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飛（1912—1950），原名司徒傳，廣州出生，廣東開平人，抗日戰爭時期成長為軍旅攝影師，是《人民日報》的前身《抗敵報》和《解放軍畫報》的前身《晉察冀畫報》的創始人。1950年3月因精神失常射殺日本醫生津澤勝被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死刑，1986年5月平反，恢復了黨籍、軍籍。

        雖然沙飛的一生比較短暫，但是他的經歷卻很豐富。不過本文要講的是他的妻子王輝，她從一個普通職工走上了革命道路，輾轉在汕頭、重慶、延安、華北各地，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奉獻于新中國的建設，逝世于2005年，見證了波瀾壯闊的20世紀中國歷史。

抗戰八年，沙飛離家八年

        王輝1911年出生于香港，祖籍為廣東省潮安縣彩塘東里鄉。父親與好友開有一間洋行，全家九個孩子，二男七女。幾姐妹在基督教會辦的英華女校讀書，她們都喜歡唱歌、游泳、打球、看足球比賽，王輝還是排球隊的主攻手。后來，王輝放棄了基督教信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5年父親生意破產，又患了肺病，率全家回到故鄉。第二年父親去世，大哥、兩個姐姐、兩個妹妹也先后病逝，原本排行老四的王輝成了大姐，15歲的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她做過抽紗工、打字員，后經朋友介紹，到汕頭電臺工作。

        這個時期，沙飛在國民革命軍做電報員。1932年春，沙飛進駐國民政府交通部汕頭無線電臺，此臺商、軍兩用。沙飛脫下軍裝，領取較為豐厚的薪水，衣食無憂。沙飛很快與同在電臺工作的業務員王輝陷入愛河。1933年3月30日，他們登記結婚。

        蜜月旅行時他們買了一臺照相機，自此，沙飛與攝影結下了生死之緣。他們先回廣州，乘火車去香港，兩天后乘船去上海，還去了南京、蘇州、杭州等地，憑吊民族英雄岳飛及秋瑾，拍了岳飛墓，這是沙飛的第一幅攝影作品。

        1936年初，沙飛看到西方雜志關于奧匈帝國菲迪南大公遇刺的圖片報道，決定以報導攝影為終生事業，要用照相機記錄歷史。王輝對丈夫搞攝影很支持，經常從家里拿錢讓他去買更好的攝影器材。為了沖洗放大照片，沙飛專門在家里搞了個暗房，王輝經常幫他沖印。她是沙飛作品的第一個觀眾，看到丈夫的攝影水平越來越提高，她很高興。

        但是，當沙飛決定放棄工作專門搞攝影時，王輝堅決反對。她認為在電臺工作是正當職業，攝影只能是業余愛好，不能以此謀生。她對丈夫說，你可以不管我，不管兩個孩子，但你的父母、你的弟妹你要管。沙飛的父母也不贊成他專門搞攝影。然而他堅決要當攝影師，王輝只得讓步。隨后，沙飛向電臺請假，離開了汕頭。這時候是1936年8月，離抗戰全面爆發不到1年了。

        沙飛離開汕頭后，到了上海，結交了一批左翼人士，還給魯迅拍了照片，魯迅生前的最后留影就是他拍攝的。

        1936年底，沙飛前往廣州舉辦個人影展。

        在家人的勸說下，他曾短暫回家與王輝團聚，但是最后還是逃離了家庭。1937年初，沙飛前往廣西桂林。這一走，沙飛和王輝直到1945年才得以相聚，抗戰八年，這家人也分離了八年。

        到桂林不久，沙飛給王輝寫了一封信，說準備辦個人影展。幾星期后，他收到的卻是離婚要求：“希望你能盡快回到汕頭，否則我提出離婚。當初你我無條件結婚，現在也無條件離婚?！蓖踺x用離婚的方式逼迫沙飛回家也是萬不得己，因為1936年冬，王輝秘密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華南抗日義勇軍，她們家已是秘密工作站，丈夫名氣越大，對組織越不利。王輝以為書面提出離婚是個殺手锏，但是沙飛卻沒有回來，收到的是同意離婚的信。王輝了解他，一旦決定了什么就一定干到底，決不回頭。

戰火紛飛，一家四口分居三地

        抗戰全面爆發后，1937年8月王輝發起成立汕頭青年抗敵同志會，她還團結單位職員組織了電報局抗敵同志會。9月汕頭青抗會組成155師隨軍工作隊，王輝穿起軍裝、剪短頭發、扎起綁腿，到潮安、揭陽、普寧等縣，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動員工作。

