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月8日是二戰歐洲勝利日。作為二戰策源地以及戰敗國，并且今年適逢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德國政界和民眾如何面對這個重要紀念日，又是如何反思納粹歷史的？

        2015年5月6日，德國總統高克來到德國北威州東北部小城施洛斯霍爾特-施圖肯布羅克，在納粹德國一個主要戰俘營舊址發表了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主旨演講。高克在演講中說，紀念活動是為了反思戰爭中犯下的最大罪行之一：幾百萬蘇聯紅軍在德國戰俘營中死亡，或是病死，或是餓死，或是被殺。

        國家元首到戰俘營舊址紀念二戰，這在德國前所未有；領導人公開高調承認二戰中蘇軍遭受德軍迫害這一事實并進行謝罪，在德國更屬首次。

        作為德國國家元首，高克的最新演講為德國反思戰爭罪行又掃除了一個歷史盲區。德國政界和普通民眾對待自己歷史的態度值得世人敬佩和反思。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對德國勃蘭特基金會副主席貝恩德?羅特爾的專訪，該基金會以曾經擔任德國總理的維利?勃蘭特之名命名。

        1970年12月7日，波蘭華沙，天氣又濕又冷。

        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迎來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他向紀念碑獻上花圈后，肅穆垂首，突然雙腿下跪，10秒，20秒，30秒……在場的人以及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都在屏息注視這震撼人心的一幕，這是他們首次目擊一國總理在他國紀念碑前下跪長達半分鐘。

        目睹這一切的德國《明鏡》周刊記者赫爾曼?施賴伯（Hermann Schreiber）寫道：“如果這個人現在決定要穿過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并且下跪，那很清楚的一點是，他不是為了自己在那里下跪的。要知道，他無需為這些罪行負責，在那些年月里他甚至不在那里。現在這個無需下跪的人下跪了，為了那些需要下跪但卻沒有在那里下跪的所有人，因為那些人不敢或者不能這么做。所以他承認了一個他并不必要承擔的罪名，他請求一個他本人并不需要的寬恕。他在那里為了德國下跪。”

        勃蘭特是社會民主黨人，也是一位反法西斯戰士，在納粹統治期間到挪威進行抵抗斗爭。 “盡管我很早就離開德國，盡管我從來沒有支持過希特勒，但用句委婉的話說，不能排除我應負一定的責任，或者稱為連帶責任。……我們應該自問：希特勒為什么能掌權?應該回答這個問題，這不僅因為有千百萬人愚蠢地追隨他，而且還因為其他的人都未能制止他。”

        勃蘭特的“華沙之跪”讓德國儼然成為對待歷史的楷模，然而，在戰后的漫長歲月中，德國對歷史的態度并非始終如一，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復雜而痛苦的過程。

        德國維利?勃蘭特基金會副主席貝恩德?羅特爾（Bernd Rother）告訴記者，德國社會對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的認知變化，是與代際變化平行的。1945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會感覺到被盟國解放了。這一切直到1960年代才開始改變，那時，1945年后出生的一代開始進入公共舞臺。而一直到1985年二戰結束40年后，聯邦總統魏茨澤克才在一次演講中首次談到了解放。

        在戰爭結束70年后的今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強調，德國對納粹在二戰期間犯下的罪行負有“特殊責任”，不能簡單地與歷史“撇清干系”。默克爾在每周講話中說：“不能給歷史劃上一條線。我們看見，在希臘和歐洲其他國家（就歷史問題）有爭論。對于納粹時代德國的所作所為以及給其他國家造成的持久傷害，我們有特殊責任以保持警醒、敏感和意識。我強烈支持這一點。”

貝恩德?羅特爾（Bernd Rother）博士

勃蘭特的下跪是整個20世紀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澎湃新聞：今年是二戰結束70周年，如何面對歷史再次成為焦點。回首當年，勃蘭特為什么要在波蘭下跪？

