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半年，農業議題稀有地卷進了香港的社會議題，經歷近20年的僵局，香港農業的討論，正在突破食品安全的范疇。一切緣于政府去年發布的新界東北發展規劃與新農業政策，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激烈的鄉郊發展爭論。

        經歷對農業長年的冷漠，翻查一下數據，不難發現發展生產性農業以解決糧食自足的局限。今日香港還維持農業生產的耕地面積約734公頃，直接雇用了大概4400人，占勞動人口約0.12%，至2013年，7.76億港元的農業生產值，更只占香港生產總值的0.03%，從事農業者的平均收入，也只有一般行業的四分之一！ 本地蔬菜自給率，從60年代的60%，急降至2013年的1.9%，進口蔬菜中92%由內地供應。而麥米等主糧的自給率在香港基本上是零。 在這樣的現況下，政府何以會推出新的農業政策？社會各界又為什么如此關心本地農業的去向？

中港互動視角下的香港農業發展史

        回想從解放后至七十年代初的階段，香港作為一個華人城市，是中國境外一大戰略要地。中英政府在香港主權上之角力，造成各種治港政策的波動，食品供應作為生命的維系，自然也不例外。當時，英國政府為了減低香港對國內食品供應的依賴，采取積極干預的措施，確立香港本地農業政策，保證本地農產品供應的比率，一方面減少對進口的依賴，另一方面，位于香港北部的新界，作為主要的農業區，亦得以保留作為分隔與深圳河以北的軍事緩沖區。香港政府投入大量鄉村及農業基建，支持戰后新移民來港務農生活。并先后于1946年及1951年成立蔬菜統營處批發市場，以及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協助銷售本地生產的蔬菜。

        這樣的局面一直維持至八十年代初，其時，國內進入改革開放的初始，深圳特區首先成為市場經濟試驗的先驅。在其它配套還沒完善的情況下，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入門門檻較低，吸引了一筆源于香港農企的資金投入，開設供港菜場。同時，隨著中英就香港回歸談判之落實，英國政府亦開始放棄本地自足的政策，香港農業的歷史也自此改寫；以深圳特區（其后擴展至廣東各地）為供港新鮮農產品的橋頭，逐步取代本地的生產自供。八十年代中期，本地蔬菜生產量下跌至占全港食用量的三分之一，但以供應當時超過五百萬的人口來說則實不算少。

        這個新的供需局面，卻為香港的農業帶來兩個新的局面。此時，供港蔬菜已經嚴重沖擊本地生產，從政府政策層面，一是徹底改變以往自足的考慮，本地農業政策的主要目標變為被動地為香港農業尋找避開與供港蔬菜直接競爭的生存空間，包括推出為征收農地配合新市鎮發展的失地者而設的“農地復耕計劃”。另一方面，把握市民對本地蔬菜的情意結與信任，成立漁農處“信譽農場系統”，更為本地小農引進當時廣東還沒有生產進口的西菜品種，以及通過控制收成時間，趕于市場上“搶頭水”，最終達到維護本地小農的經營空間。

        另外一個十分有趣的后果，源于八十年代末爆發連串的供港蔬菜毒菜事件。隨著市場逐步開放，進口配額取消,短短幾年里，供港蔬菜比率大幅度提高，監督系統的完善一下子未及跟上，毒菜事件的出現因而催生了香港的有機農業，第一個有機農場遂于1989年底成立。這是一股當時風風火火的環保運動延續，依賴民間力量立足。隨著大陸制定供港新鮮農產品（蔬菜及魚等）之獨立標準及監督系統，由進出口檢驗檢疫局監督, 執行供港農場注冊系統以及一系列零污染或低污染的安全菜籃子行動，供港蔬菜安全性提高，香港的有機農業并未發展起來。

今日香港政府的農業政策引起爭議：關鍵在土地

        二十年后的今天，情況又改變了。香港的農業已經擺脫簡單的口糧意義，開始進入社會建設意義上的新年代；農業萌發“四生”的功能：除了生產及生態外，還有生活及生命。香港保留農業的意義，遠遠不只像過往只集中于替代供港蔬菜的討論。無疑，要返回昔日超過一半的高農業自給率還是遙不可及，但近年，伴隨有機農業進入社區后，揭開一幕有機生活運動、綠色運動的延伸，社會對農業的關注點隨之擴大，突破食品安全的框框，萌發各種社區支持農業、共同購買及社區經濟等另類經濟模式的探索。

        同時，世界各地出現“后現代主義”思潮，也是這股運動背后重要的支撐力量。不少人受到有關思潮的啟發，探求本地未來農業路向，紛紛建立“社區農場”， 透過實踐農業耕作，覓求生活的自主性。這批新一代農民希望把農業作為他們生活的一部份，除了要賺錢維生之外，還特別顧及人與自然的平衡、人際關系的建立及推動社區物質循環再用。他們以“共同福祉”為宗旨， 崇尚“以小為美”，向人提供健康的食品、工作和農村生活。這樣，在過去十多年里，一步一步喚起了更多人對香港農業的關心，培養社會人士對本地農業意義的重新思考。

