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晴人（章靜 繪）

財閥在二戰前的日本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三井、三菱、住友等企業集團，在控股公司制度下發展成為金字塔型的獨特企業組織形態，其旗下的子公司在當時的日本經濟各產業領域中獨領風騷，戰前的日本被稱為“財閥的時代”。

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研究科名譽教授武田晴人長期從事日本經濟史、財閥史、經營史的研究，其關于日本財閥研究的經典著作《財閥的時代》近日由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廣濤翻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該書闡述了日本明治維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約八十年間的經濟發展史中，作為“政商”的財閥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日前，王廣濤副教授應《上海書評》之邀采訪了武田晴人先生，請他圍繞日本的財閥和財閥史研究談談自己的看法。

《財閥的時代》，[日]武田晴人著，王廣濤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啟微2021年5月出版，292頁，79.00元

據我所知，在《財閥的時代》出版之前，除巖波書店“日本史系列”中《高速增長》一書曾在香港出版繁體版外，您并沒有中文譯本的專著問世。能否借此機會向中國讀者介紹您的研究經歷？

武田晴人：我于1949年出生于東京，1968年考入東京大學，在經濟學部和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完成學業后于1979年4月成為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助手，1981年4月為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助教授，1991年晉升教授，2015年退休。在東京大學工作期間的主要工作是日本經濟史的研究與教學。東大十分重視年輕學者的培養，所以我也有意發掘和培養年輕的日本經濟史人才。年輕學者們關注的領域更傾向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因此之故，我也有機會將視野擴展到戰后，并出版了相關研究著作。我從東京大學退休已經五年多，當前的主要精力用在專著的寫作上。2020年6月就任公益財團法人三井文庫常務理事、文庫長一職。

您作為日本經濟史研究者，有多部涉及日本經濟史、經營史的專著問世，而財閥史只是其中相對狹小的領域，但是您出版了《財閥的時代》《三菱財閥形成史》《巖崎彌太郎》等著作，請問您的研究視角切入到財閥的契機是什么？

武田晴人：在我準備攻讀研究生時，最初的研究題目是日本的非鐵金屬礦山（銅山）產業的發展。近代日本的銅山是住友、三菱等爾后成為大財閥的企業家們的事業基盤，所以我對問題領域的關心自然也向財閥的歷史傾斜，后來在合作研究中也承擔了這一領域的工作，不知不覺間財閥史研究成為我主要的研究領域之一。關于日本經濟史研究，我還發表過有關經濟政策、金融、勞動問題領域的研究論文。研究日本經濟史不能僅僅關注宏觀，對于企業等層面的微觀研究近些年來也越發活躍，所以這也是我將精力放在財閥史研究的理由之一。此外，還有一點，1996年我獲得在三菱經濟研究所附屬三菱史料館實地研究的機會，后來基于三菱史料館的史料發表了一系列實證研究成果，這也是我在日本學界被視為財閥史研究者的原因吧。

《財閥的時代》日文版

《財閥的時代》是一本兼具專業性和教養性的著作，系在東京都世田谷區的市民系列講座講稿基礎上匯總而成。日本民眾層面對財閥有多大程度的理解？據我所知，中國讀者中除非專業的研究人員，對日本財閥的來龍去脈知之甚少。我想知道您如何把握專業性與普及性的平衡？

武田晴人：其實日本民眾從學術層面對財閥的理解并不深入，但大多數日本人都知道三菱、三井、住友等大企業的商號來源于戰前的財閥，可能普通民眾并不了解控股公司制度、多元化經營以及職業經理人的作用等被視為財閥組織特性的內容。所以，在《財閥的時代》一書中，我以平實的語言詳細介紹了財閥誕生的由來、其得以發展的支柱產業、經營組織的特征、經營者的作用，以及作為持有人的財閥同族參與企業管理的方式等。其實這些問題對于理解日本企業的發展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該書在大學經營史課程上多被列為參考書，雖然從初版到現在已經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但仍然在學術市場具有競爭力。當然，這是我當初寫作本書時所不曾料想的。

其他國家的人們在初次接觸日本財閥的歷史時，其實與日本的普通讀者之間并無太大的差別，或許兩者的差別僅僅在于對于固有名詞的理解。不過，以前在跟韓國的同行討論財閥的時候，針對財閥這一獨特的企業運營方式，韓國的學者或許有些根深蒂固的先入觀，而這跟事實上的財閥并不太一樣。所以，中國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會如何認識日本的財閥，我作為作者也特別期望知道中國讀者的反應。

從專業的角度來看，或許書中諸如“內部資本市場”等概念理解起來有些難度。其實這是大企業如何將所獲得的收益進行再投資的決策行為模式，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或許更加容易。這種方式與通常我們所認為的向股票市場或者金融市場融資的方式稍有不同。巨型企業組織的內部資本市場可以有組織地分配充裕的資本，這些資本是企業成長的原動力。關注這一特征不難發現，在當前巨型企業組織的內部，除了市場經濟的機制之外，內部資本市場作為補充性的機制仍然發揮重要的作用。

