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太宗拳毛騧，

        近時郭家師子花。

        ——杜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南宋李石《續博物志》卷四有一條：

        唐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制名，曰紅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云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后幸蜀，以平山、凌云為讖。(巴蜀書社，1991年)

        北宋秦再思《洛中紀異錄》也有這條記事（中國書店1986年影印涵芬樓1927年排印本，第1冊。參看阮廷焯《秦再思洛中記異錄輯》，載《大陸雜志》第66卷6期,1983年）。李石和秦再思應該都是錄自唐人筆記，《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謂“剽掇說部以為之”，盡管文字微有不同。《續博物志》記唐玄宗所改馬名中的紅輦和紫玉輦，在《洛中紀異錄》中作紅玉犀、紫玉犀。《洛中紀異錄》沒有末尾幸蜀應讖那一句，“制名”作“改名”，而在改了馬名之后還有一句“命圖于瑤光殿”，是很重要的內容。“犀”應是“輦”字之誤，因形近致訛，這樣才與其余四馬命名的形式相一致。“紅輦”當作“紅玉輦”，奪了一個“玉”字，因為“紅玉輦”才對得上“紫玉輦”，也才符合唐玄宗華麗的制名風格。可見李石與秦再思兩書所錄此條各有所得，互勘之后庶幾近于原本。  

何謂“叱撥”？

        大宛是唐人用漢代地名稱呼當時中亞的拔汗那（Ferghana，今譯費爾干納）。白鳥庫吉早在1906年就在《大宛國の汗血馬》一文中考訂叱撥一詞的語源（etymology）,認為與大夏（Bactria）語的ashpa，波斯語的asp/asb，梵文的a?va，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極可能就是費爾干納地區（粟特語）的āspah的略譯（白鳥此文原載《東亞の光》第一卷第四號，1906年8月，收入《白鳥庫吉東洋史論集》第一卷《西域史研究》上，東京：巖波書店，1941年）。原田淑人接受了白鳥的說法，稱叱撥的語源應該是伊朗語的aspa（見原田淑人《東亞古文化研究》，座右寶刊行會，1944年）。

        美國學者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又譯謝弗）是從原田的著作獲知這一語源討論的，但他在其名著《唐代的外來文明》（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加州大學出版社，1963年；中文譯本由吳玉貴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的一條注釋里，否定了這一見解，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他根據費耐生（Richard N. Frye）提供的線索，把叱撥的語源考訂為粟特語的??rθpāδ，意為“四足動物”，可用來指馬。費耐生的意見僅見于此，應該只是私下的提示或建議，并非出自嚴肅的討論。

        我認為薛愛華的這個說法是迂曲不通的，因為粟特語中有關馬名的用例，絕大多數還是和波斯語一樣的通用詞匯，即asp/?sp。薩珊波斯的巴列維語（Pahlavi），即中古波斯語（Middle Persian），和粟特語一樣，表“馬”的詞都是asp/?sp。不僅伊朗語，可能整個印伊語（Indo-Iranian）都是如此，古代譯經有阿濕婆、阿舍婆，都是梵文中馬這個詞的音譯。例如《翻譯名義集》（《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4冊第2131號）卷二：“阿濕婆，此云馬。”《大唐西域記》卷九有“阿濕婆恃”，原附注曰“唐言馬勝”，即是以阿濕婆對譯馬。季羨林等校注者認為，阿濕婆恃即梵文A?vajit，巴利文作ssaji，即以a?va對譯為“馬” （見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九之二十二“上茅宮城（舊王舍城）”第2條“舍利弗證果故事”，中華書局，1985年）。《翻梵語》（《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4冊第2130號）卷九：“阿舍婆者，馬。”薛愛華可能對叱撥缺少asp/?sp詞首元音的譯法不能理解，其實中國中古時代這種省略詞首元音的譯法是十分常見的，比如始波羅（又譯沙缽略）就省去了i?bara的詞首元音。