        貝恩德?羅特爾：在好幾個場合，勃蘭特自己解釋說，“當語言無法表達感受時”，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舉動。他下跪是要表達他對猶太人遭遇大屠殺的的悲痛以及恥辱感，同時以德國政府首腦的身份來展示他的人民負有的責任，請求猶太人的原諒。盡管他是為數不多的積極與希特勒作斗爭的德國人，但他依然這么做了。在華沙，他以德國國家代表的身份佇立和下跪。

        澎湃新聞：勃蘭特下跪在波蘭、德國以及歐洲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貝恩德?羅特爾：波蘭是批評的，他們更希望看到勃蘭特在無名烈士紀念碑前下跪。但如今，在波蘭和德國以及其他地方，勃蘭特下跪都被認為是整個20世紀最重要的象征之一。

        澎湃新聞：但是，在《明鏡》周刊1970年的民意調查顯示，有60%左右的受訪者認為勃蘭特沒有資格下跪。當時的調查表明，41%的受訪者認為下跪舉動是合適的，48%的人認為是太過分了，剩下11%沒有表態。換言之59%的人并不認同下跪舉動。 為什么勃蘭特的舉動在德國國內也引起了反對？

        貝恩德?羅特爾：當時，勃蘭特的“東方政策”引發了激烈的爭議，支持他的人僅稍占多數，大批人持反對態度。而且，他的這一姿態勾起了很多德國人對過去的羞恥回憶，當時他們支持過希特勒。

整個德國民族都要為納粹負道義上的責任

        澎湃新聞：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在下跪的同一天與波蘭簽署了《德波協定》，不過這一協定似乎被勃蘭特下跪的瞬間所掩蓋。這個協定到底有何意義？

        貝恩德?羅特爾：在這一條約中，西德杜絕了使用武力改變邊界的任何努力。盡管這并不新鮮（沒有任何一屆聯邦德國政府試圖通過發動戰爭來重新獲得東部省份，那些地方現在屬于波蘭），但對波蘭人民來說，把這些作為一個國際條約白紙黑字地寫出來非常重要。這等于是西德政府的官方宣示：它接受了希特勒發動的戰爭的后果。

        澎湃新聞：勃蘭特和社民黨在推動德國人對歷史認知的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貝恩德?羅特爾：在西德，從1960年代開始的正視過去犯罪行為的運動更多的是一種草根運動。勃蘭特對這一社會變化做出的最重要貢獻是，他的經歷讓人們記住了抵抗納粹的德國人。

        澎湃新聞：對德國人來說，罪責和責任有怎樣不同的含義？

        貝恩德?羅特爾：罪責（guilt）指的是一個個體所犯下的，每個積極參與納粹罪行的人都是有罪的（guilty），而整個德國民族都要為納粹以德國名義的所作所為負道義上的責任（responsibility）。

 今天，大部分德國人都對盟軍充滿感激

        澎湃新聞：1945年5月8日，納粹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5月8日這一天，到底是德國人的失敗日，還是解放日？

        貝恩德?羅特爾：很多德國人將這一天視為失敗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視之為解放日。不過，這一觀點已經發生了改變。往回看的話，今天絕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一天帶來了自由，至少為德國西部帶來了自由。

        澎湃新聞：這一認知經歷了哪些變化？

        貝恩德?羅特爾：德國社會對5月8日的認知變化是與代際變化平行的。1945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會感覺到被盟國解放了，這些人包括政治對手、遭到種族迫害的德國人、曾經支持過納粹但在戰爭結束之前就與納粹斷絕關系的人。對于大多數德國人來說，這是一種混合的情感：從戰爭和災難中幸存下來的喜悅，輸掉戰爭的悲哀，在缺乏食物和廢墟環繞（至少在城鎮里是這樣）下生活的渴望，對一個很不確定的未來的恐懼。

