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5月12日，美國猶太裔史學家彼得·蓋伊在紐約曼哈頓家中去世，享年91歲。彼得·蓋伊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知識分子和史學家之一。本文系彼得·蓋伊于2004年5月7日對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的成員及朋友發表的演說，不僅回憶了他人生的重要階段，也表達了治學態度。本文經世紀文景授權使用，有刪節。原題為《彼得·蓋伊：我的學思歷程》，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第一份教職教授的是公共法律和行政

        在我的生命中，曾有過兩次當難民的經驗。第一次的難民經驗，始于1939年春末，那時我與父母正計劃如何逃離納粹德國。這次的經驗，實在令人感到害怕。我們差一點就要失敗了。如果那次無法成功地投奔自由，那么我今天便無法站在此處與你們說話，請你們來聽我回顧自己的學思生涯。

        第二次的難民經驗，發生在1955—1956年的冬天，這次我欲逃離的地點則是哥倫比亞大學。自從博士畢業后，我便留在這間學校任教，長達八年之久。那一年，我從當時的公共法律和行政系（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Law and Government）轉至歷史系。當然，對我來說，這個轉變并不如前次攸關性命，但它卻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放逐”——如果這對我是個恰當的詞匯。而我今天的演講，便是以第一次的“難民”經驗為背景，來談論這第二次的“放逐”。

        我的第一份教職教授的是公共法律和行政，這是在我展開博士研究期間，修課之余所擔任的教學工作。那一年是1947年，我正在著手進行一項關于美國政府的研究，這研究讓人記住了不少有趣的事物。五年后，我的第一本書于1952年出版，《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這是我博士論文的增訂本。這本書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一個獎項，也收到不少好評。許久之后，我發現一篇登載在頭版的匿名評論（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還存在匿名評審的那個年代），書評作者想當然便為理查·托尼（R. H. Tawney，1880—1962，英國著名的經濟學、歷史學家。曾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學、牛津大學并擔任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然而，盡管我有這些學術成就，公共法律行政系的老教授們，卻很少愿意從底下的精英年輕學者中（當時這些年輕學者都是男性）提拔任何一位。最后，這些老教授憑著他們的智慧，決定讓一位年輕學者得到升遷機會，而我則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

        此后，一位歷史系的朋友，替我找到一個現代歐洲研究的空缺，邀請我加入他們。其后，當我進入歷史系工作時，認識了系上兩位成員： 理查·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美國歷史學家）。亨利·羅勃茲（Henry Roberts，1916—1972，美國歷史學家，專長為東歐史）。我很喜歡與他們相處的六年時光，兩位教授對于我的所著所言，影響至深。我深深覺得自己非常幸運，總是能夠結識益友。1941年，我在丹佛遇到了一群樂于接納我的美國人。隔年，至1943年，則遇見一位原本不大有可能認識的人，他是循道宗教派的牧師，哈維·普托夫（Harvey Potthoff，1911—2002，美國神學家，任教于位于丹佛的伊利夫神學院）。雖然他僅比我年長幾歲，但卻是我的一位重要老師。他在我于1943年初到美國之時，介紹一群和我志趣相投、多就讀于丹佛大學的學生與我認識。后來，他還引領我們進入貝多芬晚期弦樂四重奏作品（the late Beethoven Quarters，貝多芬于1825—1826所創作的六部弦樂四重奏作品，這也是貝多芬一生最后的作品）的曲弦之中。

在歷史系找到教職，就像是回家了一樣

        在1950年代中期，我的工作仍沒有著落，且在全美境內都無法找到職缺，或者，這可能是世界各國的學術圈競爭性問題。不過，無論如何，我終究在歷史系找到了教職，從此成為一位史學家。這份工作剛開始時，便讓我十分滿意。很快我感覺到，事業上的這種轉變，對我而言，就像是回到家了一樣。