三井家族以吳服店起家，把原本“貴族限定”的吳服引進民間，1904年發展為“株式會社三越吳服店”。圖為1911年前后的三越吳服店。

您本人對明治維新以來形成的財閥在日本國家近代化的進程中所扮演的作用作何種解讀？特別是涉及戰敗后的“解散財閥”，日本國內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對此您采取何種學術立場？

武田晴人：在日本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如紡織業等采取股份公司制的企業群體毋庸置疑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以財閥傘下的產業領域中尤以銀行業、礦山業、重工業、貿易業等支柱產業的作用最為突出。財閥所扮演的角色，簡單說就是牽引著日本的經濟發展。同時，財閥所經營的事業涉及工業生產的多個領域，這種發展方式靈活地適應日本產業結構的變化，直到現在，財閥所主導的產業/企業一直占據日本經濟的核心地位。財閥為適應產業結構的發展而呈現出的靈活應對能力尤其值得評價，同時我想這也是財閥能夠在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原因。

財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遭遇了“解散”的命運，毋庸置疑“解散財閥”意味著其組織形式的重大變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財閥的組織形式在此前已經經歷了重大調整，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財閥同族的出資已經無法讓財閥所控制的企業進一步發展，這時在經營上已經呈現出尊重子公司獨立經營的動向（分權化）。從這一系列的變化可以看出，日本戰敗后所謂“解散財閥”的措施中如“解體同族出資的股份制公司”“排除同族的影響力讓子公司走自主發展的道路”等，其實基本沿襲了此前財閥企業發展的大方向，或者說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在為此前的政策方向“背書”。

在“解散財閥”的過程中出臺的“反壟斷法”（“獨占禁止法”）禁止成立控股公司，這意味著從制度上來看財閥這一組織形式難以復活。1997年隨著“反壟斷法”的修訂，控股公司可依法成立，但是這時控股公司的成立不再參照財閥那樣的組織形式，而是作為大企業經營統合的手段而成立。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后日本國內大銀行的經營統合大致就采取這一方式。

目前大家所熟知的財閥，如您在書中重點討論的三井、三菱、住友之外，還有其他若干第二方陣的財閥或者說企業集團，我們也知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也誕生了所謂的“新財閥”，那么在戰后日本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以及冷戰結束以來，日本國內是否有財閥更新換代，或者說新財閥集團誕生的跡象？

武田晴人：戰前日本的財閥是典型的同族排他性出資并從事多元化經營的組織行為體。采取這一組織形態的除三井、三菱、住友等之外，還有所謂“二流”的古河、藤田等財閥。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登上經濟舞臺的“新興財閥”，這些財閥的總部或控股公司基本是開放性的股份制公司，也就是說并不依賴特定同族的出資，而是以開放股票市場的方式融資，從這一角度來看這是跟傳統財閥的組織形式相區別的地方。這類財閥的典型代表如“日產”（日本產業）“日窒”（日本窒素）等。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三井、三菱、住友等企業集團通過相互交叉持股以及主銀行制度（Main-bank System）等形式，作為企業集團得以延續至今。此外，還有第一銀行集團、富士銀行集團、三和銀行集團這三個后發企業集團，這六大企業集團的格局一直維系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企業集團并不像戰前的財閥那樣擁有內部資本市場，作為企業組織也不具備較強的凝聚力。總的來說，戰前的財閥是金字塔型的組織形式，戰后的企業集團則是水平型的組織形式。

因此，雖然也有不少主張認為財閥在戰后得以復活，或者說財閥是戰后日本經濟構造的特征，但這些主張并沒有獲得廣泛的支持。像豐田這樣的大企業確實具有強大的存在感，但是豐田家族在豐田的持股率很少，而且從經營的多元化來看也跟財閥相比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特別是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隨著企業間的交叉持股率限制漸次結束，像三井銀行和住友銀行竟然合并成為三井住友銀行，戰前財閥排他性經營的痕跡逐漸模糊，我想這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日本巨型企業集團的基本狀況。

您如何理解“財閥”與“政治”的關系？明治維新后的“政商”與戰后的“政官財鐵三角”有無內在關系？

武田晴人：明治維新后產生的“政商”，是被政府賦予特權且抓住此商機的特定企業，這其中的代表是三井。三菱的海運業在事業發展的前半段也具有“政商”的屬性，但是隨著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海運業從三菱的事業中分離，三菱距離“政商”越來越遠。而住友跟政府的關系一直不太明確，很難定義它是不是政商。

進入明治中期以后，在經濟界以澀澤榮一為中心的銀行業者在涉及政府經濟政策的領域開始掌握越來越多的發言權，但是并不意味著財閥就能夠代表實業界。進入大正時代以后，日本工業俱樂部、日本經濟聯盟會等制造業大企業組成的經濟團體相繼出現。這兩個組織的代表者是三井合名的理事長團琢磨。這一時期財閥的經營者們代表經濟界向政府陳述意見的場合增加。此外，三井同政友會，三菱同憲政會·民政黨之間的關系得以強化。但是，在戰前的日本，元老、官僚組織以及軍部等在政府的發言權十分強大，財閥并不具有左右政治走向的能力。