        1938年初，王輝擔任青抗會婦女部長、中共潮汕中心縣委兼汕頭市婦女部長。5月，中共潮汕中心縣委機關搬到王輝家——汕頭市新馬路，方方、謝育才、李碧山、蘇惠等中共南委領導到汕頭，常住在她家。1938年底，王輝在報紙上看到了沙飛創辦《抗敵報》的消息，她知道沙飛已奔赴華北前線，參加了八路軍。她既高興，但又明白沙飛不會回家了。

        丈夫走后，王輝既要掙錢養家、照顧兩個孩子，又要參加抗日工作，忙不過來。1939年春，王輝帶上了兩個孩子去香港請示工作。在船上，大兒子淘氣被燙傷，所以香港保育院只收下了女兒。離港前，王輝囑托朋友吳偉機照顧兩個孩子，她說：“孩子的父親已去華北前線抗日，我隨時都有可能犧牲，如果我死了，請你幫我照顧兩個孩子?！痹趨莻C關照下，兒子傷好后也送進保育院。一家四口，分散三地。

        1939年6月22日凌晨，汕頭淪陷，王輝隨組織撤退。次年9月，王輝到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當會計。香港情況日緊，王輝擔心兩個孩子，年底吳偉機來信，說香港保育院已撤退到貴陽。12月王輝奉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經過貴陽時，她在一座被炸過的破樓里，見到了兩個孩子——7歲的司徒飛和5歲的司徒鷹。兄妹倆長時間逃難，骨瘦如柴、眼睛發炎、皮膚潰爛，已是寒冷的冬天，還沒穿棉衣，晚上睡覺沒有棉被。他們望著既陌生又面熟的女人發呆，她一把將兩個孩子拉過來，叫他們的乳名，他們才叫媽媽，母子3人失聲痛哭。

        王輝立即請示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李克農，要求組織將兩個孩子送往延安。因為身上帶有絕密賬本，王輝必須按規定時間離開貴陽，分手時，她流著淚對孩子說，你們會回到媽媽身邊的。12月底，王輝抵達重慶，不久孩子們隨貴陽交通站全體人員一起撤到了重慶。母親與孩子們終于團聚了。

        當時，王輝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擔任南方局會計兼出納，在機要、電臺所在的三樓辦公，其他人不能隨便進出。三樓的工作條件很艱苦，房間像鴿子籠，窗戶開在房頂上，陽光直射房里，夏天酷熱難當。周恩來每天晚上最后一個“節目”就是向黨中央發電報，又接收延安的指示。南方局錢的來源絕密，財務賬絕密，王輝的工作絕密。周恩來、董必武用錢都要在王輝那里支取，給她收條。每月終，她把賬結清，交周恩來的秘書童小鵬審核，然后把單據銷毀。她保管的現金數目相當大，周恩來再三囑咐王輝，錢來之不易，要絕對保密，如果暴露，就會追查迫害捐款人。

        但是王輝到南方局不久，就發生了皖南事變，南方局決定部分人員及家屬撤向延安。為了安全起見，大家使用了化名，王輝的兒子司徒飛改名王大力（即王達理），女兒司徒鷹改名王小力（即王笑利），后來王達理、王笑利到延安保小讀書。

        1942年下半年王輝患了肺結核，被安排到“周公館”養病，期間她的工作是住在周恩來、鄧穎超的房間，看管好住房兼辦公室，掌管保險柜的鑰匙，負責搜集有關華僑資料的報刊，寄往延安。王輝看到延安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的《抗戰中的八路軍》及沙飛主編的《晉察冀畫報》創刊號。華北前線的照片，有的署名沙飛，有的沒有署名或署其他名，但她知道，很多照片是他拍攝的。沙飛參加八路軍后，從沒給王輝寫過信，她惟一可以獲得沙飛消息的，就是通過看報紙。同處一個革命陣營，卻難以相見相認。

久別重逢：沙飛卻出事了

        1944年3月重慶辦事處接到中央通知，調部分同志到延安學習，王輝進了中央黨校三部學習，后轉到六部。在延安，她常向從晉察冀來的同學打聽沙飛的情況。當知道“沙飛已經加入了共產黨，還沒有結婚”時，她找了周恩來、鄧穎超，鄧大姐說應該恢復關系。以前，王輝從不跟孩子提及他們的父親，現在她高興地告訴他們，你們的爸爸叫沙飛，在華北前線晉察冀軍區搞攝影，是畫報社主任。孩子們高興極了。