        1955—1956年，就像是命運早已安排好般，我獲得了霍德獎學金（Hodder Fellowship，瑪麗·霍德[Mary MacKall Gwinn Hodder, 1860—1940]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她為獎勵具有潛力但尚未受到肯定的學者，以其遺產成立此獎學金。第一筆獎學金于1944年頒發，通常是一年一名。這份獎學金使我不需擔負任何外務，只需要發表一場演講，讓聽眾了解我那段時間的研究概況。這一年，我的知識興趣從德國的社會民主問題，轉移到啟蒙運動上。我有一個從未實現的計劃，就是要寫一部以“次要”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理論為主題的三部曲。所謂的“次要”政治思想家，并非指洛克或盧梭，而是如康德、伏爾泰、萊辛與休謨等作家。之所以稱他們為“次要”，只是因為他們并不是“純粹的”政治理論家。

        我在普林斯頓的那一年展開關于伏爾泰的研究，這或多或少有些意外。但我十分明白，關于伏爾泰的思想，需要用一部完整的專著來闡明。這本于1959年出版的書，書名簡單卻充滿自信：《伏爾泰的政治觀：現實主義詩人》（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我必須承認，我還蠻喜歡自己所有的出版品，不過，對于這本書，我還懷有一種特殊情感。因為這本書是在修正，或嘗試去修正時人對伏爾泰這位思想家的見解；再者，此書之撰述也讓我以最直接的方式，來熟習歷史研究的方法： 將自己“嵌入”歷史中。

        當我獲得哥大教職事宜確定之時，我個人所關心的議題，也不再僅限于伏爾泰政治思想的范疇。當時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擁有幾位著名的成員，尤其是帕爾默（Robert. Roswell Palmer），那時，他已經是位享譽國際的歐洲學研究專家，正在替他那本著名的歐洲史教科書（A History of Modern World）的第二版作修訂。這段時間，我和他走得很近。但在此我必須稍作補充一下，幾年后，當我于1969年，從哥大轉至耶魯大學，我們雖然在同一個系，見面的次數卻越來越少。畢竟，帕爾默不大欣賞我不斷宣揚與實踐的弗洛伊德主義（Freudianism），這對他而言是十分古怪的。

        回到1955—1956年，那段期間，除去對弗洛伊德的看法外，從其他許多方面來看，帕默爾還真是個反傳統的人，他甚至不會介意在午餐時間談論公事。他的這些特殊之處在那個時代成為一個話題，那些高尚的普林斯頓學者，以其不夠體面為由而排斥他。于是，我遂利用許多非正式的用餐時間來打擾他，我對他說：“鮑伯（即帕爾默），告訴我一些與歷史有關的事情吧。”確實，對于史學，我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而帕爾默則非常愿意引領我進入18世紀歐洲的謎題之中。

        那年冬天，我仍于普大潛心學習，鮑伯幫了我一個連他或我都無法想像的大忙。1956年，紐約歷史協會（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決定在該年年會上，利用一至二天的時間，專門討論一本美國史家的歐洲啟蒙運動之論著，那年恰為它出版的第25周年。當然，我所指的就是： 卡爾·貝克爾（Carl Lotus Becker）的《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這本書自1932年問世以來，便不斷再版，至今我們所使用的應該是第12或13版了。

        那年春天，我來到伊卡薩（Ithaca），在會議的上午場次提交論文。這篇文章引起了全場轟動，但說實在的，對這樣的結果我并不感到意外。午餐會議的主持人批評我的文章，下午場次的論文發表人，則花了三至四個小時來抨擊我，直到晚餐會議，那位主持人也和前人一樣，持續地批評我。現在，我猜你們可能想像的到，當時的這些評語，真是搞的我頭昏眼花。批評我論點者，各個都是學有專精，年歲長于我的學者。而我，畢竟只不過是一名史學的初學者。我必須承認，那些鋒銳言辭確實讓我感到些許緊張。盡管如此，當天深夜，我回想這些密集、激烈且異口同聲的批評，反倒增強了自己的信心。我提出的“異說”所招致的諸般輕蔑，其激發出的能量，只是讓我更加堅信自己正循著一條正確的道路前進。會議結束后，我帶著這種“不勞而獲”的自信心離開伊卡薩，而這股力量便足以支持我投入新的研究工作。

