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杭州發生一起“存款丟失”案。有當地中國銀行前員工冒充在職員工，向儲戶許諾高收益，騙取巨額存款。

        類似事件在杭州和全國均已頻頻見諸報端，大到企業數億元的存款，小到大眾儲戶們幾十萬元的存款，都可能丟掉。

        “存款丟失”事件頻發，迫使本為偏宏觀性質監管的銀監會，不得不將監管之手伸向技術層面，于去年末緊急啟動了相關專項檢查，開始了“鐵腕查案”。

        應該說，銀監會的鐵腕嚴查是極其不得已。因為，對當代任何一個市場化國家而言，大眾儲戶的存款安全均是市場信用之基石，如果連大眾儲戶的銀行存款都能隨時丟失，其安全都得不到保證，那么，這個市場經濟體的其他性質的交易，還有什么值得信任的？

        但問題在于，銀監會的鐵腕嚴查能根治“存款丟失”亂象嗎？答案顯然是，不可能。這是因為，銀監會的鐵腕嚴查，本質仍是行政式、應急式的，僅能解亂象于一時，而無法也很難觸及問題的根源。

        “存款丟失”的根源是什么？是制度不夠嚴嗎？是規章不夠全嗎？都不是。只要是銀行業內人士，大體都知道，中國銀行業的法律法規與市場發達國家相比，在形式上還是極健全的，各大商業銀行的內部規章制度，看起來更是相當繁雜。

        那么，“存款丟失”亂象頻發的根源何在？從監管理念上，是缺乏對儲戶權益保護的意識，而正是在這種過于偏袒商業銀行的監管理念下，只要當商業銀行與儲戶產生利益訴訟，商業銀行就天然處于實質強勢的地位，廣大儲戶只能無奈地居于弱勢地位。

        回到有關報道提及的幾起“存款丟失”案件，我們大體都能看到，無論是離職員工冒充式詐騙還是正式員工與外勾結式詐騙，均在銀行營業網點的物理空間內進行，而現在的商業銀行網點均具備全角度攝像監控，且單個營業網點的在職員工數基本都在10人以上。

        于是，僅依據常識就可判斷：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存款丟失”案件，商業銀行有何臉面逃避責任？

        但盤點類似“存款丟失”案的訴訟結果，令人納悶的是，商業銀行的責任逃避，已成常態，而且往往能逃避成功。

        再追問一下，商業銀行為什么能逃避成功呢？問題的根源出在過于偏向商業銀行利益的監管理念上。反映到訴訟舉證層面，當下執行的仍是“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而這種舉證原則明顯忽視了儲戶在記錄證據以及訴訟成本方面的弱勢。試想，難道儲戶在銀行存款時為防不測，得自行攝像錄音為證嗎？如果儲戶的“存款丟失”僅為萬元以下時，面對高昂的訴訟維權成本，從經濟的角度看他若提起訴訟，劃得來嗎？

        事實上，針對類似的“存款丟失”案件，美歐等發達市場地區的銀行業，為從根本上保護大眾儲戶的利益，其早已啟用“舉證倒置原則”，即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無論是法律還是行業規章，都規定應由金融機構自證清白，擔負舉證責任。這種舉證責任倒置的制度設計，正是中國金融機構應該借鑒的。

        除此之外，“存款丟失”案如果發生在取款端而不是存款端，以美國為例，其有“電子資金劃撥法案”為儲戶保障利益。該法案規定，受害人只要在60天內報告了賬號上的欺詐交易，消費者的損失就主要由銀行來負責，個人的損失只限制在50美元以內。

        于當下而言，“貌似平等，實質不公”的舉證原則應盡快扭轉；在監管理念上，監管層應首先考慮大眾儲戶訴訟維權的可操作性和成本，而不能一如既往，過于偏袒商業銀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