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政治社會學講習班三天，由于個人興趣，對其中一場念念不忘——“帝國與民族：從羅曼諾夫王朝到蘇聯”。講授者是Liliana Riga，愛丁堡大學的人。

        在講演之初，她就提出，以20世紀兩次俄國革命（1918、1989）來說，都可以說是俄化的（但是在政治上是被疏離的）少數族群中產階級對俄羅斯帝國統治的挑戰。不過在前者，這些人使用的是普世價值學說（共產主義），在后者，他們則換成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這個說法馬上引起了聽眾的興趣。許多人都知道，在早期的布爾什維克中有大量的少數族群成員，最典型的就是一些積極支持革命的猶太人，比如托洛斯基。但是似乎很少人從他們的族群身份這個角度去想問題（托洛斯基傳里面壓根就沒提托的族群認同，大概是覺得不需要提）。

        她接著說，在一多元帝國之內，由于政治或文化排斥而處在邊緣地位的人群有的時候會采取普世主義立場，以便成為“中心”，有的時候他們搞民族主義，另立中心。那什么時候前者要比后者來得更有吸引力呢？

        她分各歷史階段講述了她的回答。

一、俄羅斯帝國時期

        1897年，俄羅斯帝國中只有40%是俄羅斯人，境內有130多個族群或民族（要注意，俄羅斯人并不是境內文明程度最高的族群）。Riga女士給我們展示了一塊五彩斑斕的畫，說這就是俄國的模型。它不是一個階級國家，各族群也并不自成一體。社會經濟地位根據財產、職位、地方、文化、族群等多種因素定。

        凡帝國，總會面臨一困境：要在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或者說一視同仁與區別對待）之間做取舍。對帝國統治者來說，是要分而治之（這就要隔離不同人群邊界），還是要通過文化均質化來追求社會團結（就是同化），就是一個問題。對俄帝國來說，由于其在地緣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更傾向于采取分而治之之策。

        Riga又出示了另外一場圖表，如下：

        上圖說明帝國政府對各人群根據不同的階級、地點進行區別對待。它在政治上的歧視是針對特定的社會地位群體的，而不針對特定階級、族群或宗教；它對城市—農村持不同態度。

        到了1880年代，沙皇俄國開始發現了自己的“俄羅斯”身份（這同亞歷山大二世到三世的轉變基本同步），這主要是為了吸引俄羅斯人的忠誠，開始強調要用俄羅斯文化同化其他族群。在其他族群那里，也有自愿同化發生（主要是在多族群聚居的城市地區）。這主要是因為：1）獲得上升空間；2）從地方上的族群政治緊張氣氛中掙脫出來；3）部分文化精英感覺自己族群日益"粗鄙化”（或“內卷”），而帝國那種海納百川的氣概確實也能吸引人。

        問題在于，同化并沒有減少或降低族群間的社會距離或沖突，因為帝國一方面強調同化，一方面也在繼續“隔離”，兩種政策時常相互矛盾。這樣，在資格與實質方面就存在差距。持有相同文化但仍然被人為排斥在政治邊緣的人，就成為對國家秩序不滿的爆炸源。比如俄化的少數族群知識分子。

二、布爾什維克

        猶太人、拉脫維亞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波蘭人與其他族群人員占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的三分之二。后來德國法西斯蔑稱俄國革命是“猶太-布爾什維克革命”，實為空穴來風。革命者的下層往往是俄羅斯農民或工人出身，革命者的中上層則多為少數族群的專業人員或知識分子。不惟布爾什維克如此，其他社會民主黨人（比如孟什維克）或立憲民主黨人，都有同樣的組成結構。

        Riga指出，俄國革命之來，不完全是激進的中產階級運動，也不完全是工業化造成的反資本主義浪潮所致，它同特定的社會位置有關。如上圖所示，由于帝國的不同對待，一般來說，俄羅斯農民工人+少數族群知識分子進入左派（少數族群知識分子是帝國統治的政治、文化代價的主要承擔者，而俄羅斯農民則是經濟上的主要承擔者），而俄羅斯部分中上層人士+少數族群農民則成為保皇派（或不為政治所動）。

        再補充說明一下，知識分子因為被俄化，也就處于兩頭不著落的地步，他們無法參與本族的政治動員，這也使得他們對全俄的政治運動更感興趣。至于俄羅斯人，他們的民族意識也并不強（大概緣由跟中國一樣吧，民族國家建設都遠未完成），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地位似乎更加敏感。這種包容性的帝國意識使得俄羅斯人接受了少數族群知識分子的加盟與主導。當然，這跟羅曼諾夫王朝的特性也有關，沙皇本人的德國血統很重，貴族們又在普遍講法語，普通俄羅斯人本來就對外族的領導者習以為常。

        因此，Riga給出了四點意見：

        1、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奠基在族群網絡和經驗之上的普世主義階級運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由于其世俗性、普世性，能夠吸引很多革命者。Riga認為，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主義思想恰恰是對正在瓦解多民族帝國的工業化浪潮的解毒劑。但是由于布爾什維克起源于這種奇特的結合，同時也就天然的帶有了族群含義。

        2、由于布爾什維克的集體主義色彩，布爾什維克就提供了一條各自不損失什么認同，但是又能實現一定的同化的道路。

        3、布爾什維克代表一個“更好的帝國”。知識分子們致力于一個世俗的、非民族的、普遍的、在地緣政治上穩定的、非殖民的多元國家，以反對那個在道德上萎縮、不寬容，在地緣政治上也不穩定和安全的追求“俄羅斯化”的沙俄國家（這是工業化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講，布爾什維克主義并沒有它看起來的那么富有革命性（它是對舊俄國多民族現狀和社會流動性的保護）。

        4、因此，某種“邊疆因素”在布爾什維克主義里起作用。

三、蘇聯

        當蘇聯建立之后，我們可以觀察到蘇聯有一系列反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宣示，它向反方向推進了去中心化、去俄羅斯化的政策。蘇聯的這套東西被Terry Martin稱為“積極性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這些政策是怎么幫助少數族群進行民族構建的，由于是常識，此處就不再贅述了。

        但是當蘇聯宣稱建設成功社會主義的時候，危機也就隨之而來，大家現在都是無產階級了（沒有敵人，那么內部分野又再度明顯起來）。

        1930年代意味著對1920年代的反動，布爾什維克開始驅逐在敏感地點被懷疑受到外國不良影響的少數族群（比如伏爾加河一帶的德國人、克里米亞的韃靼人等）。

        這種轉變，部分是由于黨的組成人員的變化。在內戰時期，大量的俄羅斯底層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到了1920年代末期，黨的中央委員會已經俄羅斯化和無產階級化。這是因為黨的階級敘事導致它要把俄羅斯人和無產階級引入黨的領導圈子（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是因為布爾什維克也不得不幫助俄羅斯人進行民族建設——其他族群在蘇聯框架下進行民族構建，不可忽視的是，這個框架也幫助俄羅斯人進行自己的民族構建——從而把自己也俄羅斯化了）。

        到了1950年代，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俄羅斯化的力量——俄語終于正式變成了各族群的通訊語言。

四、總結

        所以布爾什維克實踐，在Riga女士的眼中，是一次逃脫其多元帝國命運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