        之后，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投入啟蒙運動的研究中。在那本《伏爾泰的政治觀》出版后，我認為自己還未能做到一位18世紀思想研究者所該談的問題。這次，我計劃寫一篇長篇論文，大概有一百余頁。在不受注腳或參考書目的限制下，我得以完成自己在伏爾泰研究中才開始認真思考的一些修正性論點。但是，當我開始動筆后，遂發現了伏爾泰一些隱蔽、神秘的動機，這使我明白，此研究主題仍存有許多空白，若無近十年的時間來處理，我一個人絕對是分身乏術的。然而，當時在我的思緒里，流動著另一條智識細流，它與我當時正反復思索的那所謂的——“理性的時代”，一前一后地串聯起來。那就是： 精神分析學。

“構想能刺激我好奇心的歷史謎題”

        我從1950年代開始對弗洛伊德產生興趣，那時我認識一位年紀較長的同事： 諾伊曼（Franz Neumann，1900—1954，德國政治學家，專長為國家社會主義研究，一般被認為是聯邦德國現代政治科學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一位納粹德國的難民。他在一門三個人的小型討論課上，集中深入地閱讀精神分析學。其成員包括他的太太英吉（Inge Werner），與他們一位很親近的朋友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之中，最有趣的一位。

        從那時起，我便轉而直接閱讀弗洛伊德的學說。弗洛伊德對我的影響，還沒出現在我任何關于啟蒙運動的研究中，反倒是我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小書《魏瑪文化》（Weimar Culture）中，明顯流露出這位心理學大師對我的影響。這本書的其中一章，我稱之為“兒子的反叛”，次章則為“父親的復仇”。簡單來說，這是在威瑪共和底下的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此時，我已準備好要認真看待弗洛伊德的學說，看我能從他身上獲得怎樣的資源。1970年間，我在這方面獲得長足的進步。我前往西新英格蘭精神分析協會，接受他們完整且正式的精神分析課程的訓練。

        按照時間順序，話題再回到我的下一部作品。在我的啟蒙運動研究第二卷出版前一年，我先完成了《魏瑪文化》。這本書的寫作動機，其實是兩位哈佛的教授，伯納德·貝林（Bernard Bailyn）和唐納德·弗萊明（Donald Fleming）所交付的任務。當時，他們正著手編輯一套以希特勒政權下的流亡者為主題的書冊。其關懷的論題包括： 一眾流亡者對他們新家園的影響，以及新家園又如何反過來影響流亡者。兩位編者需要一篇長文作為導言，內容需與德國歷史的獨特性： 民主共和主義（democratic republicanism）的政治實驗有關。這份文字工作直接傳達給我一個訊息，而不是我主動想到的： 雖然我已醉心于18世紀思想史這塊領域達二十年之久，但現在我可以轉移這股熱情了。同時，這也顯示出精神分析法在我的思緒里，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從那時起，我便構想了其他更能刺激我好奇心的歷史謎題： 十九世紀的布爾喬亞、弗洛伊德、歷史寫作等課題。現在，我已經投入兩年的時間，追索著一條更為不同的歷史軌跡，且比先前所嘗試的更為困難，那就是： 現代主義（modernism）。我要對現代主義做出一個綜合性的研究，當然，目前還離完成的程度很遠。我希望能將諸如：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帕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還有其他人放入書中。當然，這樣的瘋狂構想，需要耗費相當長的時間來完成。2008年，我出版了一本《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 從波特萊爾到貝克特及其他人》（Modernism: the Lure of Heresy: from Baudelaire to Beckett and Beyond），應當是這個寫作計劃最后的成果。

一股想將事情如實呈現的熱情

        現在，你們也許想知道，當不斷改變自己關心的課題，這對我來說是否有何特殊意義？然而，假如在我所有的工作中，真有一條貫穿的思路，我認為那會是另外一條。這時候，請別考慮我第一本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書，該書寄托著我當時心中的政治關懷。此外，也別把那些應酬性的論文算進去，像是研究魏瑪共和的那篇。以我其他的作品而論，我認為，在我的史學寫作里，其一致性只有一種特點，那就是一股想將事情如實呈現的熱情。