        2000年初，一些大的農企對開發供港有機蔬菜躍躍欲試，因為其時國內有機市場還剛處于萌芽階段。香港政府當時積極推出支持本地有機農業發展的政策，結合民間力量，推出“有機耕作轉型計劃”，延續對本地農業生存空間的保護；同時，也積極投入各種支持本地有機蔬菜銷售的措施，包括成立有機認證機構（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與民間機構合作設立有機農墟，以及休閑農業推廣等。甚至還設立了農業外勞輸入制度，以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十年過去，直至2014年底香港政府再度推出新的農業政策，這次卻激起社會各界高度的爭議。

        所謂新農業政策，是香港食物及衛生局于去年12月發布的一份關于香港農業可持續發展政策的公眾咨詢文件。詳細列舉香港農業持續發展的益處，包括促進食品供應多樣化，為青年人提供發展事業機會，幫助食物供應鏈減少碳排放及鼓勵土地業權人利用農地進行生產、善用土地資源等。但是要獲得上述好處，先決條件是如何釋放大量荒置農地，使其重回農業生產的用途上。其中最為注目的是政府破天荒撥出約80公頃土地設立“農業園”，固定作為本地農業生產基地。

        這次新農業政策的定位，側重以追求高科技、規?；?、產業化，圖以企業帶動，鼓勵現代化與高科技的生產系統為核心。例如，內容提及“農業園”是要租給有意從事農業生產人土，試用新的耕種方法進行商業生產，并推廣應用先進科技，鼓勵本地農場采用現代化和多元化的生產方法。這種工業化農業生產模式，以利潤最大化為導向、以賺取利潤為核心。

        從實際條件來分析，新農業政策所提出的方向并不符合香港農業的實際：現時香港還剩約2500個農場，每個規模平均只有約5畝左右，主要以家庭式經營為主。雖然政府考慮成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提供財政支持以推動在農業生產應用科技的研究及開發、促進知識轉移、加強人才培訓、改善農業基建設施等。但基金數量極為有限，對推動香港農業只是杯水車薪。對于一些愿意在香港從事農業者而言，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不單是資金，而是尋找穩定和可靠的土地供應，而咨詢文件并無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未來香港的“有機農業”，可否作為一種低投入的社區建設計劃？

        在新農業政策推出翌日，香港《文匯報》推出題為“扶助農業發展，釋出農地建屋”的社論，正好道出政策背后的潛在原意——農民擔心的是政府向原住民購入80公頃土地設立“農業園”的背后意圖，其實只是用以安置“殘余農業”，為之后改變其他拋荒農地的用途鋪路，其目標并不是真心維護本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香港農業目前最大困局是“有地者不耕、想耕者無地”的現象。比起出租讓人務農，作為地主的原居民更愿意把土地拋荒，等待收購和發展，，免得收回土地發展時出現沖突。新一代的香港原居民，年輕時接受過英國政府的“利誘政策”到英國打工，淡化了對香港的“鄉土情”。反而是戰后扎根新界、從事農耕生產數十年的一批佃農，還抱著對土地的農情與農村生活的依戀。隨著老一輩原居民去世，佃農更難從新一代原居民手中租用農地耕種。

        土地是香港本地農業發展的癥結，亦有其歷史可循：回歸前英國政府力促香港經濟發展，推高地價的政策，結合開發新市鎮的壓力，并容許改變農地用途，造成大量農地濫用或拋荒等待升值發展的情況，紛紛吸引地產商收購囤積農地。查看政府的統計，香港從7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約有4000公頃的拋荒農地，如果恢復耕種，約足夠滿足現時25%的蔬菜本地自足率。

        支持香港發展本地農業的論點，是否過于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我想這并不一定。首先，應拓寬鄉郊發展的多元可能。社會運動者的立場則支持“農地農用”的基本概念，而綠派人士的觀點建立于鄉郊是人透過農與自然萬物構建的公共生活空間。歷史發展如果沒有農，便不會有人們的聚居，繼而不會有鄉的出現，所以它們本來就是一體的。

        從中港互動的角度看，今天國內的大城市，已紛紛設立其糧食自足政策，為香港訂下好的參照模范，隨著國內的經濟發展，糧食需求日益嚴峻。今天的供港蔬菜基地，越來越遠，從以往集中于廣東，到今日轉移至西南、西北及海南等遠程供港基地，從可持續性來說，耗費大量能源，生產過程亦會對當地的生態與傳統文化帶來破壞。香港更需要的，是發展符合生態原則，適切及低投入的社區農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