        根據《續博物志》和《洛中紀異錄》，來自費爾干納的這六匹汗血馬在進獻給唐玄宗之前，本已各有名號，只是極為樸素。這六匹馬的原名分別相當于漢語的紅馬、紫馬、青馬、黃馬、丁香馬、桃花馬，但是漢語譯名里保留了原文的叱撥，予以音譯而不是意譯，大概之前這個音譯詞匯已經流行，在漢語中的新詞義超越了asp/?sp語源的本義，與中亞名馬早已緊密鏈接。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有句“櫪上昂昂皆駿駒，桃花叱撥價最殊”，可見叱撥作為外來語借入詞在唐代是很流行的。這個音譯詞在漢語詞匯里具有專名性質，帶有異域風情，因而常見于后來的文學作品，如白居易《和張十八秘書謝裴相公寄馬》有“齒齊臕足毛頭膩，秘閣張郎叱撥駒”，韋莊《長安清明》有“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楊高映畫鞦韆”，陸游《聞蟬思南鄭》則有“金羈叱撥駒，玉盌蒲萄酒”，等等。研究者摘出已多（如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下編之四《唐代汗血馬“叱撥”考》，中華書局，1998年），茲不贅舉。      

作為漢語的“叱撥”

        叱撥進入漢語之后，不僅專指駿馬，而且似乎也漸漸縮小范圍，特指某種毛色的駿馬。《宋史·兵志》馬政部稱，如果按馬的毛色劃分，“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中“叱撥之別八”，把叱撥與青、白、烏、赤等并列，顯然指一種花色（雜色）。《宋史》這一劃分的依據大概是今已不存的《群牧故事》。楊慎《丹鉛雜錄》卷五有“叱撥”條，稱“《群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九十一種”，“又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鴛鴦叱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等等，“又曰北方馬以叱撥及青白紫純色綠鬃騮為上”。叱撥的義項從唐初廣義的馬到宋元狹義的花馬，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元代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六有《紅叱撥贊》，序稱“余有良馬曰紅叱撥，取韋莊‘紫陌亂嘶紅叱撥’之語名之”，又說“諸突厥部遺俗，呼今之諸色桃花馬為叱撥”。按照耶律鑄這個說法，印伊語的asp/?sp一詞縮小義項，用以專指雜色花馬，這個變化也發生在突厥社會。或者進一步推想，漢語里的叱撥一詞，并非直接來自印伊語，卻是從突厥語（Turkic）各人群轉販而來的。我對此還是有一點懷疑，從耶律鑄的許多寫作來看，他有時似乎故意掩蓋他從唐宋文學汲取的營養，把中原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想象解說成中亞或草原的真實知識。

        不過，按照印伊語的修飾詞序，紅叱撥、紫叱撥這類名字，應該是被修飾詞叱撥在前，表顏色的修飾詞在后，也就是說，當作叱撥紅、叱撥紫、叱撥桃花等等。據波斯語大百科詞典《徳胡達詞典》（Lughat-nāma-yi Dihkhudā，Tehran: Mu'assissi-yi Lughat-nāma. Dihkhudā and Tehran University Press, 1373/1994），薩珊波斯巴列維語文獻Minuye Kherad提到“白馬為眾馬之王”，其語序就是“Asp（馬）arus（白色的）aspan（諸馬）rad（首領，王）”（在asp和arus之間還有一個表示修飾關系的附加元音i）。成書于薩珊時期的巴列維語文獻《懷念扎里爾》（Yadgar-i Zariran），記載波斯人與所謂匈奴人（Khiun）作戰的傳說，提到很多馬，如asp-i ahanin-sumb（蹄子如鐵一般的馬），asp-i asuda-yi tizro （輕快迅捷的馬），aspān-ē nēv（好馬，駿馬），構詞法都是asp在前，修飾語在后（本文涉及中古波斯語asp/?sp的所有用例，都得自北大王一丹教授的指導，謹此致謝）。

中原駿馬的制名傳統

        《史記》卷二四《樂書》：“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可見漢武帝時得自大宛的“蒲梢（蒲騷）”，似乎是一個以asp/?sp（蒲）前置、毛色修飾詞（梢/騷）后置的硬譯，多少反映了大宛馬名的本來形態。不過，出現在唐玄宗面前的紅叱撥、紫叱撥這種馬名，是翻譯之后的漢語形式，經歷了一番文化間的過渡與轉換，不僅意譯了表毛色的詞，還遵守了漢語修飾詞前置的詞序規則，而叱撥也可以視為外來借入詞。這種遵循漢語修飾詞序的翻譯方式，可以說是漢語翻譯的一個主流傳統。

