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美國最著名的文學批評家”布魯姆，號稱自己擁有最“文學”的姓氏。這個姓氏如此顯赫壯麗，以至于他在耶魯向本科生教授皇皇巨著《尤利西斯》時，不得不將那個著名的游蕩者利奧波德·布魯姆暫時改稱為“波地”。

        他像他喜歡并擁護的浪漫主義詩人那樣熱情、親切、激烈、不顧代價。他是最賣座的耶魯校級教授，迄今為止著作等身，其中包括1973年震動學界的《影響的焦慮》和1994年引發熱議的《西方正典》。

        今年5月12日，企鵝出版社隆重推出布魯姆的第45本書——《半神人的認知：文學正氣和美國式崇高》（The Daemon Knows: Literary Greatness and the American Sublime）。布魯姆費時4年，用70余年的閱讀與經歷做出了他的文學選擇，全書分12章，兩人一組細述12位美國文學巨人，并發起一場跨時空的對話：惠特曼和梅爾維爾，愛默生和狄金森，霍桑和亨利·詹姆斯，馬克·吐溫和羅伯特·弗羅斯特，華萊士·史蒂文斯和T.S.艾略特，以及福克納和哈特·克萊恩。

        讀布魯姆的書，一半是在讀這個人。出生猶太家庭，布魯姆的一生罕見得純粹。他在五六歲那年立志要做哈佛和耶魯的詩歌教授，并在51歲那年得成夙愿。他的言行、著述與人生軌跡三位一體，滲透著一種挺老派的浪漫，類似于內向者的熱情，往往更兇猛執著，面向全人類；他透明，又復雜，如同一枚靈活卻固執的細胞——渾然天成。盛名的布魯姆在學界卻最孤獨。他對學界同僚及諸多派系的評論尖銳辛辣，他在耶魯乃至圈內樹敵無數，甚至連門下的研究生也頗受牽連。被學術“小世界”離間的布魯姆從此只教本科生，讓報名的學生在一小時內陳述自己的擇課理由，寫寫自己為什么想學莎士比亞和弗洛伊德，而不是為什么想來上"布魯姆"的課。布魯姆已經對自己在外界的倒影不再在意。他已經無力介意。

        沒有誰比布魯姆更敢說，并且敢說到底。他認為愛麗絲·沃克是個極其平庸的作家，“像《紫色》這種書壓根不具備審美情趣或者價值，而索爾·貝婁盡管極其有趣，但寫作流于膚淺，哪怕在《雨王亨德森》中他的男主人公都是一個可笑的敗筆，而他筆下的女人們更是荒唐”。他喜歡寫出《萬有引力之虹》的品欽（盡管他的《葡萄園》寡淡無味，“無可救藥地空洞”），他還喜歡伊麗莎白·畢曉普，喜歡拉爾夫·埃里森的《看不見的人》和佐拉·尼爾·赫斯頓的《他們眼望上蒼》，這兩本是他“讀過的本世紀唯一兩本有傳世可能的非裔美國文學”。

        批評不一定討好，布魯姆已經與自己選擇的命運達成和解：“做這一行，年紀越大，勢必會認識越來越多的作家。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和善的女士們先生們，但他們——哪怕是最親近的朋友——還是不愿意和我這個疲憊的、悲哀的、人道的老家伙說話。他們面對文學批評家甚至比對小說家或詩人還不自在。”

        道不同不相為謀。批評的對象走開了，批評的同僚也站到了他的另一邊。1973年，43歲的布魯姆以《影響的焦慮》確立了自己精神分析的批評角度，深入剖析傳統對詩人創作產生的雙面性影響，以及焦慮與誤讀作為詩歌歷史發展的推動力。他憑借這本薄薄的小書，撼動了當時主張“以批評介入社會”的女性主義批評、種族理論批評、新馬克思主義批評等等學派。21年后，54歲的他受出版社邀請，列出一份大膽的書單，梳理了14世紀以降歐洲與美國的主要文學經典，不僅確立了西方正典，更提出了確立正典的基準。

        而現在，84歲高齡的布魯姆人生中第45本書又是一份膽色不減當年的書單。《半神人的認知：文學正氣與美國式崇高》如同一次布魯姆式的提名賞。和許多常年浸淫學術語言的教授一樣，布魯姆說起話來也愛用長句、語法結構復雜，但他獨一無二的個性仍然滲透其中，構成一種傲慢、同情、憂郁、親密、打趣、睿智的聲音。這樣的帶了些微紐約口音的聲音緩緩響起，在仲夏夜里從灰蒙蒙的文學叢林里喚出十二個名字，比如“惠特曼”：“他并不屬于莎士比亞、布萊克、狄金森等以認知力超群的詩人。他被低估的藝術性在于微妙、含蓄、姿態、隱晦......”布魯姆說，“‘不管你是誰，現在我把我的手放到你身上，那樣你就是我的詩’。我想不到還有哪個詩人帶著這樣美妙的即時與親密向讀者致意。哦，這簡直叫我心碎。”

