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大選前一天，各家民意調查機構公布的結果都顯示，這將是英國二戰以來爭奪最激烈，結果最不確定的大選。所有的預測都告訴公眾準備迎接2010年之后的又一個 “無多數議會” (hung parliament), 考慮到各黨合縱連橫的不同可能性，卡梅倫和米利班德誰入駐唐寧街十號就更難確定。博彩公司有時比民調機構更精于預測，但這回從兩黨輸贏的賠率上似乎也比不出所以然。就連女王也還悠哉游哉地呆在溫莎，完全沒打算趕回白金漢宮例行授權新任首相的儀式，因為多黨組閣最少也要一周時間。

        大選當天，我家對面的酒吧是個投票站，五點以后熱鬧起來，下了班的人們三五成群去投票，有的還帶著孩子，我從窗口看出去，終究有點羨慕有點感動。幾周來從早到晚談論選舉的各家廣播和電視臺突然安靜下來 。根據英國傳播產業監管機構OFCOM的規定，投票期間，所有廣電平臺都必須停止討論選舉。紙媒不受此約束，但《衛報》網站上的讀者評論區有一條公示，請大家評論選舉動向時不要披露自己的選票，否則評論將被管理員移除。晚上十點投票站關閉后此規定則失效。一切都井然有序，合情合理，簡直要讓人忍不住贊美民主的細節了。

        晚間十點，出口民調(exit poll, 意指在票站出口訪問剛剛投票的人，通常認為最接近選舉的真實結果)的結果預測保守黨將得到至少329個席位，完全可以獨立組閣，卡梅倫稱這是從政二十年來“最甜蜜的勝利”；工黨總部的志愿者們看著電視屏幕驚恐地捂住了嘴；五年來聯合執政的自由民主黨更是潰不成軍。各大新聞網站的報道都稱這是令人震驚的結果 。次日，敗選的自由民主黨領袖克萊格，工黨領袖米利班德，及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吉先后引咎辭職, 有評論稱英國經歷了一場政治海嘯。英國民意調查委員會（British Polling Council，市場調研機構的行業協會）已經啟動獨立調查程序，要對此次數據的重大失誤一探究竟。

        但民調方法的改進只是技術枝節。被數據牽著鼻子走的競選策略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異化的表現——政客和政黨遵循市場營銷的邏輯吸引選民。更值得探究的問題是，為什么英國民眾雖然對2010年保守黨上臺后削減公共開支及社會福利多有不滿，卻并沒有選擇承諾保護公共服務、尋求分配公義的工黨？

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

        除了保守黨的意外勝利，本次選舉最大的贏家是分屬左右陣營的兩個民族主義政黨。蘇格蘭民族黨(SNP)在蘇格蘭的58個議席中獲得56個，將工黨幾十年的苦心經營打得落花流水。英國獨立黨(UKIP) 收獲三百萬張選票，占總票數的12%；但受到“得票多者勝”（first-past-the-post）規則限制，只拿到一個議席。心有不甘的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吉一面抨擊選舉制度，一面宣稱單從選民人數來看英國獨立黨已經算英國第三大黨。

        蘇格蘭民族黨在社會經濟政策上的主張與工黨十分接近，用蘇格蘭工黨領袖吉姆墨菲的話來說，蘇格蘭民族黨是在要求民族獨立的框架下抄襲了工黨的政綱。蘇格蘭選民本認同左翼社會民主議程，反感財政緊縮（austerity）及私有化；但如今他們的這些傾向，被吸納到了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對立框架中，蘇格蘭民族黨領袖斯特金給選民傳遞的信息就是，只有擺脫立足倫敦金融資本和威斯敏斯特精英政治的英格蘭，才有可能維系社會主義的蘇格蘭。