        唐玄宗所制馬名不僅華麗，而且還看不出是馬，字面上似乎只是一種皇家輦乘。六馬本來一律以毛色為名，丁香、桃花都是描述毛色的詞匯。比如桃花馬，古又稱赤驃馬，是一種雜有紅白淺黃毛色的花馬。岑參《衛節度赤驃馬歌》：“君家赤驃畫不得，一團旋風桃花色。”許慎《說文解字》馬部釋驃“黃馬，發白色”，可見是一種淺黃間白的毛色。馬祖常《桃花馬》詩曰：“白毛紅點巧安排，勾引春風上背來”（《石田先生文集》卷四）。玄宗改名之后，紅玉輦、紫玉輦、百花輦還保留了原名中描述毛色的部分，而平山輦、凌云輦和飛香輦就不再能反映毛色了。

        唐玄宗這種不求表達毛色而著意強調其品質德性的命名方式，也源自一種古老的傳統。《西京雜記》卷二說漢文帝從代國到長安即位時，帶有九匹駿馬，合稱“九逸”：浮云、赤電、絕群、逸驃、紫燕騮、綠螭驄、龍子、麟駒、絕塵。《西京雜記》雖非信史，但這條記事多少反映了漢晉之際“代馬”的美譽。《文選》收曹植《朔風詩》有句“愿騁代馬，倐忽北徂”，魚豢《典略》也說“代馬，陰之精也”，可見漢晉之際代北地區的駿馬是很頗受贊譽的。值得注意的是，“九逸”的名字中，只有逸驃、紫燕騮、綠螭驄和麟駒大致上看得出是馬，而所有的名字都在強調駿馬迅奔之能，并且也只有逸驃、紫燕騮、綠螭驄點明了馬的毛色。

        《太平御覽》卷八九七引崔豹《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逐兔，三曰躡影，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晨鳧。”這條記事雖然不能當作秦漢史的材料來使用，但大致可以認為反映了魏晉時人對名馬命名原則的某種理解：這七個名字在字面上全都與馬無涉，成為馬名只是因為描述了馬的速度。漢末曹操有馬名“絕影”，見《三國志》卷一《魏書·太祖本紀》注引《魏書》：“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絕影”同樣是表彰奔跑迅捷。《太平御覽》引崔豹《古今注》還記曹真有馬“名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三國志》卷九《魏書·曹洪傳》記曹操為董卓將徐榮所敗，因為“失馬”而一度陷于危境，曹洪把自己的坐騎讓給了曹操。曹洪救助曹操的這匹馬，到了王子年《拾遺記》里，還得到一個名字“白鶴”（據《太平御覽》卷八九七所引），雖不可信，卻同樣可以反映魏晉時人對馬名的理解和預期，其重點就在速度。

        漢末魏晉描述駿馬，大都側重其迅捷快速。《文選》卷四十收陳琳《答東阿王箋》，有“飛兔流星，超山越海”的句子。眾所周知，呂布坐騎有著名的赤兔，赤兔的命名規則顯而易見與白鶴一樣。《太平御覽》卷八九七引王子年《拾遺記》，還有一條是周穆王“八龍之駿”的名字，“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逾暉、超光、騰霧、挾翼”。基本上都是漢晉之際的命名風格。據《隋書》卷七六《文學傳》，隋代的諸葛潁著有《馬名錄》二卷，可惜早已不傳，否則我們對古代和中古的馬名就會有多得多的知識。

        魏晉及之前馬名多為雙音節，即兩個字（如所周知，項羽有愛馬名騅，是單音節馬名，這種單音節命名方式，是否反映戰國和秦代的習慣，還有待研究）。雙音節馬名的傳統，與那時人的雙音節姓名（姓+名）之間是否有關聯？漢晉時期人名流行單名，加上姓氏即為雙音節。這與漢語及漢語文化自身的發展應該是有關系的，那么馬名的雙音節大概也可以從中獲得部分的解釋。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南北朝以后的馬名則流行三音節，即三個字，這和人名雙名的流行是否有關系，還需要今后進一步研究。

隋唐以后馬名以三音節居多

        這里要關注的是，南北朝以后的馬名，通常會反映毛色。馬名中包含有表毛色的部分，本是一個普遍現象。《說文解字》馬部共收字115個，其中描述馬毛色的就有23個，后世常用的如騮、驃、騅、驄、驪、騧、駁等等，俱以毛色狀馬。漢晉時期的馬名雖然有時候字面上看不出是馬，但也有一些是可以表達毛色的，比如白鶴、赤兔、紫燕騮、綠螭驄等。劉備“馬躍檀溪”時所乘的“的盧”，一般認為是“馰顱”的訛寫，而馰顱，是指“馬白額入口至齒”的一種馬。《說文解字》釋“馰”字曰：“馬白額也。”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上德行篇“庾公乘馬有的盧”條，箋疏引《伯樂相馬經》云：“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雁，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兇馬也。”