        還有“狄金森”。布魯姆接著說，“自莎士比亞以降，她是英語書寫的大詩人中最原創、透徹、深刻的思想家。莎士比亞進行雙性寫作，因為他是普世寫作，而狄金森也具備這樣的廣度。”

        那么他在十歲那年在紐約布朗克斯圖書館邂逅的哈特·克萊恩呢？“（他）的語言擁有絕倫的意象，無論是一座破塔還是一座拱橋總是打破我的預期，哪怕我已經讀他、理解他超過七十年。84歲的我，晚上睜眼躺在床上，第一次淺眠之后，我低低地喃吟克萊恩、惠特曼、莎士比亞，在連貫的誦讀中尋求安適，偉大的聲音不知怎的撐開了永恒的黑暗，使它不會落下。”

        “半神人的精靈”代表的是每個人內心的創造力，這比所謂的“意識”更深刻、更滲透。半神人是創造的精靈。這一次，布魯姆想再進行一次“勸說”。“雪萊說，崇高的功能在于勸說我們放棄淺顯的愉悅而追求更艱辛的愉悅。”布魯姆說，“這本書旨在幫助其他讀者在他們私人的探求中，在閱讀頂尖的想象文學中尋到更真實的自己。”

        鏡頭回到1991年，正處風口浪尖的布魯姆曾談起對美國文學研究的看法。“美國的文學批評越來越分裂為低水平的媒體文學批評和學院文學批評——后者我越來越認為是一場災難......越來越多的研究生讀過可笑的拉康卻從未讀過埃德蒙·斯賓塞；或者讀了許多福柯或德里達，卻從未讀過莎士比亞或彌爾頓。”他將更年輕的一類文學批評家稱為“憎惡學派”，他們認為布魯姆的理論是一種自我沉迷、是一種邪教；而布魯姆則認為，這一群由女性主義者、拉康主義者、偽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所謂的新歷史主義者組成的憎惡學派對文學價值并無任何關系。

        布魯姆斷言，“世界只會變老，不會變得更好或更壞，文學也是如此。但我確實認為眼下索然無味、勉強混為文學研究的東西最終總會找到自身的糾正方案。學生和老師遲早會發現當前的技術社會工作無聊透頂。學界將會回歸到審美價值與欲望，而這些人會做點別的來打發時間。......自從我開始文學研究以來，我見過許多新潮流來了又去。看了四十年，我開始能辨別出哪些是轉瞬即逝的水面漣漪，哪些是水底深處的水流，或者貨真價實的變化。”

        如今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拉康、福柯、女性主義、殖民主義大旗未倒，后殖民主義、生態主義、文化傳媒繼續以遲鈍的刀叉分食一塊冰冷的文學披薩。布魯姆推崇的英國式批評后繼少人，如威廉·黑茲利特的《莎士比亞戲劇人物》、喬治·奧威爾的《論英國式謀殺的衰落》中這般四兩撥千斤的文人闡釋已不復有。或許還需過去很久，布魯姆心中那種愉悅沸騰的文學批評才會歸來，如同華茲華斯所寫，“我時常躺在沙發上，空虛茫然或冥想，水仙掠過我心靈的慧眼......我心即刻被幸福裝滿，與水仙花同舞共歡。”布魯姆還需要再等等。

        84歲的哈羅德·布魯姆，家中書架已經讓訪客看了惶然。與他私交甚好的作家艾米·布魯姆只記下了散放的書籍：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的《詩歌和文學格言對話錄》（Dialogue on Poetry and Literary Aphorisms）（“這本書對我很重要”）、科爾姆·托賓的《伊麗莎白·畢曉普傳》、彼特·科爾的《卡巴拉詩歌》、阿加塔·別利克-羅伯森的《晚現代的猶太隱秘神學》（Jewish Cryptotheologies of Late Modernity）（“杰出的女性”）、亨利·科爾的《無物申報》（“非常優秀。同代最優秀的詩人”）、約瑟夫·哈里森的《莎士比亞的馬》……

        除了書，更讓人在意的是房間里的動物標本：一頭叫瓦倫廷娜的鴕鳥（以2世紀《真理福音》的作者瓦倫廷命名），兩頭小袋熊，一只小猩猩，還有一只鴨嘴獸，叫“奧斯卡·王爾德”——布魯姆摯愛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英雄。想到逝去的友人、疾病以及壽命之大限，哈羅德·布魯姆說，"這或許是我的倒數第二本書"。

        這本書也許將是這位批評大師倒數第二次冒犯，或者說，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