        我對18世紀思想史的研究，最初是以充實自己知識的需求為出發點。那時，我在哥倫比亞學院教授一學年的政治思想史課程，這是“從柏拉圖到北約”（from Plato to NATO）課程之中的其中一門。我借由每一年重新講授該課程，來熟習過往的歷史：一場運動，或一個世紀，這些都是我應該要更深入了解的。這就是我開始關心18世紀的原因之一。我發現，關于這個時代的二手研究并不多，且其立論皆難以令人信服。那時候專攻18世紀歷史的法國學生，傾向將這片領域留給語言學專家、哲學家或法國文學的教授。關于那個時代的幾位主要的人物，如狄德羅、盧梭、霍爾巴赫與其他幾位人物，書市上有大量詳細且可參考的傳記。卻鮮有著作能將啟蒙時代置于我欲尋找的歷史脈絡中。在英語世界里，想當然，相關論著的主題都太過狹隘。若要舉出最受歡迎、最容易取閱的論著，那就是我先前提到的，貝克爾的《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

        而我新近關于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的著作，雖然與之前的作品有些不同，但是在本質上仍是密切相關的。在1984—1998年出版的這五冊，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標題： 《布爾喬亞經驗：從維多利亞到弗洛伊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這套書的論點替19世紀中產階級作了全面的辯護，但是我最初寫作的動機卻并非如此。大約在1970年，我與我的朋友韋布（Bob Webb）計劃合寫一本教科書。當我在撰寫關于19世紀末期的篇章時，這段時期的文化史引起了我的興趣。這是一個在繪畫、文學、建筑、詩作與戲劇各方面都出現劇烈變動的時代，這些作品也反映出，人們在面對工業化及政治民主化時的復雜反應。

那不受干擾的工作時光讓我感到快樂

        當我結束了自己對于“啟蒙運動”的探索后，我便決定要告別這個時代。而繼起的下一個世紀，在我看來，的確是一個適合重新出發的起點。我深知踏入一個全新領域的風險，特別是這塊領域已有許多優秀的作品，亦有許多人正在耕耘。但是，研究領域的轉變，以前就無法阻止我前進，現在自然也不會讓我卻步。布爾喬亞，在今日被認為是進入19世紀的關鍵。在此你們必須回想三十多年前，我正要投入《布爾喬亞的經驗》研究時的學術環境。自二戰結束后，社會史逐漸受到重視。因此，像是婦女、黑人、工人、革命人士等，都成為史家喜愛的主題。我并不否認，這幾個研究領域中許多優秀作品的價值。

        與大家的理解恰好相反，起初我并非意圖替布爾喬亞作任何辯護。這或許聽來不大可能，一開始，我只想要更全面地了解布爾喬亞。至于該如何開展，以及從何處著手，這是后來才需面對的問題。起初，我就明白，若沿用過去的研究框架，將是徒勞無功的。此外，正如先前所談的，我在選擇研究主題時，必定會同時考慮到精神分析理論對于人類欲望的解釋。我對精神分析的相關閱讀，引領我開始關注人類的性欲。這是我從精神分析訓練所得來的直接成果。與性欲既相近又敵對的侵略性（aggression），則是我第二個想到的主題。這些是我在1970到1971年時，盡最大努力所能達到的成果。

        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故事來替這場演講作結。有時，人們會指責我是一位工作狂。我必須承認這項指控，但是，在那不受干擾的工作時光中，我卻感到相當快樂。一般，那種將工作與娛樂區分開來的說法，并不完全適用于我。當然，我現在要做的，以及未來將要進行的研究工作，有時的確會強迫我去做一些“瑣事”（poor things）。例如，看看馬內，聆聽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走過由格羅佩斯（Walter Adolph Georg Gropius）所設計的建筑物，反復閱讀著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與伍爾芙（Virginia Woolf）的作品。有時候，我會這樣問自己：“這些算是工作嗎？”歌德在其自傳中，對讀者說了一段著名的警語： “一個人年輕時許下的愿望，將有可能在成年時實現。”這對我來說，從未是一個“問題”。在我有記憶的歲月里，我總希望自己能終其一生不斷地學習。而我也十分感激，因為命運替我做的所有安排，恰恰就是如此。

資料來源：韓承樺譯，”彼得?蓋伊的學思歷程”，收入陳建守主編，《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臺北：獨立作家，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