        以毛色特征而為馬名，古今中外都是最為常見的。《晉書·慕容儁載記》記西晉時期鮮卑慕容廆有馬名“赭白”，這應該是來自內亞鮮卑人群的一個例證。不過，用“赭白”雙音節（兩個漢字）來翻譯慕容廆的這一馬名，只是反映了那個時期漢語馬名的一般習慣，并不代表該馬鮮卑語名字的音節長短。在赤兔、白鶴這類漢晉之際常見的雙音節馬名中，除了表毛色的部分（赤、白、紫）外，另一個部分是表“德行”（馬的德行就是迅捷），通常用另一種動物來比類（兔、鶴、燕），或以星云雷電之類的自然風物來譬喻。應該注意的是，在這個偏正結構中，表顏色的修飾詞居前，表德行的被修飾詞在后。

        可是隋唐以后的馬名則以三音節為多。而且在三音節馬名中，表毛色的詞和狀德行形貌的詞還發生了顛倒，即顏色詞居末而德行形貌詞在前。《舊唐書·鐵勒傳》載草原北部的骨利干部于貞觀中“獻良馬十匹”，“太宗奇其駿異，為之制名，號為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騟，六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騧，九曰翺麟紫，十曰奔虹赤”。唐太宗所制十驥之名，都是三音節，都是毛色詞在后而德行形貌詞在前。唐詩中常見的照夜白、玉花驄等馬名，也都屬于同樣的結構。由于驄、驃、騟、騧這些詞既表毛色又含有馬的意思，居于詞尾是符合漢語語序傳統的，但白、赤、紫這類純粹的顏色詞出現在詞末，顯然并不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

        更著名的例子是唐太宗的昭陵六駿。按照宋敏求《長安志》卷中《昭陵圖說》所記的順序，六駿分別是青騅、什伐赤、特勤驃、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其中五個名字是三音節，而什伐赤、颯露紫、白蹄烏則都是以純粹的顏色詞作為詞尾。也許可以這樣理解，這些顏色詞后面省略了最核心的被修飾詞“馬”，而這種省略是因為要遵循三音節的要求。后世黃驃馬、棗紅馬、黑駿馬這類名稱，就是既滿足了三音節的要求，又沒有省略被修飾詞“馬”。

        《長安志》說唐太宗“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在陵墓前雕刻六駿，其實是要表彰自己的輝煌武功，因為六駿分別親歷了太宗指揮和參與過的重大戰事，既是歷史的見證者，又足以承擔紀念碑的職責。可是，唐太宗騎過的戰馬何止六匹，他特別挑出這六駿，據我理解，是因為他要匹配“天子六龍”的傳統說法。《周易》乾卦有“時乘六龍以御天”，太陽所乘的日車也是“駕六龍”，故西晉傅玄《日升歌》有句“羲和初攬轡，六龍并騰驤”。六龍因而指代天子座駕，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亦有句“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唐太宗在昭陵雕刻的六駿，大概就是他要垂之永久的六龍。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隆重對待西域所進的六匹“汗血”叱撥，親為制名，統以“輦”為稱，是為六輦，也是模擬“天子六龍”的做法。     

突厥闕特勤碑中所見戰馬名

        六駿之中的特勤驃和什伐赤，一看就知道與內亞有關，確切地說，是與突厥有關。有學者認為什伐赤之什伐，即前所舉的叱撥。據我所知，中古音譯北族名號時，不會用叱與什音譯同一個外語輔音。《北史》記柔然使者有“烏勾蘭樹升伐”，大概不是指一個人，《魏書》作“烏句蘭樹什伐”。勾、句同字，升當作什，形近致訛。不管這是一組還是多組名號，其中“什伐”與什伐赤的什伐，是同一個名號，確切地說，是同一個名號組合。什，和俟、涉、始等中古音譯常用漢字一樣，常用來音譯el/il這個詞，而伐對譯的則是常見的b?g一詞。因此，這組名號組合，其實就是elb?g/ilb?g。在這組名號中，el/il是官號，b?g是官稱。

