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1日的下午，游行人群一字排開，有序地在新宿車站前的大小道路穿過。他們一邊唱歌舞蹈，一邊向路過的群眾散發傳單。這次游行的組織者是“保護筑地！”游行委員會。他們反對的是去年12月東京都政府正式宣布的筑地市場拆遷計劃。他們用自己的行動宣告：筑地又回來了。

        這么說好像并不公平。因為，對更多的人來說，位于東京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海鮮批發市場根本就沒有離開過。不管是誰列的東京必游十大景點——甚至日本必游十大景點，毫無疑問，筑地必然會位列其中。確實，只要在開市的日子里，隨便到筑地市場走一圈，你都能發現這里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用好奇的眼光吃著、拍著。東京幾乎所有便利店都有為日本本地游客準備的筑地指南。

        但筑地確實消失了一段日子。在嚴肅新聞和學術研究中。筑地市場受到關注的頂峰可能是在2004年。那一年，哈佛大學的日本研究教授西奧多?貝斯特出了一本叫做《筑地：世界中心的魚市場》的民族志研究。這部作品不僅使筑地成為人類學和經濟社會學領域里的地標，也使全球范圍內的媒體都知道了這個迷人的場所。正因這一成功，筑地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完全被商業傳媒擄去。人們關心的只是作為消費場所存在的筑地，沒有人留心筑地作為一個空間實踐范例具有的意義。直到東京都政府宣布，筑地市場將進行拆遷，2016年的11月，新的市場將在東京江東區的豐洲開始運作。

        現在我們熟悉的筑地，其實本來也不是魚市場。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緊閉的國門被打開。筑地地區由于靠近東京灣交通便捷，所以在1869年被政府設定為了外國人留居地。而那時東京最大的魚市場位于現在的日本橋地區。可是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改變了一切。不僅筑地本來繁華的街市被毀于一旦，日本橋成熟的市場也付之一炬。震后重建中，由東京市政府統一規劃，在1935年把魚市搬遷到了現在的筑地。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紀大戰前，筑地已經初具規模。但是，由于戰爭和戰敗后的美軍占領，魚市又一次陷入困境。直到占領結束，民主體制得到確立之后，筑地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才達到了今天這個規模。可以說，筑地的誕生其實也是日本現代化的一個隱喻：自然災害、戰爭以及強勢的政府影響著城市的規劃與地區的發展。

        根據《筑地：世界中心的魚市場》（Tsukiji --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書中的數據， 2001年的筑地市場一年交易總量約470萬美元，它每天需要處理的貨物達到230萬千克。雖然筑地也有交易蔬果和腌漬食物的部門，但魚市場是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魚市主要由三類行為主體組成。第一類是生產者。他們是來自日本各地的散戶漁民以及有組織的漁業公司。生產者為筑地市場提供了交易的原材料。第二類是由7家大型公司組成的拍賣行。他們一方面從生產者那里買來貨物，另一方面又雇傭專業拍賣師在每天清晨把當天的貨物賣給下游批發商（海鮮產品的拍賣，是筑地最為游客所熟知的符號之一）。最后是下游批發商們。作者所關心的，主要是這些批發商。因為筑地市場原則上并不允許普通市民進入直接進行交易。不管個體家庭還是超市、飯店等機構，都需要通過批發業者獲得需要的食材。

        在英語里，有market和 marketplace這兩個詞，對應中文的“市場”。前者代表經濟學以及傳統經濟社會學中抽象的市場概念——在這些傳統下，具體的交易者多被抽象的理性人模型所替代。而后者指涉的，是具體存在的作為物理空間的市場，對它的分析能幫我們更好地理解那些被模型構造忽略的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在我看來，貝斯特的這本著作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看到了筑地市場背后的空間實踐，把“場”重新帶回到了“市”里。

        書中分析的三類圍繞空間展開的行動，為我們打開了筑地市場神秘的大門。

        首先，貝斯特教授指出，筑地市場本身并不是一個平等且均質的空間，其中包含各種分層與區隔。雖然整個筑地區域被冠以“筑地市場”之名。但其中的從業者會區分成“場內”和“場外”兩部分。