        這一切直到1960年代才開始改變，那時，1945年后出生的一代開始進入公共舞臺。逐漸，越來越多的德國人意識到，也開始承認，他們的國家在1945年5月8日被從一個暴君手中解放出來，即使另一個專制政權很快又在東德建立。轉折點是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戰爭結束40周年時發表的演講。在演講中，德國人民的最高代表首次談到了解放，盡管他也提到在1945年只有很少人認同這個觀點。今天，大部分德國人都對盟軍充滿感激，因為他們把這個國家從德國歷史上最可恥的政權手中解放出來。

        澎湃新聞：即使魏茨澤克在1985年發表了你提到的著名演講，但隨后為什么又發生了“歷史學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這一爭論改變了什么？

        貝恩德?羅特爾：“歷史學家之爭”是試圖把斯大林主義和納粹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甚至主張因為斯大林的罪行早于希特勒的罪行，因此前者可以被認為是造成大屠殺的原因。這一辯論的結果是承認了大屠殺的獨特性。

        澎湃新聞：德語有一個著名的有關歷史的詞語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有什么含義？

        貝恩德?羅特爾：意思是不隱瞞、遺忘過去，積極面對1933年到1945年間發生的一切，以及這一切為何發生。而且，與這個詞后半部分的含義（Bew?ltigung的意思是完成、結束）相反，它意味著這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還會持續好幾代人。

大多數德國人堅持“謀殺罪的時效性永遠存在”

        澎湃新聞：今年4月，93歲的前奧斯威辛集中營軍官奧斯卡?格倫寧出庭受審，他被指控為至少30萬起謀殺案的從犯。他聲稱：“毫無疑問，在道義上我的行為讓自己成了共謀。”但同時，他也說，在法律上他是否有罪，需要法官來決定。對于他所說的“道義上的共謀”和“法律上有罪”，德國人是怎么反應的？

        貝恩德?羅特爾：奧斯卡?格倫寧被指控參與了一個謀殺猶太人的系統。他承認自己道義上有罪，不管他的這一說法足以說服我們應該停止對其執行法律，還是會引發高度爭議，看起來大多數德國人還是堅持“謀殺罪的時效性永遠存在” （murder never prescribes）的法律規定。（記者注：《德國刑法典》第78條、第79條詳細規定了各種犯罪的追訴時效和執行時效，其中就規定重罪[謀殺]不受追訴時效的限制，終身自由刑的執行不受時效期間的限制。不過，這一規定的得來并不容易。《德國刑法典》本來規定謀殺罪的訴訟時效為20年。從戰爭結束的1945年算起，理論上到1965年就再也無法起訴納粹戰犯了。而隨著戰后德國人對納粹時期罪行態度的變化，從1960年開始，經過激烈的辯論，聯邦議會逐漸決定廢除謀殺罪訴訟時效的法律規定。1979年，聯邦德國政府徹底取消了對于追究納粹分子謀殺罪的訴訟有效期的時限，這就意味著，至少從理論上說，隨時隨地都可以對納粹時期的暴力犯罪加以制裁，即使這類犯罪是事后很長時間才被發現的。）

        澎湃新聞：2015年是二戰結束70周年，但歷史問題又成了口水仗。波蘭外長格熱戈日?謝蒂納今年1月稱“烏克蘭士兵”70年前解放了奧斯威辛集中營而不是蘇聯紅軍，俄羅斯指責其“愚弄歷史”。4月，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詹姆斯?科米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提及二戰時期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他說：“那些兇手及其幫兇，包括（納粹）德國、波蘭、匈牙利以及其他國家。它們認為，自己沒有做壞事。它們說服自己，那（屠殺）是正確的，是必須做的事。”波蘭駐美大使抗議其 “歪曲歷史”，稱波蘭本身也是受害者。歷史是否成為現實政治的工具？或者說，歷史本身就是現實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貝恩德?羅特爾：這兩種說法都是對的。利用（或者濫用）歷史服務于政治其實是人類的一種常態。同時，很顯然，所有的政治都有歷史，沒有不源于歷史的現實政治。處理這一問題的最好方式是對那些公然歪曲歷史的案例進行譴責（在這一點上，歷史學家要做很多貢獻），然后在公民社會里促成公開的討論。