        同一組名號，中古又寫作俟力發或俟力伐，還有俟匿伐、俟利發、頡利發等其他多種譯法，過去一般認為對應的是突厥文碑銘里的elt?b?r，而我認為其實是elb?g/ilb?g。東突厥第一汗國的始畢可汗，其可汗號始畢，也是同一組名號。什伐赤，是指一匹獲得了什伐榮譽名號的紅馬。什伐本是北族用作軍政人物頭銜的眾多名號之一，現在用在一匹馬的身上。因此什伐赤就是一匹獲得了什伐榮譽稱號的戰馬。按照唐代突厥文碑銘的習慣，什伐赤可以還原為elb?g q?z?l，如果要把中文名省略了的“馬（at）”再給添加上，就是elb?gin q?z?l at?。同理，特勤驃就是一匹擁有特勤（tegin）稱號的淺黃色戰馬，還原為突厥文，可寫作tegin sar?，或teginin sar? at?。

        什伐赤和特勤驃可能本來就是突厥馬，這兩個名字也是從原名直譯過來的。這就涉及突厥給馬命名的傳統。幸運的是，闕特勤碑文中有十五處提到闕特勤生前所騎戰馬的名字，共涉及九匹戰馬。九個馬名有些附有“馬（at）”，有些不寫，兩種情況都有。可以這樣理解，明確加上了中心詞“馬（at）”的地方，是為了應對后面的動詞“騎（bin）”，當然即使后面有動詞“騎”，也可以省略“馬”。因此，按照省略“馬”的形式，即去掉馬名中的語法性后綴，把闕特勤這九匹馬的名字列在下面（闕特勤碑文的錄文、轉寫、翻譯與注釋，有很多研究者和很多作品，這里依據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8）——

        1. tad?q ?or boz

        見闕特勤碑東面第32行，tad?q是官號，?or是官稱（通常音譯為“啜”），boz是灰色。

        2. i?bara yamtar boz

        見闕特勤碑東面第33行，i?bara是官號，通常音譯為始波羅或沙缽略，yamtar是官稱，boz是灰色。

        3. yeg?n silig b?g k?dimlig toruγ

        見闕特勤碑東面第33行，yeg?n和silig都是官號，b?g是官稱，k?dimlig是指馬衣，toruγ是紅褐色或栗色。K?dimlig大概不是馬名中的一部分，只是描述其披甲狀況。

        4. bay?rqu aq

        見闕特勤碑東面第35行，bay?rqu是名號（部族名，通常譯作“拔野古”），aq是白色。同一匹馬的名字又出現在東面第36行。

        5. ba?γu boz

        見闕特勤碑東面第37行，ba?γu沒有確解，有研究者理解為白頭或頭上有白毛，boz是灰色，因此ba?γu boz就是一匹頭上有白毛的灰馬。

        6. alp ?al?i aq

        見闕特勤碑東面第40行，alp是常見官號（通常譯作“合”），?al?i可能是一個官稱，aq是白色。這匹有著alp ?al?i名號的白馬在闕特勤碑文里共出現了四次，除了東面第40行，還見于北面第2、第3和第4行。

        7. azman aq

        見于闕特勤碑北面第5行，azman沒有確解，一般理解為微黃色，加上aq（白色）就是黃白馬，近似漢語中的“驃”。同名又見于第6行。

        8. az yaγ?z

        見于闕特勤碑北面第5行，az是一個專名（部族名或名號，有學者翻譯為“阿熱”），yaγ?z是褐色。同名又見于第8行。

        9. ?gsüz aq

        見于闕特勤碑北面第9行，?gsüz 的意思是沒有母親，在這里與aq（白色）一起構成馬名。

        以上九匹馬的馬名，共同的特點是毛色詞后置，毛色詞之前則是某種名號詞，這些名號詞又可分為三類：一是部族名（如bay?rqu和az），二是由官號加官稱構成的一組類似政治人物所獲得的那種名號（如tad?q ?or，i?bara yamtar，yeg?n silig b?g，alp ?al?i），三是某種發揮臨時性專名功能的描述性詞匯（如?gsüz）。