戰后，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作為最重要的經濟團體在經濟政策的建言領域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與此同時，經團聯在向自由民主黨提供政治資金等領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舊財閥系企業的高層就任經團聯會長一職的十分少見。當然，其內部要充分考慮到三井、三菱、住友三者之間的平衡，整體而言成為經濟界領袖的人員中以非財閥系企業或鋼鐵業界出身的居多。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政官財鐵三角”的特征至少在從財閥的歷史軌跡來看并不明顯。

三菱財閥的奠基者巖崎彌太郎

請問您在研究財閥的過程中有何心得和體會，特別是在研究方法、史料的選取等領域，年輕的學者如研究日本的財閥，從那些領域或者視角著手較好？

武田晴人：目前日本的財閥研究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水準。這得益于三井文庫、三菱史料館、住友史料館等對財閥本部以及傘下企業資料的積極公開。因此，年輕的讀者諸君如有志于日本的財閥研究，務必要訪問這些資料館，跟隨日本的研究者基于一手資料從事專門研究。目前仍然有大量的資料沒有被有效利用，這些資料仍然沉睡在檔案館，所以對于中國學者而言完全可以做出不遜色于日本同行的財閥研究成果。現在，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來往日本變得十分困難，但是我相信這種外在的障礙終究會解除，屆時歡迎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從公開出版的研究成果中挖掘更多的研究課題，挑戰財閥研究這一領域。

繼財閥在日本“誕生”之后，在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隨著巨型企業的不斷涌現，學術界也有對“財閥崛起”的擔憂，您覺得日本財閥的興衰有何借鑒意義？

武田晴人：如果對于“財閥”的理解僅僅限于巨型的企業集團且同時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的話，那么似乎有必要重新思考財閥的定義。日本的財閥在誕生之初的重要特征是同族集團排他性的出資，從出資形態的比較來看，有必要正確認識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巨型企業。或許我給出的回答并不確切，在考察當前巨型企業的時候，首先要弄清楚出資者與企業的關系，同時還要兼顧經營者的專業性、巨型企業的成長模式、高效率組織模式的形成以及權限的分配等各項要素。參照日本財閥發展演變的歷史，需要關注上述各項要素的變化，并以此來判斷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是否已經或者正在產生所謂類似于日本那樣的“財閥”。關鍵并不在于其定義是否為“財閥”，應該關注企業組織發展所面臨經營管理的課題以及解決這些課題的過程，同時還要注意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害調整，最終分析企業在多大程度上從這一組織模式中受益。如果讀者朋友們能夠從拙著《財閥的時代》中獲得些許啟示，對于我本人而言則是無上光榮的幸事。

您接下來的研究議程和寫作計劃可否與中國讀者分享？

武田晴人：《財閥的時代》在2020年初出版了文庫版（角川ソフィア文庫），與本書同期出版的還有《日本經濟的發展與財閥本社》（『日本経済の発展と財閥本社: 持株會社と內部資本市場』東京大學出版會、2020年2月）和《三菱財閥形成史》（『三菱財閥形成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20年8月）兩部著作。其中，《三菱財閥形成史》一書與年輕學者關口薰合著，該書接下來也將有中文譯本問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出）。我的財閥史研究本來到此可告一段落，但是2020年6月，本人就任三井文庫的文庫長一職，于是重新開始以三井為中心的財閥研究。短期內或許不會產生相關的成果，但我想未來會發表一些三井財閥相關的研究論文。

此外，近期我還完成了日本企業史相關的專著草稿。該書名為《日本經濟事件簿》（『日本経済の事件簿』新曜社、1995年初版、2009年新版），與《財閥的時代》初版（『財閥の時代』新曜社、1995年）大約同期寫就，但是最近的工作則是完成內容的更新，預計年內能夠出版。該書以日本的企業為中心，圍繞一些重大事件（經濟或社會事件）來探討企業發展的特征。它與《財閥的時代》相同，也是寫給一般讀者的著作，同時也可以作為大學的入門教科書。

至于接下來的寫作計劃，我目前比較關注的是財閥所掌握霸權的1910-1930年代，當我還是年輕學者的時候也曾經發表過涉及該時期的若干篇論文，我期望接下來能夠結合早年發表的論文從經濟史的角度對這一時期進行分析。書稿計劃有八章，目前已經完成了初稿的四分之一。另外，我入門時的研究領域——礦山產業史研究，目前也計劃從礦山卡特爾的視角出版一本專著。至于何時能夠完成，我也不敢保證。此外還有一些其他想要涉獵的課題，考慮到我年事已高，唯一的需要賽跑的是余下來的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