        場內市場部分，由前述的生產者、拍賣行和中間批發商三類市場主體組成，這里是他們每天工作的地方。而場外市場由各零售商店和餐館組成。他們的食物來源于場內的中間批發商，但顧客群體多是慕名而來的游客。如前所述，散客在絕大多數時候根本不被允許進入場內市場。占據場內空間的市場主體們以自身職業的專業性為榮，他們認為自己占據的空間才是真正的筑地。而場外空間由于受到過度商業化的侵蝕，地位要低一些。

        從管理者的角度看，這樣的空間等級也是存在的。管理者關注的是場內的交易行為，并通過發放正式的進入許可證把絕大部分的人流擋在了場外的筑地。

        其次，標榜著專業精神的場內市場，本身并非同質化的統一區域。場內市場呈U型分布，在大頂棚的覆蓋下，大約1677個攤位在經營著。在統一的外表與看似平等的市場地位之下，實際存在兩種實現彼此區隔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各商家的商品專門化程度非常高，販賣不同海產品的商家有各自不同的行業協會。比如專賣金槍魚的攤位屬于金槍魚協會，而專賣鯨魚的攤位屬于鯨魚協會。這些行業協會的作用類似于工會，他們代表攤位向市場管理方以及拍賣行提出意見。各協會以自身產品的特點，打造出自己協會的文化，從而與其他的攤位區別。

        但各色專門行業協會之上，還存在一個統一的中間批發商協會。原則上，所有產品分會都在它的管理之下。雖然各產品特點不同，但由于統一協會的議價力大，攤位們會暫時拋開各自產品的差異，在統一協會的安排下行事。于是，另一種區隔的方式就變得十分重要，這其中涉及地理空間的因素——即建立在中間批發商出生地上的地緣組織。

        在筑地場內市場，中間批發商按照彼此的出生地界定相互之間的關系。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場內市場所有的攤位的10%到15%，是由來自千葉縣浦安市的批發商占據。他們原先只是在浦安市當地生產貝殼產品的生產商，但由于環境的改變，貝殼的產量日趨減少，他們被迫來到筑地市場并改變了身份成為了中間批發商。而此時，他們所壟斷的仍然是所有貝殼類海產品的交易。在統一的行業協會之下，他們的議價力有時會受到限制。但是利用相同出生地這一因素，他們又能迅速動員成員，為自己謀求權利。而場內的其他零售商也會認同這一群體的存在。即使兩家攤位靠得再近也會因為這一層關系而產生區隔。

        最后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種空間實踐，則直接體現出了商販心中對公平的信念。貝斯特在調查中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每隔四五年，場內市場的所有1677個攤位都會通過抽簽形式，重新進行一次攤位分配。由于每個攤位所占地點不同，有些攤位會得到地理優勢，比如離入口近能吸引顧客，離發貨口近能快速趕到拍賣場。在商販看來，這樣的空間布局不符合公平的原則。市場的競爭應該只是各自商品質量的競爭，空間不應成為一個額外的影響因素。于是，交換攤位的傳統被一直保留了下來。在交換實施的三天內，整個市場都會停止經營，以完成所有商販們的搬遷。但交換本身還沒有完全實現公平——不管怎么換，總有攤位處于劣勢也總有攤位享受到地理位置的福利。于是，筑地市場的中間批發商們增加了一條規則，他們將攤位按照地理優勢分為三個等級：高于平均、平均、低于平均。抽到地理位置高于平均的攤位，其商販每個月需在已有的攤位費上附加一份金額，以作為占據有利位置的“稅收”。這部分錢將被回饋給那些抽到地理位置低于平均的攤位。而地理位置處于平均水準的攤位，既不需要交錢也不得到額外補助。自然，每一次攤位的重新排列都會給商販帶來不小的經濟損失，不止是經營停滯，更是重新裝修以及老客戶喪失。但筑地的商販仍然將這一傳統堅持了下去。因為對他們來說，每個攤販在市場的自由平等競爭，是形式背后的真正內涵。

        上述空間區隔、分層、流動的實踐，幫助維持了筑地市場的日常運作。但就像所有市場一樣，筑地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的場所。在物理維度上，它需要和東京的其他設施進行互動；在更抽象的層面，它又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與政府、市場等行動體不斷博弈。這種博弈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圍繞筑地市場搬遷問題展開的爭論。