        對于其中官號加官稱所構成的政治名號，過去的研究者，似乎多半傾向于認為是人的名字，也就是說，tad?q ?or，i?bara yamtar，yeg?n silig b?g以及alp ?al?i，分別是四個真實存在過的人物，闕特勤騎的是他們的馬（大概是戰利品）。但這種理解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闕特勤的愛馬卻總是帶著敵人的名字，而這本不是該馬過去的名字。我認為，這些名號是闕特勤用來稱呼他的愛馬的。給愛馬加上擬人化的名號，在阿爾泰世界里并不奇怪。正是因為這樣，唐太宗六駿中的什伐赤過去并不隸屬于一個叫什伐的人，特勤驃過去并不隸屬于某一位突厥特勤。除了這類有官號官稱的馬名之外，?gsüz aq和ba?γu boz兩名，與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非常接近。另外，azman aq與青騅也很像。這樣我們就看到，唐初名馬的制名習慣，與突厥的馬名之間，確有高度的相似。

        據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顯而易見的是，忽雷駁之名與什伐赤、特勤驃完全同構。忽雷，即突厥常見名號küli/ külüg，駁是雜色馬（毛色不純）。秦瓊這匹忽雷駁未必是突厥馬，或者這個馬名未必是直接從突厥而來，因為忽雷這個源于突厥的名號似乎在唐宋時期相當流行。《太平御覽》卷五八三樂部二琵琶門引《樂府雜錄》：“唐文宗朝，女弟子鄭中丞善于胡琴，內庫有兩面琵琶，號大忽雷，鄭常彈小忽雷。”忽雷之號不僅用在琵琶身上，還用作鱷魚之名。《太平廣記》卷四六四“骨雷”條引《洽問記》說“鱷魚別號忽雷……一名骨雷”。骨雷不過是忽雷的另一種漢語音寫形式而已。忽雷還用作勇士的名字，《太平廣記》卷二五二“顧敻”條引《北夢瑣言》記前蜀王建麾下親騎軍的拳勇之士，有個樊忽雷。卷三九三“歐陽忽雷”條又引《廣異記》說唐代桂陽人歐陽紹在雷州勇斗巨蛇，獲得“忽雷”之號，人稱歐陽忽雷。忽雷一詞進入漢語既早又深，那么秦瓊這匹忽雷駁，也有可能是在中原得名的。

唐初駿馬制名習慣源自突厥？

        前面說唐初名馬的制名習慣，與突厥的馬名之間有高度的相似，但必須強調指出，這種相似，并不意味著唐初以某種官職類名號給馬取名這種做法，一定不是源于中原自身的傳統，而是從突厥學來的。《太平御覽》卷八九五獸部七馬三引《續安帝紀》記司馬休之避難于南燕時，得所乘騅馬警示而免于為慕容超所害，“乘以南奔，殆而獲免，后還荊州，加騅馬揚武之號”，就是用揚武將軍這個將軍號來給坐騎取名字。《北史》卷八《齊本紀下》記北齊后主高緯時“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斗雞亦號開府”。《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則說北齊后主時“犬為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

        更有力的證據來自南朝。《南齊書》卷一《高帝紀》記宋齊鼎革之際，蕭道成在蒼梧王被殺之后，“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及太祖踐阼，號此馬為龍驤將軍，世謂為龍驤赤”。不僅蕭道成以龍驤將軍稱其坐騎，而且社會上所接受的馬名“龍驤赤”，也是把表毛色的詞語放在末尾，與什伐赤、特勤驃和忽雷駁完全同構。也就是說，毛色詞后置的三音節馬名，南北朝時期已有個別用例，至少為隋唐時期駿馬制名朝這個方向的發展準備了一定的基礎條件。不僅是馬名，武器的名字也有類似的用例。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還記單雄信以一丈七尺長的棗木制作大槍，“刃重七十斤，號為寒骨白”。寒骨白這個槍名，同樣是顏色詞后置，而且同樣是三音節。也許，這只是中古漢語自身發展趨向的一個反映而已，雖然顏色詞后置這個趨向到盛唐就已漸趨式微。

        然而，唐與突厥駿馬制名的相似又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在于除了相似，是不是還相關。除了什伐赤、特勤驃，勉強還可以算上秦瓊的忽雷駁，從名字上看可能直接來自突厥之外，其他的馬，應該都是在中原（再次）取名的，即使這些駿馬來自內亞草原或中亞的費爾干納谷地。近年一些研究者試圖替颯露紫、白蹄烏這樣的漢語詞組，尋找到突厥語或粟特語的語源，在我看來是一種過度詮釋，超越了語文學的基本約束，更何況完全缺乏突厥學的支撐。如果說外來文化對唐朝駿馬制名傳統有某種程度的影響，那也絕不是表層的影響。唐朝駿馬制名至少在語詞層面，還是主要繼承漢晉的文學傳統。颯露紫之颯露，以秋露颯颯形容駿馬的冷峭逸群，如《九歌》所謂“有風颯然而至”。白蹄烏，則是指四足白色的黑馬，語義清晰明確，怎么可以另外尋找（并不存在的）突厥語源呢？