        未滿12歲的王達理就此開始打聽父親的情況。一次到楊家嶺周恩來那里玩，鄧穎超拿出《晉察冀畫報》給孩子們看。達理一邊翻畫報，一邊自豪地對小朋友講自己的爸爸。阿毛告訴他，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正在周恩來辦公室，讓他馬上去找。他問聶司令員：“您認識沙飛嗎？”聶發現眼前這個穿灰布制服的年輕人長得挺像沙飛，以為是沙飛的弟弟，當聽到“我是沙飛的兒子”時，他愣了：“什么？沙飛有這么大的兒子？”于是，達理講了母親、自己及妹妹的情況。聶榮臻既驚訝又高興，隨后發了一封電報到晉察冀，沙飛表態說：“我愿意與她復婚！”離開政治部后，沙飛高興地騎著馬飛奔了十幾里。他知道，在自己內心深處，始終有她、有兩個孩子的位置，這也是離婚8年他仍然獨身的根本原因。

        不久，王輝看到了晉察冀來的電報，軍區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代表組織介紹沙飛的情況：政治上是共產黨員、工作是晉察冀畫報社主任、生活是未成家。沙飛的電報是：信收到，即帶飛兒來此。王輝懸著的一顆心終于放下了。她專門去安塞延安保小，把好消息告訴兩個孩子。不過，她要等黨校學習結束才能前去團聚。

        1945年6月王輝奉命調往晉察冀，途中要經過敵人的幾道封鎖線，她決定先不帶孩子。王輝在路上走了一個月，終于到達河北阜平，第一眼見到他，她覺得他老了，但眼睛還是那么明亮。她剛伸出手，已被丈夫擁在了懷里。兩人騎著一匹馬“回家”，一路上，沙飛問長問短。傍晚他們到了畫報社駐地阜平坊里村。

        久別重逢，一切語言都是多余的，一切痛苦都成了過去，他倆都不提那不愉快的一段，他們的感覺都是分別8年，而不是離婚8年。王輝留在畫報社負責財務工作，她與沙飛在坊里只生活了一個多月。戰亂年代，總是聚少離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畫報社與軍區指揮機關一起奉命向北平緊急進發，搶占大城市。沙飛帶領大家迅速北上張家口。王輝到張家口不久就調到晉察冀邊區銀行工作。她一星期回沙飛那里一次，畫報社有食堂，吃飯方便，兩個孩子于1945年底也到了張家口?？谷談倮?，一家四口也終于團聚了，又先后生了三個孩子。

        1948年5月，沙飛積勞成疾，在石家莊住院療養。1949年底，人民銀行調王輝到總行工作，她找了領導反映，希望把沙飛轉到北京醫治?？上н€沒來得及轉到北京，1949年12月15日，沙飛槍殺了為他治病的日本醫生。次年2月24日軍區黨委做出判處沙飛死刑的決定，并立即執行，而且直接由行刑人員埋葬了。王輝回憶說：“沙飛出事后，畫報社與銀行領導一起找我談話。我寫了一封信給聶榮臻、朱良才、張致祥，希望考慮沙飛的貢獻，對他從寬處理?！痪脧堉孪檎椅艺勗?，傳達處決沙飛的文件，還傳達了組織的3條決定：1.沙飛不是反革命；2.不牽連妻子；3.不歧視子女，組織負責撫養沙飛的孩子?！?/p>

        可是，當時王輝依舊怕自己和孩子們受牽連，提出了離婚；后來領導做了工作，她不想離了，但并未想到要撤回報告。當她被告知，離婚報告已批準時，只好無奈地接受了這個事實?？墒峭踺x的心，仍然與第一次“離婚”一樣，從未真正認為自己與沙飛已經離婚。

        1950年的中國，百廢待興，原本盼著可以家人團聚、共創美好生活，但是經此一事，王輝覺得自己都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樣度過的，幾乎要崩潰了。沙飛死的時候，她才38歲，帶著5個孩子，大兒子不滿17歲，小女兒剛滿1歲。后來，她兩次去石家莊出差，都去找沙飛的墓地，卻未能找到。

        1950年下半年，人民銀行派王輝去接收香港中國銀行，接收很順利。后來王輝調回廣州，先后任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經理、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等職。不過，王輝一直沒有與沙飛的父母聯系，她覺得無法面對他們。王達理1956年回廣州時，去看望了祖父祖母及叔叔姑姑們，還不敢告訴他們父親的死因，只說是病死的。直到60年代祖父母先后去世，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大兒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文革”中，當時有人貼大字報說王輝是反革命家屬，那真是一段艱難的歲月?！拔母铩焙?，王輝和子女們一起為沙飛平反的事四處奔波，個中辛酸也只有冷暖自知。

        2005年5月3日，王輝去世。子女們把母親的骨灰安葬在雙鳳山陵園父親塑像下的墓穴。父親的骨灰盒里放著剛出版的《沙飛攝影全集》、《我的父親沙飛》，及父親老戰友羅光達編著的《沙飛攝影集》等。告別之際，孩子們齊聲呼喚：“親愛的爸爸媽媽，你們在天國永遠相伴，我們愛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