        其實早在上世紀末期，關于筑地市場搬遷的建議就已經出現。原有的市場設施不斷老化，不利于市場進一步發展。更重要的是，筑地市場靠近銀座，它所占據的是東京市中心最高價的土地。從經濟合理性的角度看，土地的經濟效益并沒有被科學地發揮到極致。于是，幾任東京市政府都試圖將筑地魚市搬到新址重建。這一舉措當然遭到商販強烈反對。

        兩方博弈中，爭論最激烈的是對空間權利的定義。商販認為，他們擁有對市場土地合法使用的權力。幾代人千辛萬苦購得的攤位，以及在攤位上經營的許可，不能被侵犯。但從政府的角度看，商販只擁有攤位土地的使用權，而非最終的所有權。由于日本的經濟泡沫期早已過去，接下來是十數年的蕭條，東京市政府出現了財政緊張，這一搬遷計劃始終沒有被執行。

        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雙方斗爭的焦點默契地統一到環境安全這一具有強大合法性的敘事上。東京市政府指出，現在的筑地本身并非一個安全的場所。首先，上世紀受到美國太平洋核爆試驗污染的海產品，雖然在筑地被就地填埋，但污染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其次，石原慎太郎在東京知事任期內，強調筑地市場老化建筑物普遍使用石棉，這更是巨大的危險。而不肯拆遷的商戶們也靠環境敘事來還擊。他們指出，即將要遷入的豐洲市場本是東京煤氣公司的用地，土壤各種污染都超標，這樣無法保證海產品的安全。兩方相持不下。

        但隨著東京兩次申辦奧運會，并最終獲得202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政府有了更充足的理由和自信，繼續筑地市場的搬遷計劃。東京市政府在申辦2016年奧運會時，就明確提出要把現在的筑地市場改建成奧運會的媒體中心。這一計劃由于當年申奧失敗而流產。而當2020年奧運會申辦成功后，東京開始了大規模建設計劃。作為其中重要一環，首都環狀2號線的建設迫在眉睫。這條線路直接受到筑地市場的影響，需要把市場清空，才能順利進行。就這樣，東京都政府終于找到了一個更合理的理由，也最終贏得了這場長達數十年、圍繞市場空間展開的斗爭的勝利。

        但有意思的是，搬遷命運決定之后的筑地并沒有消失。相反的，它成為了列菲弗爾筆下的表征性的空間，以一個符號的姿態繼續存在著。像所有表征性的符號一樣，筑地市場也開始了被不同力量利用的漫長旅程。一方面，打不倒的消費主義開始把它納入新一輪消費浪潮中。筑地市場的場外商店街已宣布，將在建筑工程結束后，回到現在的空間繼續經營——即使大家都知道，場外市場從來就不是真正的筑地，而重新營業的商店街，連以前的自己也可能不是了，但這都不妨礙人們用消費來確證自己對這座市場以及這座城市的占有。另一方面，筑地也成了一個抗爭的符號：草根組織與強大的政府/市場共同體進行斗爭，其中包含過去的傷痛和未來的動力。于是，我們又回到了文章開頭描繪的游行。

        這場游行其實已經是筑地從業者們組織的第六輪抗議活動。雖然每個參會者都知道筑地的拆遷無可避免，但每一個人又是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浩浩蕩蕩的人群用各種景觀式的行為喚醒路人的注意。與此同時，他們也在尋找確證。他們所要確認的是自己和這個市場空間的聯系以及對筑地這個符號擁有的不容質疑的合法性。但這種企圖在強大的市場面前多少顯得有些無力。游行的最后，隊伍匯集到了新宿站的東口廣場進行演說。但應者寥寥無幾，更多的路人被吸引到了他們背后在同一個廣場舉行的某偶像團體的見面握手會。

        反對拆遷的行動失敗了，但筑地用它的離開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市場里曾經的空間實踐因市場物理空間的消失，即將不復存在，但筑地本身卻作為一個符號，進入了公共的記憶及話語中，它在形塑人們經驗的同時，自己也諷刺地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