        隋唐之際中原駿馬的制名傳統是否受到了內亞特別是突厥的影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兩者間形式上的相似，是因為背后還存在著文化上的相關。如果答案是不肯定、甚至是否定的，那么兩者間的相似只是一個巧合，是平行發展的表面現象。可是到目前為止，找不到可以支撐相關性的證據，沒有結論，只有開放的疑問。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就唐初駿馬制名制度的這個變化是否受到內亞特別是突厥的影響，得不出一個明確的結論。

重視華夏傳統的內亞因素

        但可以把問題放到更大的背景下來思考。十六國北朝至盛唐之間，是一個內部關系很緊密的歷史時段，漢晉文化傳統經過這個階段發生了很大變化，而變化的驅動力之一就是內亞特別是阿爾泰文化因素的加入。我們需要在許多方面做細致的研究，以觀察內亞因素如何滲入華夏傳統并沉淀下來成為新傳統的一部分。在駿馬制名這個問題上，應當考慮漢語及漢語社會的“內亞性”問題。漢語史研究中有個“阿爾泰化”的提法，其實類似的思考可以延展到漢晉以后華夏社會的許多方面。用一個也許過于簡單的表述：漢晉的華夏社會向隋唐的漢社會的轉化過程，關鍵的歷史階段在十六國北朝，正是這個時期內亞性的驟然擴張，促成了從“華夏”到“漢”的急劇轉變。由于歷代史書編纂的主導意向更加有利于漢唐歷史連續性的傳統論述模式，這種變化在史料上不免呈現為零碎而且模糊，在研究上則表現為問題與結論的開放。

        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開放性。唐代皇陵所展示的的皇陵制度顯然有別于漢晉，宋敏求《長安志》所謂“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并非都出于華夏舊制。“刻蕃酋之形”很容易讓我們想到突厥石人以及突厥殺人石，即所謂balbal的傳統，雖石雕技藝有高低精粗之別，列征服對象于墓前，文化精神卻是一致的。陵墓前立石雕戰馬，不見于中古及之前的草原文化，但漢代霍去病墓園的所謂“馬踏匈奴”，似乎算是昭陵“琢六駿之像”的一個華夏遠源。進入長城以南的內亞人群，在具備了足夠的施工條件以后，立即擁抱了華夏傳統的這一部分。《晉書·慕容儁載記》記前燕慕容儁專為慕容氏家傳名為“赭白”的駿馬鑄造銅像，“親為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的赫連夏石馬，有“大夏真興六年歲在甲子夏五月辛酉”刻銘，顯示雕造于赫連勃勃真興六年（424）。十六國時期這一銅一石二馬雕像，雖然都非為陵墓而造，但其強烈的政治性與紀念性（借用考古學和藝術史研究中的monumentality一詞）則是與“馬踏匈奴”及昭陵六駿前后一貫的。

        墓前立征服對象之群像，以及在陵墓前雕造生前坐騎，這兩種傳統匯聚到唐太宗的昭陵，就發揮出宋敏求所謂“以旌武功”的政治意義與加強歷史書寫的功能。有趣的是，這一中原新傳統后來又進入草原，形成文化交流的某種“交叉感染”。唐玄宗派工匠為闕特勤建墓園，即是仿唐朝制度，具體而微。只是在具有濃郁唐家氣息的闕特勤及毗伽可汗墓園之東，仍采用了超過千米的殺人石長列：一切足以加強汗庭統治榮耀的手段，他們都不會錯過，無論是古老的草原傳統，還是新輸入的唐家樣式。十六國以后的華夏社會特別是華北的華夏社會，經歷了極其復雜、微妙又深刻的文化轉型，內亞性的考察只是研究這一轉型的一個角度而已，但僅僅從這個角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問題異常復雜，任何單線條的描述都無助于問題的澄清。

        因此，我們在看到唐與內亞駿馬制名傳統有相似之處的同時，對二者間的相關也保持一點耐心，繼續思考，繼續考察。

        （本文原載于《文匯學人》2015年5月15日刊，原題為《昔日太宗拳毛騧——唐與突厥的駿馬制名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