抵不過更低密度人口的城市蔓延。相似地，小家庭的人口結構，同樣帶來了戶均人口的減少，進而是親子關系的疏離。影片中老鄧接上小學的孫子時與兒媳婦的口角，老鄧隨意進入兩個兒子家產生的尷尬與沖突，都是日常生活常見的場景。而墻上黑白照片上的一個大家庭的四世同堂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少。同一個屋檐下，持續的是人的離開。這就是我們的城市在物質與社會雙重層面發生的深刻變化。

        隨之而來的是老齡化與養老問題。城市正被銀發社會改變著。獨自居住的老鄧，是廣大空巢老人的典型代表。老舊的公房、單位大院的街坊小區，是城市隨處可見的普適性空間。人口流動發生在區域層面，也在城市內部中。養老院是社會變遷的隱喻。三四線小城鎮的養老院主要是五保戶的服務空間，而大城市的養老觀念的轉變，已經讓敬老院的預約客戶排起了長隊。老鄧常常去養老院看望母親，也考慮自己去養老院養老。二者在養老院中的對話，也反映出，她和母親的關系，不過是她和子女關系的另一種投射。

        老鄧的二兒子是同性戀。哪怕在大城市，他們也依舊是社會的弱勢群體。這里斷然沒有阿姆斯特丹和舊金山的同性戀社區那樣彩虹旗飄飄。對諸多亞群體的包容，是城市多元化繁榮的重要要素，但我們的城市依舊是灰色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情節也和二兒子撩頭發的手勢一樣，更多的是一種刻意。

        影片隱藏的敘事主線，是老鄧與老趙兩家的歷史積怨。老鄧前往貴州與老同事會面，是四十多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大規模城鄉人口流動的回溯。

        三線建設，令特定歷史時期的中西部地區城鎮化啟動。幾十年后，工廠的變遷、工人的安置、廠區與城市的調整、跨區域的人口遷移，都在不斷修正這曾經的故事。同樣是關于貴州，兩年前北京中關村街頭的公交車站豎起了廣告牌“中關村走進爽爽的貴陽”。中關村貴陽科技園的跨區合作，開始了新一輪資源轉移與輸出的過程。這與當年北京知青從首都奔向三線建設的廠房，有著完全不同的劇情。

        重回貴州的老鄧，在車站與昔日工友相擁而泣。如今的飛機和高鐵，極大壓縮了時空距離，但人們心理距離是否同樣被拉近了呢？在那些西南山區常見的紅磚作為表皮的廠區居民樓里，曾經的老同事們念念不忘廠子的結局，希望得到一個說法。公平與正義，是社會變遷中的持久議題，是人心所期望的，又是靠技術進步無法解決的。

        影片直到后半部分，才借大兒子之口說出了那段文革后的兩家糾紛：為回北京而產生的舉報與揭發。政治運動讓人流落邊疆，戶籍制度又讓人天各一方。制度的安排，深刻影響了人口流動。即便如今老趙的孫子去了北京，最終折騰一番，還是回來了。破敗的三線廠區，盡管有著更好的空氣質量，卻讓年輕人無處容身。

        影片的鏡頭濃縮了時代背景下人與人關系的的種種幻象：親密與疏離，沖突與和解，流動人口的飄零，城市中產階級的脆弱……大兒子在高檔小區的家門口被倒垃圾的一幕，更像一次無關劇情的社會階層沖突。而老小區里帶著執勤紅袖章的大爺大媽們，不禁讓人聯想起當年上山下鄉青年的某些特征。但過去的歷史，就像老鄧和老趙孫子去尋找的那個洗腳器的小廠子一樣，再也找回不來了。

        這是一部向后回顧的電影，影片涉及的話題實在也太沉重，顯然不像是伍迪.艾倫那樣輕松的戲謔。計劃經濟與政治運動，給城市的物質環境與社會關系帶來了深深的印記。那些過往的記憶，就像戴著紅帽子的孩子的身影之于老鄧一般，永遠揮之不去。歷史給城市治理帶來很多復雜命題，理解城市，必須要理解這些歷史淵源下的制度安排，以及年代的差異與劇變。城市環境不僅是高樓大廈與車水馬龍的街道、用地性質與容積率，更多的是生活的點滴細節。莎士比亞的話最為凝練：“城市即人”。城市的景觀風貌，更多體現在人際環境和人文生態上。城市不是紙上的畫卷，不是凝固的雕塑，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細節。一個個鮮活的面容，才是實在的、具體的城市，那是城市最本質的主體。

        不同的年代要素，給我們的城市生活留下了痕跡。這不是平鋪的千層餅，而是不斷流淌的河流。我們注定無法與周遭的生活、曾經的歷史徹底割裂。

        城市每個人的故事，就在我們身邊。每個人都是旁觀者、親歷者，甚至闖入者。長期以來，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交織，正如轟隆隆的工廠流水線，產出了一個個類似的故事。但宏觀背景下的人與物，在時代的變遷下，紛紛變得不同。城市長期的繁榮，依靠的永遠是個體的幸福。而長期作為生產空間的城市，在集體主義與效率的訴求下，留下了許多冰冷的記憶。新時期下真正以人為本的城市，又需要怎樣的故事情節？

        這真是個簡單而復雜的問題，就像何勇的《鐘鼓樓》唱的那樣，“這個問題怎么那么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

        或許，我們只是需要和我們的城市和解，正如老鄧一直所追求的那種和解，需要告別失憶與忽視，去真正理解我們生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