        在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爭取選民這點上，法拉吉的英國獨立黨在英格蘭的所為正與斯特金類似。獨立黨的政治主張可以歸結為一句話：一切都是移民的錯。選舉前的電視辯論中，不管被問及經濟還是國防，住房還是醫療，法拉吉的解決方案總是驚人的一致：只要離開歐盟，限制“低素質”移民，英國一定會走上繁榮之路。而這兩黨的不同之處在于：蘇格蘭民族黨相對完善的社會民主政綱，在蘇格蘭借助民族身份認同，獲得了跨階層的廣泛支持；而英國獨立黨借移民做替罪羊的說辭只能有效動員英格蘭的白人下層選民，而這部分人口單純從階級身份來看，本該是工黨的堅定支持者。

        審時度勢，保守黨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蘇格蘭各選區從工黨向蘇格蘭民族黨大舉投誠，不僅對保守黨議席并無直接威脅，反倒給卡梅倫提供了脅迫英格蘭選民的絕好借口。卡梅倫再三告誡選民：工黨失去了蘇格蘭，必將與同為左翼的蘇格蘭民族黨聯合組閣，到時英格蘭一定備受異族欺凌。事實證明這種恐嚇十分奏效，英格蘭中部十多個原本紅藍膠著的選區，最終幾乎完全落入保守黨囊中。

政治的媒介化

        談論英國大選，不能不提英國的報紙，不能不提默多克。英國電視臺受公共服務媒體的章程約束，不能在選舉期間有明顯偏向，英國報紙的政治立場則一向左右分明。早在1992年，保守黨黨魁約翰·梅杰出乎意料地以微弱優勢當選首相時，默多克旗下的《太陽報》就在頭版刊出大字標題“It’s the Sun wot won it (是太陽報贏了)”。這份英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自1979年以來每次選舉支持的政黨都成為最后的贏家（默多克與布萊爾非同尋常的關系值得另外討論）。本次大選，英國除了《衛報》之外的報紙無一例外地支持保守黨，就連一向被認為“自由中間派(liberal centre)”的《獨立報》也陣前倒戈，諸如“擋住紅色愛德（stop Red Ed）”之類妖魔化米利班德及工黨的新聞標題屢見不鮮。更值得玩味的是，《太陽報》在蘇格蘭力挺蘇格蘭民族黨, 在英格蘭支持保守黨，與卡梅倫的分化策略完美對應。

        除了對民意的直接影響，無孔不入的媒體也正重新塑造著民主政治的游戲規則，這就是很多政治傳播學者研討的“政治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當代社會，無論是公共事務的討論還是民主選舉的運行都離不開媒體的介入(mediation)。媒體自身的敘事邏輯(story telling logic), 技術邏輯(technology logic) 以及商業邏輯(commercial logic) 都滲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競選活動變得越來越像市場營銷。一方面，政客的個人形象是各黨最重要的品牌資產，也是競選團隊精心包裝的結果。劍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約翰·湯普遜甚至認為，西方成熟民主政治已經進入‘后意識形態’時期，政黨不再以階級為基礎，選民投票也不再以天然的階級認同為出發點，而是看重候選人的個人魅力、可信度以及具體政策。雖然圍繞本次大選的諸多“路線斗爭”表明，湯普遜關于意識形態終結的論斷為時過早，但媒介化的可見性(mediated visibility) 對選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較之圓滑善辯、媒體應對經驗豐富的卡梅倫，初出茅廬的米利班德很長一段時間在媒體上的形象都是略微尷尬呆板。距離投票的日子越近，就有越來越多的右翼媒體將卡梅倫與米利班德的大幅照片并列，追問選民‘你到底想要誰做首相’？

        另一方面，正如品牌營銷需要根據市場上其他同類產品的特質準確定位，任何一個政黨的競爭優勢/劣勢也和其他政黨結構性位置密不可分。今年大選前電視辯論的參與方，由2010年的三個增加到七個，大大提高了綠黨、英國獨立黨和蘇格蘭民族黨的可見度。有人稱本次英國大選為最擁擠的角逐，有人期待多黨聯合的“彩虹內閣”。而對于工黨來說，新的政治品牌站穩腳跟，就意味著選區的分化和選票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