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來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張鋒博士在其“天下會”專欄中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外交話語這么難懂？（原文見文后的“相關閱讀”）

        他認為：“主要的問題在于中國話語追求宏大敘事，習慣于用幾個抽象的概念概括出中國外交的精髓，‘合作共贏’就是極好的例子。這大概和中國人幾千年歷史文化積淀下來的思維方式有關：我們追求整體綜合的思維，習慣于用整體容納個體，這和西方從個體走向整體的思維方式正好相反。”他又指出：“雖然中國的整體關系性思維具有理論優勢，中國話語面對的具體問題卻不是哲學理論的問題，而是如何說服世界的實際外交問題。”

        閱至此處，筆者心中反生出一個問題：誰認為中國的外交話語難懂？看完張鋒博士的這篇文章，他似乎通篇在說西方人認為中國的外交話語難懂，因此中國外交重在說服西方，因為說服西方就解決了說服世界的實際外交問題。那么這篇文章的題目應當改為“為什么西方人總抱怨中國的外交話語難懂”？

        不過，張鋒博士似乎自問自答了這個問題。他說其實西方的聰明人多的是，理解中式概念不是問題，問題在于他們擔心話語背后的利益和權力之爭。那么問題又來了，既然西方的聰明人能懂中國的外交話語，心里也明白話語背后的利益和權力之爭，那他們為什么還要抱怨？這個問題張鋒博士沒有觸及，我來觸及一下。

        一位名叫福柯的西方哲人說得很透徹：話語就是權力。那么西方人抱怨中國外交話語難懂其實是在抱怨國際關系概念、理念或規則的定義權和解釋權有向中國轉移之勢。在這方面，西方、非西方和中國的態度取向截然不同。

        比如，對于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美雙方的理解有所不同。結果按張鋒博士的說法，中國疲于解釋，美國疲于被解釋，時間一久就失去興趣了。我看雙方都搞得很“疲憊”，其實表明美方不想讓中美關系的定義權轉移到中方手中。當以前美方提出什么“利益攸關方”、“共同進化”、“G2”、“戰略競爭關系”時，中方人士（從官員到學者到媒體）都在不厭其煩地探索其中的奧妙，生怕遺漏了些許微言大義，那時沒見雙方人士有“疲憊”之感嘛。怎么當中方提出一個概念時，美方人士就不好理解了呢？難道stakeholder或coevolution就比“新型大國關系”更好懂？或者說，為什么我們有整體性思維的中國人并不抱怨具有個體性思維的美國人提出的外交話語？

        當我們提出“構建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時，張鋒博士介紹說，一位并不反華的澳大利亞學者批評這個概念太模糊、大而空，看不出中國外交到底想干什么。可奇怪的是，為什么這樣的聲音在非西方世界較少聽到呢？為什么俄羅斯或韓國人士不說“合作共贏”是個大而空的概念呢？

        行文至此，我想大家都看明白了，在不對稱關系中，實力強的一方掌握話語權。當另一方崛起并試圖爭奪這一話語權時，抱怨、指責就出現了。所以美方（或西方）會抱怨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或合作共贏有這樣那樣的不是，而非西方國家的態度則淡定的多，你看巴基斯坦人士就不抱怨“中巴全天候戰略伙伴關系”難以理解嘛。

        最后談一談張鋒博士提出的“說服世界”問題。我看用外交話語“說服世界”，或者換一個更動聽的說法，用“講好中國故事”的辦法來說服世界純屬mission impossible。歷史上從沒有哪個國家能說服全世界，今后也不會有。對于中國來說，今后的外交話語原則上要以我為主，不必太顧忌對方的理解問題，其實現在中外交流頻繁，理解中式概念不是大問題。倒是我們需要明白，外交話語是一種外交信號，其作用不在于說服，而在于表明政策立場并暗示行動原則與方向。因此，外方人士（包括西方和非西方人士）可能更關心的是中國外交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因為行動比話語更重要。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政治理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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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策”專欄由七位70、80學者撰寫，旨在通過探討中國外交重大議題，為讀者呈現切合實際的戰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